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抽象法：研究经济规律的关键

客观世界各个不同领域的对象的性质以及规律发生作用的形式的特点，决定了科学研究方法的特点。如自然物质对象的性质及其规律作用的精确表现形式，决定了自然科学中除了那种最抽象的规律、原理、法则，如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的基本原理而外，其他涉及自然物质许许多多的个别领域、个别方面的规律，均可以借助直观而发现或用实验手段加以测定出来，因而在自然科学领域中，实验的方法乃是发现规律或者说起码是发现那些不属于高度抽象规律范围的许许多多规律的有效工具。但是要发现经济规律，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是无能为力的，社会生产关系领域中这种通过大量偶然性、迂回曲折性表现出来的内在必然性与规律性，则只能通过科学抽象法来发现。只有运用逻辑思维的抽象力，舍去经济关系中的种种外在的与偶然的因素，在纯粹的形态上进行分析与考察，才能抽取与揭示出经济关系变化与运动的规律。

不懂得科学抽象法和缺乏抽象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形态的经济规律面前，显示出了他们知识的浅薄，他们不能剔除呈现在人们眼目中的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偶然性的外观，以显示出和把握住它的必然性的内容，他们就只能对复杂的、充满变易性的经济运动的进程作自然主义的描述，在事物的“表象中兜圈子”，从而把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动当作是杂乱无章的，甚至根本否认有规律的存在。

例如，在对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认识上，自从古典政治经济学达到在资产阶级的视野所能允许的最高科学界限以后，一直是每况愈下的。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李嘉图利用抽象法已经区分了价格与价值，并且把价值归结为商品生产中耗费的人类劳动，论证了按照价值交换是商品经济的规律。对价值概念的抽象，并把价值概念作为基本范畴和作为基本线索来贯穿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是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的重大贡献。它表现出李嘉图卓越的抽象思维能力。但是李嘉图的方法是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它缺乏辩证逻辑和区分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不懂得经济规律要通过偶然性的现象形式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因而，它不能把市场价格在对价值的不断背离中的趋向与接近价值，提高到价值规律的必然表现形式与实现机制上来认识，反而有意无意地把它当作是价值规律的违反。正是在认识与对待价值规律上的形而上学立场，使李嘉图把投于有机构成不同部门的资本要取得平均利润，从而商品要按照生产价格出售当作是价值规律的违反，这就使他不能在理论上坚定地坚持劳动价值理论。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在方法论上摒斥科学抽象，从而停留在市场的表象上，把可以看见或感知的价格现象认为是真实的存在，而把抽象的价值概念说成是人们主观思维的产物，是一个“假设”，并且根本否认有价值规律。不少庸俗经济学家一方面宣扬价值虚无论，一方面致力于攻击马克思的价值概念，说价值完全不能说明实际生活中的价格范畴，说《资本论》第一卷的劳动价值论与第三卷的生产价格理论存在矛盾，甚至说价值概念是马克思的德国的思维方式所强加于实际的，是莫须有之物。洛里亚就说：“价值不外是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相交换的比例，所以单是商品的总价值这个观念，就已经是荒谬的，是胡说……”^[80]他实际上宣扬“每一个商品有多少种价格，就有多少种价值”^[81]。桑巴特在攻击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概念时认为：“价值在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关系中不会表现出来，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意识中是不存在的；它不是经验上的事实，而是思想上、逻辑上的事实。”^[82]施米特也说：价值规律是“为说明实际交换过程而提出的科学假说”^[83]。甚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伯因斯坦也重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些滥言，说价值纯然是“主观的虚构”。

20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的越发深化，在理论上越加庸俗化的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显示出他们的轻视抽象思维和力图取消价格概念的实用倾向。用物量的数学关系的分析取代生产关系的抽象的理论分析，用关于均衡价格决定的公式与模式的设计与推导，来代替以价值概念为基础的对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研究与分析，业已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中流行的方法。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中掀起的一次关于《资本论》中的“转形问题”的大讨论，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就通过商品中劳动投入的烦琐的数学计算，以卖弄他们的博学和他们使用的数学分析工具与方法的“先进”。而这一场讨论的主题却在于攻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如萨缪尔森就大肆宣扬“‘价值’计算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是毫无结果的混乱”^[84]。

价值范畴乃是一个极其抽象的政治经济学范畴，李嘉图曾经说：在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中，造成错误和分歧意见最多的，莫过于有关价值一词的含糊观念”^[85]。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对价值范畴作出了种种说明，但是并未达到科学的理解。马克思说：“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在这方面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86]马克思将认识价值范畴的科学内涵的艰难，归之于运用抽象力的困难。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87]西方庸俗经济学中所以流行着用价格概念来取代价值概念和用价格决定的范畴来代替价值规律的思潮，固然是出于特定的政治上的需要：掩盖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关系。但它还有其认识论上的根源，即西方经济学变本加厉地摒弃了抽象法和取消了对生产关系的理论分析；变本加厉地采用了庸俗的在表象上兜圈子的方法。

第一，在商品经济中，价格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供求变动而变动的，对这种市场价格的决定，有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与两种不同的价格决定。但价格决定的唯一因素是价值。马克思说：“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要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要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来进行考察。”^[88]马克思就是通过抽象出一个纯粹的交换，从而揭示了商品价格决定于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律，一种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的纯粹的交换价格的决定的规律。马克思说：“商品流通就它只引起商品价值的形式变换来说，在现象纯粹地进行的情况下，就只引起等价物的交换。”^[89]“商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90]

第二，舍象了短期的价格决定而考察一个长期的价格决定。在商品经济中，就某一个短时期来说，市场商品总会表现为供大于求或是供不应求，因而短时期内的价格就会表现为价格高于价值或低于价值。显然，这是在干扰性因素起作用下的价格决定，而不是价格决定的本质与规律。因为，就一个较长时期来说，这些干扰因素就会互相抵消。“因为这些不平衡会彼此接连不断地发生，所以它们会由它们的相反的方向，由它们互相之间的矛盾而互相平衡。这样，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它们的不平衡会这样接连发生，——而且偏离到一个方向的结果，会引起另一个方向相反的偏离，——以致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91]因此，马克思就舍象了短期的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而着眼于考察长期的价格决定，发现与揭示了长时期内的交换中价格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价值的规律性。马克思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把价格还原为价值的思维抽象方法的意义时说“这种还原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消，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规则。这个规则是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92]。

第三，舍象个别的价格决定而考察大量的价格决定。在商品经济中，由于竞争与生产无政府规律的作用，个别生产者拥有的生产条件与面对的市场条件总是不相同的，有的人商品供过于求，有的人商品供不应求，从而有的商品抬价出售，有的降价以售。因而，对个别的价格决定（这里指短时期的）来说，价格与价值的一致往往是一种偶然性，而价格的背离价值却是一种常规。显然，这种个别的短时期的价格决定，只不过是一种表象，而不是价格决定的本质。马克思阐明了在大量的商品交换中，个别生产者的商品价格的上涨与下跌总是互相抵消的，从而使客观的价格决定显示出与价值相一致的规律性。马克思在论述利润平均化使有机构成不同的部门有的生产价格高于价值而另一些则低于价值时，他从各个部门的总商品的价值的角度，论证了商品生产价值总和与价格总和的一致。他说：“如果把社会当作一切生产部门的总体来看，社会本身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等于它们的价值的总和。”^[93]可见马克思采用宏观的分析方法，着眼于商品交换的大量现象，发现与揭示了价格决定于价值的规律。

列宁精辟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使用抽象法从日常的、大量的、偶然的交换关系中，概括出价值规律的理论认识的过程。“既然价格是交换关系，那就必然会了解在个别的交换关系同经常的交换关系之间，在偶然的交换关系同大量的交换关系之间，在暂时的交换关系同长时间的交换关系之间所存在的区别。既然如此（无疑是如此），我们就必然要从偶然的和个别的交换关系提升到稳固的和大量的交换关系，从价格提升到价值。”^[94]

总之，马克思对商品交换及其价格决定所采取的纯粹形态的分析、从长时期着眼的分析以及宏观的分析等研究方法，正是运用价值理论中科学抽象法的体现。由于运用了这一科学的方法，才使人们有可能排除商品交换中的许多干扰因素与偶然性，透过各种使人迷惑的现象与假象而发现与揭示调节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价格决定的隐蔽的“内在规律”——价值规律。

列宁指出：“价格是价值规律的表现。价值是价格的规律，即价格现象的概括表现。”^[95]从价格中“提升”（如列宁所论述）与抽象出价值概念与价值规律正是运用抽象思维来分析商品交换的科学成果。古典学派解体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庸俗化的重要表现是取消价值概念和否认价值规律。在庸俗经济学的视野中，只有变易不定的价格而没有稳定的价值，他们以实际交换关系中价格背离价值为理由来取消价值概念和否认价值规律。洛里亚就是借交换价值与价值的不一致而否认价值概念，他说：“任何一个稍有点理智的经济学家都不会，而且将来也不会去研究这样一种价值，商品既不按照它来出售，也不能按照它来出售。”^[96]萨缪尔森也说：“竞争价格比率与物化劳动量是不一致的”，他宣称马克思的价格概念只不过是他使用的“黑格尔的方法”的产物，认为它对于理论分析是“不必要的，只能令人困惑，最好放弃它”^[97]。当代西方庸俗经济学所以越来越陷入价值虚无论的泥潭，从方法论说，由于它是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停留于市场的表象上，缺乏抽象思维能力。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这里将指出庸人和庸俗经济学家的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是怎样产生的：由于反映在他们头脑里的始终只是各种关系的直接表现形式，而不是它们的内在联系。情况如果真象后面说的这样，那么还要科学做什么呢？”^[98]

西方庸俗经济学家以日常市场交换中价格的变动不居，特别是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更加复杂的价格形式——包括垄断价格的各种形式及一般竞争价格形式——为借口来否认价值概念，用价格对价值的偏离来否认价值规律的客观存在，他们想建立一个没有价值论的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情况表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危机的深化。像萨缪尔森这样的西方经济学家，他们出于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的目的，变本加厉地采用了在表象上兜圈子的方法。例如在价值决定问题上，他们一方面不厌其烦地设计各种各样的精巧的价格决定方程式和数学模式，另一方面，他们千方百计地攻击劳动价值论，甚至主张取消价值概念，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抽象法说成是黑格尔式的“主观虚构”。实际上，他们一点也不懂得，从变动不居的价格现象概括出的价值概念乃是政治经济学科学理论的重要开端，抽象的价值概念的形成，标志着人们的认识深入到交换价值的里层，把握到了价格决定的内在的本质与规律。正如列宁所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99]恩格斯在评论把价值规律看作是简单的虚构的错误观点时也指出：这“涉及从现实观点来看的一切概念。……这两者，即一个事物的概念和它的现实，就象两条渐近线一样，一齐向前延伸，彼此不断接近，但是永远不会相交”^[100]。尽管就每一件具体的现实的交换关系与价格确定来说，它与按照价值交换的要求还不是完全一致或许永远不会一致，但是借助价值概念与价值规律，人们都能在市场价格不断变动的迷宫中，发现一切商品价格与价值不断接近、不断契合的必然性，因而作为马克思使用的科学抽象法所确立的价值概念，并不是离现实更远，而是从理论上把握住了商品生产关系的本质联系，从而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原理。而某些西方经济学家宣扬的所谓不需要价值概念的价格决定理论和没有价值论的现代政治经济学，只不过是把对事物表面联系的支离破碎的描述，说成最新科学罢了。

【注释】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

[4]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

[7]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8～190页。

[8]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88～190页。

[9]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1页。

[10]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263页。

[1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2页。

[17]《列宁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41页。

[1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8页注（92）。

[20]《资本论》第1版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

[2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6页。

[22]卢森贝认为《资本论》第一篇的商品，是“简单商品生产者社会”的商品，从商品开始“这种理论体系是符合历史进程的；商品、货币在历史上都是先于资本。”见《资本论》注释第17页。

[23]列宁：《卡尔·马克思》，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86页。

[24]这里指狭义的“物质性”，就广义来说，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可以称之为物质的生产关系。

[2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4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55页。

[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556页。

[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24页。

[3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8页。

[31]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页。

[32]巴加图利亚：《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07页。

[33]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

[34]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5页。

[35]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6页。

[36]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0页。

[37]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0页。

[3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0页。

[3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2页。

[4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3页。

[41]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学，反映事物的本质的抽象概念与具体的概念，德文为Begriff，英文是notion，二者是不同的，可以说是不同层次的抽象概念。

[42]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0页。

[43]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74页。

[4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09页。(www.xing528.com)

[4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页。

[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页。

[47]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3～124页。

[48]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9页。

[4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7页。

[50]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3页。

[5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9页。

[5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9页。

[5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8页。

[54]《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57页。

[5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8页。

[5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1页。

[57]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7页。

[58]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5页。

[5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页。

[60]《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114页。

[61]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2页。

[62]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0页。

[63]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24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

[65]《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57页。

[66]《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57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页。

[6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1页。

[7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58页。

[7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61页。

[7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3页。

[7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81页。

[7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95页。

[75]《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525页。

[76]约翰·斯特拉彻：《现代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93页。

[77]约翰·斯特拉彻：《现代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92页。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2页。

[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07页。

[8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09页。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10页。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11～1012页。

[8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13页。

[84]《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问题》，美国《经济文献季刊》1971年第6期。

[85]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9页。

[8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7页。

[8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8页。

[8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12页。

[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0页。

[9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0～181页。

[9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12页。

[9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89页注（37）。

[9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79页。

[94]《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95～196页。

[95]《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94页。

[9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06页。

[97]《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问题》，美国《经济文献季刊》1971年第6期。

[98]《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219页。

[99]《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81页。

[10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