中国三农：现代化中的贡献与牺牲

三农之所以是问题，在于它向国家的工业化作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没有对海外掠夺的可能，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被人打而懂得自己要工业化，而工业化又没有条件按西方的方式去海外掠夺资源，只能对内提取原始积累。只要进入工业化，就绕不开原始积累，中国原始积累不能对外，就只能对三农。^[1]

——温铁军

2006年，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枚特殊的邮票，这张面值80分、印有大大的一个“税”字的邮票被用来纪念中国农业税的全面终结。农业税这项延续了2 600多年之久的税种被取消，无疑有着重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自古以来，中国历朝历代都要依靠农业赋税来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而今这项税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9亿多农民直接受益，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

2004年9月，胡锦涛首次提出关于“两个趋向”的重要判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的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自此，中国总体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发展阶段。在农业税被取消的同时，国家财政也逐年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2011年，国家涉农支出首次超过万亿元，农业项目也成为中央财政经费支出最大的板块之一。

与工业与服务业相比，农业是弱质产业。为了提高农民收入，世界各国尝试了多种方式，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到提升农业技术，再到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然而普遍性规律显示，农产品数量大大提升背后，农民的收入却未见有相匹配的增加幅度，相反，总产量的增加经常带来农民收入的减少，这就是“谷贱伤农”现象。经济学家把农业增产不增收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农产品的两个基本特性。一是收入弹性低。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小于1，指的是当消费者的全部消费支出增加1%时，他们对农产品的支出增加幅度却要小于1%，也就是说消费者收入的增加并不会带动农产品消费相应增多。二是价格弹性低，指的是当农产品供给增加时，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下降很多。因此即使农民获得丰收，收入也往往不会增加。环顾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农业发展历程，无论是北美、欧洲还是日本，都普遍存在着大量的政府补贴，即使是在土地资源异常丰裕的国家，如美国、巴西等，如果没有政府补贴，这些国家的农民想要达到城市的平均收入也是非常困难的。

农业的天然弱质性，要求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须补贴三农，以实现工农平衡、城乡平衡，这是世界普遍存在的规律性现象。中国“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背后是国家综合实力的稳步提升，2004年的中国已经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财政实力的不断充盈为出台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细细揣摩字眼就不难发现“反哺”的特殊含义，在到达这个重要历史节点之前，三农为工业化及城市化所代表的中国现代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对三农的贡献与牺牲进行历史梳理与小结，无疑是理解与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由起点。

重工业导向下的三农制度调整

1949年，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发展道路的重大抉择，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农业国如何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从而实现民族的自主独立与国富民强，这成为摆在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面前的现实挑战。最终，毛泽东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非均衡战略，同时在经济体制上全盘苏化，模仿甚至是照搬了苏联式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这个脱胎于复杂国内、国际环境下的道路抉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内外环境多方角力与平衡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的构想并非是直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设想。这个受到孙中山民主主义纲领影响的《新民主主义论》提出，中国经济应由三部分组成： 一是“官僚资本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由国家经营管理，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二是“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经济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三是关于三农的部分，“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现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把土地变为农民的私产”。毛泽东强调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道路，绝不是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但也并非是像苏联或者东欧国家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而是根据基本国情，创造性地、务实地提出第三条道路。^[2]1949年9月，由毛泽东直接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延续了这个构想，正式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及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意识到中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和贫困国之一，需要借助外部的力量推动工业化进程，包括资金、技术、人才，还有出口市场，需要充分利用国际资源与市场，通过与发达国家的贸易来换取相应地资源、技术、设备和产品。因此，当时的中共中央还提出了外资政策，即对外国企业和外国投资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希望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接受外国投资，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数据显示，1950年中国的贸易伙伴主要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贸易额占到了总出口额的2/3。^[3]然而好景不长，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场由苏联背后支持、中国被动参与的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既定发展道路。1950年12月，美国宣布禁止一切美国货物和船只进入中国，1951年5月联合国通过对中国实行禁运，自此中国不得不将外贸重点转向苏联和东欧^[4]。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领导人的道路发展抉择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苏联东欧国家之间摇摆的话，那么朝鲜战争的爆发让天平彻底倒向了后者。

1949年年底到1950年年初，毛泽东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苏联之行，这让他有机会近距离考察苏联的国有化、集体化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苏联在1929年之前也曾是一个极度贫困落后的农业国，然而，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只用了短短的两个五年计划就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和国防体系。到1938年，苏联已经拥有9 000多个现代化工业企业，从一个农业国迅速跻身世界工业强国之列，按工业产品产量计算，苏联甚至已经超越所有的欧洲工业化国家，仅次于美国。苏联工业化的奇迹对踌躇满志的毛泽东充满了诱惑力，在美苏对抗、外部环境日趋紧张的国际大背景下，苏联的成功经验绘就了一张现成的工业化蓝图。“没有强大的国防，就要挨打，要想有强大的国防，就要有强大的军事工业，要想有强大的军事工业，就必须有强大的重工业。”^[5]苏联工业化的成功经验，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让毛泽东迅速做出战略转变。毛泽东曾预判，世界大战大体上10—15年打不起来，中国需要紧紧地抓住这个窗口期，建立起自己的重工业及国防体系。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与落后农业国家的现实无疑是一对显著的矛盾。从世界主要工业国发展经验来看，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从农业、轻工业到重工业的自然演进过程，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还辅之以海外的殖民掠夺，为重工业积累了原始资金。林毅夫曾总结重工业优先发展与落后农业国要素禀赋的矛盾，他指出重工业有三个基本特性，一是建设周期长，二是重工业机器设备必须依靠进口，三是重工业项目投入大。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家也有三个特性，第一是农业剩余少，支持工业发展的资金就少；第二是可供出口的产品少，外汇自然少，外汇价格、汇率非常高；第三是资金分散，难以动员集中。^[6]林毅夫指出重工业的三个特性与农业国家三个特性的冲突与矛盾决定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办法建立周期很长、需要依靠大量进口技术设备、一次性投资规划很大的重工业项目，发展战略目标与现有资源禀赋的矛盾决定了国家必须采用非常规的特殊手段来破解难题。在林毅夫看来，中国后来施行的宏观上扭曲价格信号、行政上计划配置资源、微观上剥夺企业自主权的“三位一体”的配套措施表面上看是缺乏理性，但其本质乃是“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从国家所有的角度来看，为了保证资源的最大动员以及剩余的最大化以投资于政府要优先发展的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7]。这种制度安排的结果必然是以中国贫弱的三农作为代价，挤占本来就不多的农业剩余。胡鞍钢曾分析毛泽东的战略考量，他认为“对于毛泽东来说，权衡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毛泽东更倾向于国家安全；权衡工业发展与农业发展，他更倾向于工业发展；权衡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他更倾向于城市发展；权衡市民利益与农民利益，他更倾向于市民利益”^[8]。在政治决策民主化风气依然流行的1953年，党外人士梁漱溟曾与毛泽东就重工业化展开激烈公开的争论，梁漱溟为农民陈情：“中国穷，要与民休戚，搞工业化哪里来的资金？国家建设重点在工业，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再搞工业化农民的负担会大为加重，活不下去了。”^[9]毛泽东则从国家大计出发，认为农民的牺牲是为了整体与长远的利益考虑，是小仁让位大仁的表现，“有人(指梁漱溟)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然而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国主义是大仁政。”^[10]

为了更好地推进“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方针，1953年，中央开始在农村地区施行“统购统销”政策。时任财政部长的陈云意识到，如果按市场价格收购农产品来支持城市重工业，政府就无法保障农产品是低价格，农民会将产品卖给出价更高的民营企业，因此政府只有通过消灭民营企业，同时以垄断的“低买低卖”的方式才能保障城市一直以低价格获取农产品。^[11]刚开始，统购统销只涉及粮食和棉花，很快这种垄断性控制开始囊括所有的农产品。统销统购在严格控制农产品价格的同时，也降低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民用于休息的时间增多，农产品产量开始减少。此外，为了对接这么多散户，政府需要付出较大的对接成本，因此，统一生产、统一管理的农村公社化运动呼之欲出。人民公社于1958年8月出现，短短3个月时间就推广覆盖了全国99%的农民。集体化的劳作方式在经济学上因其规模性优势，短期内生产总量得到了提高，不过很快，由于激励不足，粮食产量迅速下跌。重工业是一个典型的排斥劳动的产业，创造就业的机会非常有限，因此城市无法容纳新的乡村移民，为了养活高昂的重工业以及这个行业不多的劳动力，1953年，中央出台城乡隔绝的户籍制度，严格限制人口自由流动。

以上的种种制度安排，在今天看来似乎缺乏理性，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却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扭曲式制度的无奈安排，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制度安排将所有的农民集中起来，一起生产，扣除必要的余粮后，以统购统销的方式，保障城市及重工业发展的需要，甚至用于对外出口或者还债，以换取重工业的技术与装备进口。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撤走专家，逼迫中国限期还债。据有关文献记载，中国欠苏联各项借款及利息共计14亿600万新卢布(折合人民币52亿元)，按照协议，这些外债应于1965年前全部还清。在毛泽东的要求下，中国最终了只用了4年的时间还清了债务，而还款的形式以宝贵的农产品和苏联急需的稀有矿产品为主。

到1978年，中国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比重在国民经济总量中高达75%，且门类齐全。20世纪60年代原子弹爆炸成功，20世纪70年代卫星上天，国防力量和航天工业跃居世界第三位，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用短短的20年时间完成了发达国家百年的历程。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赞叹说：“中国终于以世界上6个最大的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如果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标准来看，中国的成绩不可谓不斐然，然而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大的，大量的农民在困难时期生活极其艰苦，全国73.3%的劳动力依然还在农业部门，超过1亿人(占全国总人口10%以上)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温铁军在总结中国三农问题时一针见血：“三农之所以是问题，在于它向国家的工业化作了巨大的贡献。中国没有对海外掠夺的可能，它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被人打而懂得自己要工业化，而工业化又没有条件按西方的方式去海外掠夺资源，只能对内提取原始积累。只要进入工业化，就绕不开原始积累，中国原始积累不能对外，就只能对三农。”

钱、人、地

三农对于推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作出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廉价劳动力和土地资源三个方面。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在谈及乡村振兴时指出：“强化钱、人、地三要素的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而“钱、人、地”所代表的资本、劳动力及土地正是中国三农在长时间支持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所流淌出的“血液”，乡村振兴的关键也在于让这些宝贵的“血液”重新回流。

工农产品“剪刀差”这个历史课本中的专用词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其所指的是工农产品在交换过程中，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由这种不等价交换形成的剪刀状差距。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农产品交易缺乏市场化的机制，所以这种价值的“剪刀差”并不容易被人所察觉。改革开放以后，工农产品“剪刀差”的量化问题也一直是很多学者关注的课题之一。由于采用的理论依据、测算方法及口径等不同，不同学者对于“剪刀差”的计算结果也不尽相同，但大多数测算结果都显示，1953—1978年农民以“剪刀差”的方式平均每年为国家工业化建设贡献的资金在200亿—300亿元之间。^[12]这个数字在今天看起来并不大，但只要和当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相比，分量自然显示出来，1953年国家财政收入只有213亿元，而到1978年这个数字才刚刚突破千亿元。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才取消“统购统销”，粮食价格才逐步实现市场化，“剪刀差”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长期的巨量的资本支持，而这项隐蔽的贡献并不容易为大众所察觉。

改革开放后，城乡劳动力流动限制逐步放松，廉价的劳动力取代“剪刀差”成为三农支撑城市经济发展的新动力。1983年，农民工数量只有200万人，而25年后的2018年这个数字达到了惊人的2.8亿人。在学术圈，学者们对农民工之于国民经济发展贡献的量化研究主要聚焦农民工为工业化、城镇化节省的资本总量。据人民大学教授孔祥智的研究报告显示，由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远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劳动时间大大高于城镇职工，且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企业往往不予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等因素，使得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以工资差额的方式为城镇经济发展节省的成本达到8.5万亿元，以社保缺位的方式节省成本3.1万亿元，两项共计金额11.6万亿元。^[13]海量的廉价劳动力，是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根本性支柱，没有这项优势，中国也无法成为全球资本的洼地，经济腾飞也就无从谈起。

土地是另外一项三农支援工业化与城镇化的重要资源。根据陈锡文等人的研究，从1961—2001年的40年里，国家共征地4 530.2万亩，从1983年后，年均征地规模都在110万亩以上，土地作为农民安身立命的根本，牺牲不可谓不大。^[14]然而，我国征收土地的补偿标准长期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往往以土地的农业用途价格作为标准，而土地改变用途之后发生的增值部分并没有流入农民的口袋。城镇化带来的土地征收及强制拆迁，继而引发的官民冲突与矛盾正成为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暴力的一个重要源头，其引发的广泛的舆论批评，也在促使中央及地方政府不断修正征地补偿价格机制、完善征地流程。根据有关研究，1978—2001年间，国家通过地价“剪刀差”为城市建设积累了至少2万亿元的资金。^[15]2000年以后，土地成为地方政府财政的收入主要来源，这个数字还在不断膨胀。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金达5 587亿元，而2017年这个数字快速扩张10倍达到了5.1万亿元。显性的土地财政现象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然而无论是学界还是媒体圈都对土地财政普遍持负面态度。对土地财政的批评主要聚焦在三点： 一是地方政府追求土地出让的冲动持续推高房价，高企房企让中产阶级苟延残喘，让农民工等低收入人群“想做房奴而不可得”。青年作家韩寒曾批评高房价扼杀青年人梦想，绑架普通民众幸福，甚至激进地呼吁“房地产先垮掉，年轻人才会有幸福”^[16]。二是暴力拆迁持续制造官民冲突，农民失去生存依靠又难以获得合理的补偿。三是土地财政收入不稳定，很难纳入科学的预算管理，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往往起到较大作用，因此带来的城市建设的主观性常会引发负面议论。然而，还有一部分声音试图为土地财政正名，厦门规划局原局长赵燕菁指出土地财政的本质是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模式，市政、道路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投资巨大，而中国土地财政的收入相当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大大地推进了城市化建设进程。^[17]贺雪峰则进一步明确中国城市基础建设主要依靠土地财政收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大概占到全部土地财政收入的70%，甚至更多。^[18]除了基础设施的投入，土地财政的收入还保证了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正是因为土地财政的充裕，使得地方政府有条件以极低价格出让工业用地，催生出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从而构建出“地生钱—钱促进城市发展—城市扩大、美化、竞争力增强—城市进一步扩大—再征地生钱—再发展扩大城市……”的良性闭环。土地征用过程中的“涨价归公”使得土地增值收益上交地方政府，但正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土地食利集团，相反，这部分收入为中国经济、为外来资本提供了较好的赢利基础与环境，大大地提升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使得中国有条件加速城镇化进程，推动经济起飞——土地财政也是“中国模式”的隐秘核心之一。

“三留”人群的苦涩

2009年，中国农民工这个群像首次作为封面人物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后者赞叹中国农民工这支庞大的迁徙大军为中国经济腾飞、带动全球走出金融风暴所发挥的巨大贡献。每年春节，超过30亿人次的劳动大军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迁徙，其规模之大，相当于将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总人口搬一次家。春运是一次情感的大熔炉，它混合着一年辛勤劳作后的疲惫、期盼家庭团圆的激动与雀跃、舟车劳顿的艰辛，以及甜蜜团聚后别离的忧伤与无奈。春运描绘出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流动图景，也夹杂着古老又现代的中国最难言的时代滋味。

在中国这场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并不为媒体广泛报道的群体，这个群体与艰辛坎坷的农民工群体一样，饱尝着生活的无奈与苦涩，他们就是驻守在中国农村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统称“三留”人群。失血的农村犹如一根被“切开的血管”，在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分割现状之下，一边是城市务工人员在生存压力下的艰辛与坎坷，另一边则是他们留守在农村的家人同样沉重而苦涩的生活现实。不论是去城里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还是留守乡村的儿童、妇女和老人，都同样背负着巨大的生活与身心压力。

留守儿童长期缺乏父母照顾，在生活中面临生活无保、学业失助、品行失端等成长风险。根据教育部的数据统计，2013年中国留守儿童的数量有6 000万人。^[19]留守妇女常常要承受“劳动强度高”“精神负担重”“缺乏安全感”这三座大山，同时夫妻生活的缺位也使得婚姻存在较大隐患。据有关数据统计，2017年中国留守妇女的数量高达4 700万人，相当于整个韩国的人口。子女的外出使留守老人缺少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农业生产、照看孙辈、人情往来等往往都压在了留守老人的肩头，使得老人生活处境难上加难，根据民政部的数据统计，2016年中国留守老人数量还有1 600万人左右。

人们很容易把矛头对准城乡二元结构，批评其是导致中国城乡问题的罪魁祸首。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城乡二元结构已经从一个“剥削型”结构转向“保护型”结构。贺雪峰指出：“维持保护型的城乡二元机构，使得广大农民在市场经济中进可攻退可守，不仅对农民的利益保障意义重大，而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结构的弹性，对农村的社会稳定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的价值。”^[20]据温铁军等人的研究，1949年后历次的危机表明，广大的农村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的蓄水池与现代化的稳定器，当城市危机爆发时，巨量的农民工群体像潮水一般退回农村，农村像一张巨大的海绵将这汹涌的潮水完美地吸纳，将危机的冲击力降至最低，而当危机过去，劳动力潮水重新回归城市，完成危机的有效拆解。(www.xing528.com)

加快农民工的户籍化一直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着重发力点，农民工与“三留”人员的进城落户进程也一直在稳步推进。然而，从长期来看，我国依然面临大国崛起的多种外部风险，“修昔底德陷阱”^[21]似乎难以避免。全球经济脱实向虚、泛金融化的趋势愈发明显，“三年一次小危机，十年一次大危机”，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不断加快，愈发开放的中国面临着外部危机输入的长期性挑战。在中国经济仍然处于爬坡向上的关键阶段，在现有财力难以维持全民兜底保障的现状下，决策者绝不会激进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而是逐步削弱二元结构的“剥削性”，强化其对三农的保护功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农村这个中国劳动力的最大蓄水池功能仍然会得到不断加固，其应对现代化危机的防护网作用也会得到不断加强。

当全世界都为中国的快速现代化而惊叹之余，很少人能意识到三农在背后所作的贡献与牺牲。世界工业化、城镇化的一般规律昭示，当中国不具备先发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掠夺资源、转嫁危机的能力时，只能以农业资源来支持工业优先。

三农的困境实则是现代化之殇，理解三农困境的来由，理解三农为中国现代化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无疑是推进乡村振兴工作的必由起点。

【注释】

[1]参见《对话温铁军： 三农问题与中国道路》，《中国投资》杂志社邀请温铁军对话三农，新浪财经2013年11月8日。

[2]胡鞍钢： 《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9页。

[3]同上，第134页。

[4]同上。

[5]林毅夫： 《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6]林毅夫： 《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页。

[7]同上，第80页。

[8]胡鞍钢： 《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2页。

[9]胡乔木：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22页。

[10]林蕴晖等： 《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0—364页。

[11]林毅夫： 《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1页。

[12]孔祥智、何安华：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分析》，载于《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9期。

[13]孔祥智、何安华：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农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分析》，载于《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9期。

[14]陈锡文、赵阳、罗丹： 《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92页。

[15]陈锡文： 《资源配置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农村经济》2004年第1期。

[16]参见韩寒在厦门大学的演讲《城市让生活更糟糕》。

[17]赵燕菁： 《土地财政： 历史、逻辑与抉择》，搜狐财经，2014年。

[18]贺雪峰： 《地权的逻辑Ⅱ——地权变革的真相与谬误》，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19]参见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2013年。

[20]林辉煌、贺雪峰：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从“剥削型”到“保护型”》，载于《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21]“修昔底德陷阱”，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此说法源自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他认为，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