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书学历史 | 甲骨文与毛笔 | 中国书学史

（公元前一七六五年至公元前一一二二年计六四四年）

商代书学，已甚发达，书法之可得而考者，首推甲骨文。甲骨文，清光绪二十五年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之殷墟，又于民国二十一年在侯家庄发掘殷代陵墓，获大龟七版，更为可贵。考古者竞起研究，学书者争相临摹，而甲骨文学，几代碑帖学之席矣。所可惜者，稀世之宝，为外人捆载而去，且著有专书，我国学者尚多借镜，亦可耻可憾之事也。自甲骨文之发现，于书学之收获殊多，据《中国艺术论丛》董作宾《殷人之书与契》，及《田野考古报告》董作宾《安阳侯家庄出土之甲骨文字》二篇所载，从甲骨上字画之刻漏处，发见其先书后刻，而刻字则先直后横；从刻漏之画，发见朱书与墨书，因得窥见三千年前之真迹，诚幸事也。董氏且证明书写之工具为毛笔，甲骨文字大者如拇指，小者如蝇头，非毛笔不能书，董氏之说，自属可信。且日人编印之《书道全集》附有《中国书道史》，亦有铜器铭乃用毛笔写而后刻之说：笔墨且流行于三千年之前。则伍缉之《从征记云》：鲁国孔子庙中，石砚一枚，制甚古朴，认为孔子之物，亦可信也。甲骨为殷代之卜辞，字先书而后刻，刻后又施朱墨，精心涂饰，使其色泽灿烂，则其力求美观可知；不然，铁笔一挥，即可琳琅满目矣。董氏且将殷代书法分为五期：第一期，自盘庚至武丁，约有百年，书法雄伟，其书家有韦、亘、永、宾；第二期，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书法谨饬，其书家有旅、大、行、即；第三期，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书法颓靡，此期书者，皆未署名；第四期，自武乙至文丁，约十七年，书法劲峭，其书家有狄；第五期，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严整，其书家有泳、黄。董氏见甲骨文多，故能言之如此。而甲骨文之书籍，出版日众，自《铁云藏龟》以下，指不胜屈。容媛《金石书录目》，民国二十五年出版，所收亦有四十五种，且印刷之术，后来居上。好书者，道若大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无烦缕述也。

商代鼎彝，以年代较远，存于今者，当不及周代之多。宋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其书以绍兴十四年刻，所收虽有夏器二，商器二百零九，周器二百五十三，秦器五，汉器四十二：共五百十一器；除夏器不可靠外，商器亦多为周器。张抡《绍兴内府古器评》，所载商器七十七，周器九十。其余张廷济之《清仪阁集古款识》，陈介祺之《东武刘氏款识》，钱坫之《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容庚之《武英殿彝器图录》等所收亦寥寥无几；况殷器未尽有铭，即有铭，亦多仅一二字。杨慎《金石古文》，曾载商鼎铭云“嗛嗛之德，不足就也。不可以矜，而只取忧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不能为膏，而只离其咎也”三十五字。比干墓铜铭“右林左泉，后冈前道。万世之灵，兹焉是宝”十六字，但不知有无实据。故欲研究殷代之书学，仍以甲骨文为康庄，而钟鼎文辅之也。商周二代之器，最易混淆，鉴别名家，亦每棘手，陈彬龢译大村西崖著《中国美术史》云：“庚辛癸子孙举木田中非等字，或为当时帝王之名，或纪年代先后之序；更有立戈、横戈、禾斧、矢车、兕龙、虎兽之形，及人之持戈戟旂刀干等之款识，殆为商器之特征。”又云：“铭文中之人名有祖乙小乙武乙天乙等字者，亦可断为商器。”然《绍兴内府古器评》云：“世人但知十干为商号，遇款识有十干者，皆归之商，误矣。如周召公尊曰：‘王大召公之族，作父乙宝尊彝’，而谓之商器可乎？盖父者，所以尊称，乙者，乃其名耳。而太公望再世有乙公得，得之子曰癸公慈母，然则此言父乙者，岂癸公为其家庙而作耶？”观此，则遇有以十干名之器，又当审慎鉴定，勿孟浪认为商器也。(www.xing528.com)

商代书家，除甲骨文中所见之史官外，尚有务光。韦续《墨薮》云：“殷汤时仙人务光，作倒薤书，今薤叶篆是也。”事无可征，姑附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