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发展的书院藏书事业：阅读与教育的未来之路

元代虽为弯弓射雕的蒙古贵族政权所统治，但对先进的汉族文明尤其是书院制度，基本上采取的是保护扶植的政策，程朱理学受到推崇并正式成为官方哲学，书院之设“几遍天下”。据统计，有元一代建复书院之数达到四百零六所之多，密集地区仍在江南，但总体分布上呈现北移西进之势，北京、河北、山西、陕西、云南、贵州等原来书院较少甚至没有的地区，书院也渐渐多了起来，而且成为当地颇受关注的学术文化中心。^[10]与此相适应，书院的藏书事业也在宋代的基础上得到了继续发展，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而且藏书规模甚大，制度化、正规化建设成绩突出，成为整个元代藏书事业中最闪亮的一点。

元代书院藏书事业的发展，大致可以武宗时代（1308～ 1311）为断，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恢复调整为主，后期以发展进步为特点。

尚在元政权建立之前，在与南宋的征战中，蒙古贵族就对南方的书院及其学术灵魂程朱之学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太宗窝阔台七年（1235）六月，蒙古皇子率兵南下攻宋，令行中书省事杨惟中等随军在江淮、荆门一带俘获名儒数十人，搜集大量图书典籍北还燕京，并于十二、十三年间创建太极书院，院中主祀理学开山祖周敦颐，配以程颍、程颐、张载、杨时、游酢、朱熹等理学名臣，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理学名著于壁间。聘请江陵名儒赵复主讲，令北方儒者王粹佐助，择“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从其讲益问学。赵复学崇程朱，作《传道图》、《伊洛发挥》、《师友图》、《希贤录》等，阐发理学传承、学旨和范围。门下百余人，其中许衡、郝经、刘因、窦默及杨惟中、姚枢等皆有名于世。史称北方知理学自此始。院中藏书皆从南方北运而来，郝经在《太极书院记》中只称“贮江淮书”，没有具体数目，《元史·赵复传》则明指“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时当战乱，八千余卷之数已是难能可贵了。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太极之建是为了传播理学于北方，是想作为“天下标准”而推广的。因此，其藏书是从大量的“江淮书”中“选取”的有关周、程、张、杨、游、朱等理学大师的“遗书”，故太极书藏可以视作理学专题书库。

忽必烈中统二年（宋景定二年，1261），诏令“宣圣庙及管内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典，禁诸官员使臣军马，毋得侵扰亵渎，违者加罪”^[11]。“凡有书院，亦不得令诸人骚扰”^[12]。然而，战乱之中，此种保护政策难以真正贯彻，破坏依然严重，宋代旧院就有很多毁于战火之中。^[13]院之不存，书将焉附？因此，在统一战争期间，书院藏书除了太极之外，几乎无事可记。

全国统一之后，元政府重申对书院的保护扶持政策，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成宗元贞元年（1295）、武宗至大三年（1310）都有清还学田、修完庙宇、禁止侵扰的诏令发布，而且得到了落实，全国书院开始复兴，书院藏书事业亦进入恢复调整阶段，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前述宋代一些著名书院的藏书楼阁或重修，或重建，得以继续发挥作用。如武昌南阳书院尊经阁，到大德五年（1301）充修时，“乃葺旧阁，谋藏书也。会宪使历山公俾提举学事者，萃列郡校官板本书至，因皮之其上，以待学者。汇经史子集为八架，架有壁而加扃鐍焉。”^[14]此乃因承宋制，旧楼新修，藏书如故。其次，院承宋旧，书楼新辟。如河南伊皋书院是宋代旧院，但不见藏书纪录，元大德九年（1305）总兵克烈士希重修，改名“伊川”，新建稽古阁，藏书万卷。再次，新创建的书院也很注意藏书，如偏处湘西山区的慈利，大德七年（1303）创建天门书院，院中“礼殿、讲堂、门庑、庖库之属俱就，益市经书，具祭器，买田二百亩以为食，俨然学宫之体备焉”^[15]。总之，经过种种努力，在元政权建立四十余年之后，书院的藏书事业完成了恢复、调整工作，开始走上向前发展的道路。(www.xing528.com)

书院藏书建设在调整充实的过程中，官府的支持起了很大的作用。如元贞元年（1295）六月，曾令各路书院、儒学装备《四书》、《九经》、《通鉴》等书之外，还要刊印院中书版，充实书藏，有关情况见于《庙学典礼》，兹引如下：

各处学校见有书板，令教官检校，全者，整顿成帙，置库封锁，析类架阁，毋致失散，仍仰各印一部。及置买《四书》、《九经》、《通鉴》各一部，装背完整，以备检阅，不许借借出学。如有书板但有欠阙，教官随即点勘无差，于本学钱粮内刊补成集。前件议得：除福州路儒学，见在书板未全者，密令逐时修补成帙，专差职事二员掌管，置库封锁，折类架阁，不致失散，仍各印一部。及置买《四书》、《九经》、《通鉴》各一部，装背完整，以备检阅，不许借借出学。但有欠阙，令教官立便照勘见数，于本学钱粮内刊补。其余路学一体施行，实为相应。^[16]官府的政令，无论其执行情况如何，它至少从理论上保证了书院最起码的藏书规模：认真执行者，能使院中师生做到有书可读；敷衍塞责者，上司可以追究，上述经史典籍能作一个目标悬在那里，令其努力追求。如此，则书院的藏书事业得以实实在在的推进。

仁宗延祐二年（1315），元政府初行科举，将程朱理学正式确立为国家哲学，书院大兴，书院藏书作为一种小业，亦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当时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书院的起源与书密不可分，所谓“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赐名士之书，或以故家积书之多，学者就其书之所在而读之，因号为书院”^[17]。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各地的书院建设者们多孜孜于藏书事业的发展，不仅旧院旧楼时闻重修重建，旧院新阁不断辟设，新建书院的购书之人更是不绝于途，终于形成了藏书楼阁遍布各地，藏书规模前所未有，规章制度日趋成熟，藏书事业得到很大发展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