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理心：作为社会行为的理解与同情 - 第四章

在本书中“同情”一词的意义；它与思想、感情以及社会经验的关系；一个人同情的能力是对他的个性、能力、道德水平及心智状态的衡量；人的同情反映着社会秩序；专门化和广度；同情是交织着相像与差异的社会行为；同情也是感情支配下的选择；爱的社会意义；爱与自我的关系；对同情的研究揭示出作为整体的人类生活。

前一章里曾经描述的通过人际交往而发展的对他人的观念，即是同情的能力，是进入他人的意识和共有他人的意识的能力。通过语言、眼光或其他手段与他人的交往，意味着与他人或多或少产生了彼此的理解或者交流，获得共同点并且了解了他的观念或感情。如果用“同情”表示这种关系——这也许是最恰当的词汇——人们必须记住这里指的是共有能够交流的任何情感，并没有在普通的语言中该词所含有的“怜悯”或其他“柔情”意义。然而这个没有感情色彩的词汇在英国古典文学中却得到了最合理的运用。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莎士比亚用语”[1]的权威性，我们可以看见莎士比亚一共五次使用了这个词汇，却没有一次是用它来表示怜悯这一特殊的感情。他要不是用它表示相同的意识状态，如“选择的同情”；要不就只是表示相似性，如伊阿哥[2]所说的奥赛罗和苔丝德蒙娜之间缺乏“年龄、风度和相貌上的同情”。这后一种意义在我们的用法中也应剔除，因为我们说的同情是积极的意识的同化过程而不仅仅是相似性。

在本章中，我们拟对理解或体察意义上的同情予以讨论，主要目的在于揭示其本质的某个方面，即它作为人类一般生活的一个侧面或一个部分的那个方面。

我们所了解的同情，主要是不同于纯粹的感觉或原始的感情的思想和情感。我不敢冒险地说纯粹的感觉和原始的感情不能共有，但是它们在交流生活中确实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虽然被扎疼了手指是一种普遍的经验，但是至少对我来说，看见另一个人手指扎疼就能回想起自己扎疼手指的感觉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们说我们同情一个头疼的人，我们的意思是可怜他，而非分担他的头疼。在身体的疼痛和其他这类简单的事情上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流的。原因看来是对这一类事情的观念首先起因于纯粹的物质的接触或其他简单的刺激。它们在意识中一直是分离和隔绝的，因而除非最初联系着这些观念的感观起作用，否则这些观念是不可能被回忆的。如果这些观念成了思想或交谈的对象，特别当这些观念让人愉快的时候，它们就通过同情这一特殊的过程升华为一种感情。因此，讨论美食时交流的不会是味觉，而是某种更微妙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部分地以味觉为基础。思想和感情是高度复杂并且形成于对他人观念中的最重要的部分或方面，所以能唤起那些观念中某一部分的任何手段都必定能到达思想和感情的领域。它们在人际交往中被唤起，因为它们最初就联系着人的外部特征。共有一种感情的起因通常是这样：我们感知了某人的符合我们过去的某种感情的特征，这些特征又把过去的这些感情唤起。共有一种思想也一样：思想是通过语言交流的，而语言是许多个世纪的交流积累下来的财富。思想和感情的共有都产生于普遍的社会生活。它们与生活不能相互脱离。

不能由此推论出我们必须经过与他人相同的、可感觉的经验后才能同情他人。相反，在同情和明显的事件之间只有间接的和不确定的联系。这些事件有如朋友的死亡、事业上的成功或失败、旅行等许多人都经历过的事情。社会经验诉诸想象的联系而非物质联系，想象有如此众多的可借助的手段，人的经验中没有什么是可以由一个人纯粹的表面生活来判断的。富有想象力的学生，只能以几个人和一些书籍为老师，但他们的理解力要比能够接触最富变化事件的那些头脑呆板的人要强出好多倍；像莎士比亚这样的天才可以容纳他那个时代的几乎全部的人类感情，不是靠奇迹，而是靠超常的活力和想象力。认为体验生活就是跑遍许多地方、做许多不同的事情，是呆板的脑瓜自然要产生的幻想。

一个人所同情的事物的范围是对他个性的衡量，表现他作为一个人的内涵到底有多大。这不是一种个别的功能，而是由各种个别的功能共同起作用的整个意识的功能。因此一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与他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别人并进入他们的生活是一回事。我们经常听见有人被描绘为有同情心但理智不强、敏感且反应迅速的印象型的人。这种人的同情总是因为他缺乏个性和思考能力而带有缺陷。对他人的有力、深刻的理解包含着思想的力量；它是想象的持续和积累，可能伴随着直接感观的迟缓。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事物靠迅速的感觉和印象往往不能掌握，而必须通过理智或富于思考的想象来理解。

同情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一个人只有理解别人，才能进入周围的生活，才能有意义地生活；他越少同情就越像一头动物，并且越少真正地接触人类生活。如果他不接触人类生活，他就没有能力参与人类生活。这是一个容易理解的原则，然而常常被忽略。实干的人也许比理论家更清楚地懂得这一点。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很清楚成功依赖于以对他人意识的洞察为基础的言行举止和手腕等等，就像依赖其他特殊功能一样。没有比社会想象更实际的东西了，没有社会想象就没有一切。每一个阶层的人都需要它——机械师、农夫、商人以及律师、牧师、车站站长、政治家、慈善家，还有诗人。每一年都有几千名年轻人被安排了职位，赋予了责任，而另外几千名年轻人却没有。主要的原因是那些被安排职位的年轻人被认为具有理解他人的能力，这是成功和发展的保证。没有“能力”——主要指优秀的想象能力，在社会上就不会有多大发展。然而我们这个社会中强有力的人，不管我们多么不赞成他们同情的发展方向或者他们为之贡献力量的目标，他们都是非常富有人性的人，通常以自己的方式表现出他们比常人更为宽广的胸怀。

一个理解我们的思考方式并且有确定的个性和目标的人肯定能对我们施加影响，他是不能抗拒的；因为他理解我们，他就能用语言、眼光或者其他特征联系起我们共同的感情或观念，使我们也能理解他；这样通过动机的交流，他可以感动我们的意志。同情的影响自然地进入我们的思想体系，就像水必然影响作物的生长那样影响我们的行为。相同的精神启动了我们上一章用来作比喻的灯泡系统，改变了我们意识中明暗的分布情况。这就是所有权威和领导的实质，我在另一章里将试图给予更详细的解释。

广义的同情，也标志着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并使我们对他的为人品行作出估价。任何名义下的正义、善良或者正确当然在其本身没有意义，而只是从各种生命本能交织产生并染色的更完美的产品。只有当一个人与我们有大致相同的动机时，他的思考和行为才有可能让我们感到是正确的。如果他和我们共有在我们看来最有价值的感情，并且性格稳定，那么我们必然认为他的思想和行为是有价值的。一个人具备集体主义精神、爱国心及慈善、慷慨、正直等品德，就是说他有广阔的胸怀，能体会到头脑狭隘的人所缺乏的敏锐的同情心。他具有更高层次的情感和更广阔的思考。只要我们看见他的行为体现着的这些动机已促使他作出决定，我们就称他是个好人。在普遍的意义上，行善是怎么一回事呢？难道不就是去帮助别人享乐、工作和满足人性中健康的需要吗？不就是给孩子提供娱乐、给年轻人提供教育、给男人职业、给女人家庭、给老人安宁吗？正是同情使一个人愿意做这些事情。一个胸怀广阔、能体察全民族生活的人会觉得每个阶级的人的动机就是他自己的动机，会像吃饭一样自然地去尽力为他们服务。认为善良是超脱普遍人性的东西是荒唐的，善良只是普通的人性更丰富的表现。而另一方面，人性中所有的恶、非正义的一面，是因为缺乏同情。一个人的行为有损其他人的利益，就说明他不像别人那样感受这些利益。因此，一个人干错事要不是他的同情没有对他所干的事情产生影响，要不就是缺乏坚定的个性以在行动中表现他的同情。比如一个撒谎者，他或者是没有强烈地感到撒谎的可耻、不道德，或者是有时感到可耻但在撒谎的时候却没有感到。一个凶狠的人也有两种可能，或者是因为呆板和机械，在任何时候都不懂得温柔的感情，或者是突然激动而背离了善良。

一般的精神健康问题也可以用同情心来衡量。是否具备同情心可以反映出一个人是否保持着精神健康。我们都不自觉地观察他人的精神状态，并且以我们认为心智正常的人在社会环境中应该具备的态度或感觉为标准，即观察他人的同情的交往。若是一个人的语言和举止反映出他对别人的意识缺乏或根本没有直觉，我们就可以根据他的症状的特点和持续情况判断他为粗心大意、怪异、呆板甚至精神错乱或者智力低下。从社会的观点看(这似乎是唯一可靠的检验方法)，精神错乱的实质是在人们大体一致的事情上不能和其他人进行交流，弱智则被概括为对较为复杂的同情完全不能领会。

一个人的同情作为一个整体反映了他面临的社会秩序，或者说他的同情是社会的一个特殊部分。他作为一个成员并有效地参与活动的任何一个组织都必定在他的同情之中，所以他的意识是他真正从属的社会的那一部分的缩影。我们应该知道，每一种社会现象只是我们在个人意识中发现的集体意识——公众意见是个人判断的一种表现形式；传统和习俗存在于个人的思想中，关于是非的社会标准不能脱离个人意识存在，等等。只要一个人在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的生活中有效地参与了其中一部分，那么这一部分生活的形象就作为他交流的印象存在于个人观念中。

因此我们时代的任何特殊事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同情生活中都有相应的特殊性。由此来看，我们所处的时代，至少在智能较活跃的那一部分生活中，具有紧张和人际交流扩大并加速的特点。这种情况在意识上的反映就是个人形象、感情和动机的更加众多和快速地出现。相应地，我们普遍具有超越感官世界的思想动力，也许关系的选择使得每个人都有可能获得比过去更多更和谐的发展的机会；从另一方面讲，这种优势不是没有代价的，紧张的生活常常成为一种枷锁，给许多人带来过度刺激，从而削弱或摧毁个性，我们可以从自杀和精神错乱或其他类似现象的增多，看到这一危害。这种危害普遍产生的作用就是使每个人(极坚强的头脑除外)的想象力薄弱、精神涣散，任凭众多的个人形象出现在眼前却没有力量去组织和把握这些形象。

对他人需要的迫切程度反映在不同阶层的人的行为中。每个人都会发现他在乡村比在城市能看到更多的真正同情心的开放——尽管城市里的人往往给人更加愿意开放同情心的假象——在质朴的手工业者中比在高级职业和企业界的人中更容易发现同情。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社会想象的紧张程度造成的差异。在北卡罗来纳山乡，好客的居民会接纳所有陌生人过夜，但在百老汇绝不会出现这样的事。一个人在意识上是否“好客”，情况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几乎见不到什么人，一个星期才能听到一件新鲜的事情，他就积存下很大的交往热情和好奇心，因而渴望与人交流；但是他若是每天客人多得应接不暇，超过了他精神和情绪的反应能力的限度，他很快就会设法建立一种屏障。过着紧张生活的敏感的人总是钻进抵抗社会的保护壳，机械地处理与人们的关系，以保护内心世界不受伤害。他们很可能堆起习惯性的微笑，进行出于习惯的礼貌的周旋，并且给他们的好奇心、敌视心理、恳求的愿望遮上冷峻的面罩。实际上，众多的外界影响不能使一个人的个性充分发展，因而分散和消耗他的精神意志。对外界影响采取强有力的抵抗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中较为活跃的领域中的人们的基本需要。因过度疲倦丧失抵抗能力标志着在智力和道德上的衰退。席勒在充满活力的时代大声呼唤：

让我们拥抱吧，千万生灵，

把这飞吻送向全世界！[3]

但是要长久地保持这个态度是不太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因为普遍的同情是不切实际的；我们需要更好地控制和选择，避免阶级的局限，同时也要避免滥用我们的同情。在能够将其有机地组织起来以促进自己生活的前提下，一个人尽可能地面向生活是可取的。在充满过分繁杂暗示的时候，比如目前我们的时代，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要懂得什么时候应该和怎样控制同情的冲动与避免局限性是同等重要的。我认为，这并不违背现代民主的感情——交流的扩大正是产生现代民主感情的原因——它打破了财富和地位对同情的限制。同情是有选择的，但是同情越少地被传统心理和外部条件，比如财富所控制，越多地出于真实的本性，就越好。我认为，时代精神所召唤的，正是这种对传统地位和机遇的解放。

再者，这个时代的生活比过去更为丰富，这反映在生活于这个时代的人的意识中，就是更丰富的利益原则。一个人可以被看作是代表不同社会群体的圆圈的交叉点，有多少社会群体就有多少条弧线穿过这个交叉点，这种丰富性联系着交流的发展是生活普遍的扩大和丰富的一种表现。因为想象的联系更加丰富，因此具有正常开放意识的个人，不可能不涉入更广阔的生活，为什么“人人皆兄弟”以及“人人平等”这样一些观念如此普遍地被各阶级的人接受呢？我认为主要是由于人们掌握了表达能力和手段，各个阶级都可以被想象到。我能够不带憎恶的感情想到他，他就是我的兄弟。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必须帮助他人，那是因为他人生活和奋斗在我们的想象中。在普通语言中，将自我和他人分开，模糊了这些极为质朴的自然感情。如果我想到一个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我希望用正义来取代不公正。这不是出于什么“利他主义”，而是出于简单的人类情感。他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非常真实，非常亲切。他的形象唤起了一种情感，超越了我和他的界限。

这样我们走进了更广阔的生活，而更广阔的生活要求我们具备比过去更鲜明的特点。社会的复杂在于它的组织形式，即由互相区别的部分形成的不断增强的联系。而现在人们必须既反映出联系又反映出区别，必须同时成为特点更明显的独立的人和胸怀世界的人。

在现代生活中，许多人疑惑，从总体上说究竟是普遍性还是特殊性对个人影响更大呢？如果只坚持事物的一方面，我们要不得出生活比以前更丰富的结论，要不得出人已经变成机器上一颗螺丝的结论。但是，我认为，这两种倾向不应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不会出现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对立，至少从长远看，特殊性和普遍性相加，才能产生更丰富多彩的人生。我们这个时代新的社会秩序的突然发展产生了许多罪恶，一部分人屈从枯燥呆板的操作程序就是其中一斑。但我认为，健康的特殊性并非罪魁祸首。相反，它是解放运动的一部分。一个狭隘的专业人员是一个很坏的专业人员，我们应该杜绝这样的人产生。

在有组织的生活中，隔绝是行不通的，而正确的专业化不会导致隔绝。在专门知识和总体知识之间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存在着分界线。不从与整体的关系出发，一个人怎么去获得更广泛的知识呢？难道一个学生熟悉了一门专业，他的总体知识就少了吗？难道他不是将已学会的知识当作窗口从中观察普遍的事物吗？[4]

要透过表层看事物的本质，必须认真地从一个特殊点上着手。一个人站在刚开始抽穗的稻田，所有的稻秆看上去都从他脚下成排成行向四周伸展开去；他不论站在哪里，都像是处于中央。在思想和交流的区域里也是一样，要进行思想的交流，只能从个体的角度理解整体。所有人都知道，不能对个别事物有确切了解的人，对普遍的事物也说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看法。农夫从庄稼、土地、市场中获得知识，机械师在和木头、铁打交道中总结出道理，海员也从他独特的经验中得出一些结论。如果学者能与他们并驾齐驱，也会有丰富的成果。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文化广度是独立的，但可以分成许多学科，如古典文学、现代语言等等去研究。我认为这种看法之所以有实际道理，原因是有些学科是从文化整体上进行研究，而某些学科则不是。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论应该是，文化与专长只是健康的智力发展的两个不同方面，任何有效的研究都是涉及文化整体的。

某些作者常常表示出这样的意思，即现代化专业生产的倾向就是用毫无意义的操作程序来磨钝操作者的意识。但是通过不带偏见的观察和与机器及操作者的接触使我认识到这不是普遍的事实。相反，正是普遍知识、自助和协作精神等文化特征使得个人在现代机器生产中能保持自我并且有所作为。正是因为美国的工人在相对更高的程度上具备了普遍的文化特征，他们才能在高度专业化生产上超过别的国家的工人。只要走进车间就能发现，聪明的和具有协作精神的工人总是更受人欢迎并且得到更高的工资；有许多人被雇期间受刻板的操作程序控制，部分原因就是由于我们人口中不幸有一部分未受到较好的教育，而不能适应其他复杂的工业系统对技术工作的要求。甚至直到今天，仍然需要既能熟悉专门的工具和程序，又能对工作总体系统有清楚的了解，如果缺乏后者，他就必须在别人的指导下才能工作，甚至变成一个累赘。任何熟悉工厂事务的人都知道，“机灵劲儿”对工人来说，其重要程度绝不亚于操作技能，而且也是难能可贵的。无疑，有时候人的智慧似乎被机器埋没了，使得人成为机器的“侍者”。但是我认为这并不反映全部的变化[5]。把视线从工具转移到人的关系上，我们会发现如此局限的专业性生产仅仅是更广泛的生活的一个部分。而更广泛的生活是相对自由的生活，包括智慧、教育，还有机会，它的普遍作用在于扩大个人施展和表现的领域。

认为专业化和普遍性之间势必存在着对立，正与把个人和社会对立起来同样地错误。这是把事物的两个方面割裂开来考虑，而没有意识到我们在研究的只是一个事物。

人的同情的生活不仅仅反映和说明着社会的状态，而且我们还可以从中观察到整个人类运动过程或者变化的迹象。这已经超出了本书讨论的范围，但是稍稍地说明一下，可以概括地表达我的想法。

同情的行为遵循着自然发展史的普遍规律，包含着同一性与差异、持续与变化；同时也印证了我们在遗传与变异、个别的相像与差异及个体的差异、传统与变革因袭的社会地位和竞争的融合中发现的总原则。在人际交流中，相似性是人们互相理解的重要前提，而他们的差异则引起交流的兴趣，我们不可能对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人产生感情，因为完全不同，他就不可想象、不可理解；人们也不可能因为完全的相像而喜欢别人，因为完全相像不能引起任何兴趣——完全相像的人总是索然无味的伙伴。其他人对我们的吸引力在于刺激性的差异引起兴奋，从而开始交流。吸引力在于他人的观念与我们的观念相似而不相同，其意识状态可以被理解，但并不等于我们的意识状态。一个精力充沛的人在他很熟悉的事务和感情圈子里很快就会厌倦。他只适合于更广阔的生活的机能，同时因为厌倦和渴望而备受折磨。解决这个困难的钥匙在另一个人手里。他可以提供另一种活动，让陷于老套子的机能得到休息的机会，正如爱默生所说，我们到世界上是来受折磨的。他还说：“友谊要求在相同与差异之间保持平衡，这样才能使彼此喜欢对方的力量，乐于与对方为伴……让他依然是他自己。我喜欢的他身上的我，只是那些非我的我，……只有真正的两个人才能变成一个人。”[6]歌德谈到斯宾诺莎对他的吸引时也说过，亲密的关系依赖差异[7]。大家都知道，他和席勒的友谊的基础也正是差异。他说席勒的“个性和生活与我的个性和生活完全不同”。[8]当然，某些类型的同情具有特别积极的倾向，如男孩子羡慕士兵和水手，而其他一些类型的同情相对却是平静的，如老人们回忆共同的往事。而成长中的年轻人的同情倾向是生动的和富有活力的。这样的人同情和追求新鲜的和发展的神秘事物；而生命力不那么旺盛的老年人，精神放松的人，或者疲劳的人却喜欢温和平静的社会交往，喜欢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伴侣。但即使是这些人也经常需要有所刺激，如某种新的事物的启发或者被遗忘的东西的被唤醒。然而这一切都不能归入“相似的思想”，而应归入“有相似性的区别”之类。

男女两性间的同情由于特殊的性本能而更为复杂，它的生命力也在于意识上的相同和不同的混合。两性间的爱首先是一种需要，对一种只有异性才能提供的新生活的需要。塔索的女王说：

我必须爱他，因为只有和他在一起，

我才领略了一种我从不知的生活。[9]

她的话似乎说明了一个普遍的道理：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对异性来说都代表着广阔而充满新鲜活力的领域。女人总是体现出更丰富、更开放的情感生活，男人体现出更有力的思想、更强烈的控制能力和综合能力。阿尔弗雷德[10]没有劳拉就会沉闷、狭隘和粗鄙；而劳拉[11]若没有阿尔弗雷德就会表现出自私和歇斯底里。

选择是同情这种心理活动的一个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今天谈论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任何人都会在他自己的经验中发现，进入别人的生活会耗费我们的精力；既然精力是有限的并且需要一些特殊的刺激来调动它，那么只有在我们的想象力被渴慕和热爱激发起来的时候，才会产生有活力的同情，健全的头脑是不会在那些不能以某种方式有益于自身发展的事物上花费很多精力的，对与自身发展无涉，或者对从中已经足够地吸取了有价值成分的人和观念也就自然地缺乏兴趣，因而不能唤起同情的欲望。对各种暗示的频繁无度的反应，显示出缺乏自制能力或者对不能消化的事物的天然的排斥能力，这就意味着羸弱、不稳定或者智力退化。因此对那些我们不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任何东西，即那些不能引起我们敬慕、喜爱或者害怕、仇恨，甚至不能作为心理问题或施善的对象引起我们兴趣的人，我们对他们不能产生同情，若有也只能是浅薄一类的同情。我并不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许多人丧失了人类应具备的宽广胸怀，陷入狭隘和缺乏宽容的思想模式，但同时我要指出，若是没有特色、自主性以及明显的发展道路就不可能有所谓个性。具备上述能力也就是掌握了同情所必需的关于接受和拒绝的原则。

作为整体的社会发展以及作为这种发展一部分的每一个同情行为，都是在感情的引导和刺激下进行着的有选择的发展。进入他人的意识似乎总是对相同性的追求，不一定非得追求普通意义上的愉快，而是追求与我们实际的感觉状态相适合或者一致。因此，说伽里利[12]的著作或者《约伯记》是让人愉快的作品是不准确的。这些作者尽管不能引起我们愉悦的感情，但我们读他们的作品依然感到吸引与和谐。

我们的智力生活，包括它的个性和共性方面，实际上是一门永无止境的艺术，因为我们不断地运用我们具备的能力和物质手段追求完整和谐的意识生活整体。每一个人都以他独特的方式进行着这种追求。彼此联系着的所有的人都是出于人类的本性这么做，每一个个人通过自己的行为加入这普遍的努力之中。人们判断新的事物，正如一个画家判断他所下的每一笔，总是从这一笔与整个画面的关系上考虑。每一笔的优劣要看它是否有助于整个画面和谐地进展。我们的这类判断多是出于本能，即没有斟酌计算，是我们头脑中的历史、遗传和社会因素使我们迎合或拒斥随时出现的每一暗示。某些影响能唤起我们内心的渴望是有多种原因的，这些影响调动我们的精力并使之朝某一方向运用。于是，我们紧密地追随并且加强着这些影响，越来越依赖这些影响决定我们的意志。所以一个人若喜爱一本书，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时时取出这本书来读，陶醉在与作者的交流中。他可以肯定他正在接近他需要的某种东西，尽管他要过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这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很明显，我们一定有某种美学的冲动来左右我们的选择。

在普通的思想和语言中，同情和爱是紧密相联的。实际上，在日常用语中，这两个词表达的意义大致相同。同情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带有爱意的感情，而爱则被理解为一种带有同情的爱意。我已经说过，同情是不依附于任何特殊的情感的，在敌视和友善的情感状态下都可能产生同情。爱意虽然常常刺激产生同情并且伴随着同情一起出现，但它并非与同情不可分离。爱意不像同情那样必须依赖智力的正常发展。参观过痴呆者和弱智者收养所的人都对这些头脑不健全的人从心底里流溢出的善良的感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他们处于安静的状态并且得到恰当的照顾，他们对人是极为友善的，明显地和正常人无异。同时，这些痴呆者和弱智者很少或根本不能抵制其他时而控制住他们的冲动，如愤怒和恐惧。友善是作为一种基本的动物本能存在的。它是如此深深地根植于人性之中，以致智力下降到正常水平以下也不会被摧毁，除非意识进入更低一级的痴呆状态。

而爱的兴奋，则是感觉到交流的可能性，是同情引起新的开端。我们在各种各样的影响中成长，当我们感到某一种影响的出现正在丰富我们的人性或提高我们的人性质量时，我们就产生爱的感情了。爱是伴随着人性通过交流健康地发展而出现的正常感情，在它的刺激下又产生更多的交流。爱这种情感看来是与愤怒、悲哀、恐惧等感情性质不同的一种特殊的感情。它是更加基本、更加普遍的一种感情。也许它像流水，而其他各种情感只是这条流水的各个支流或其中的漩涡。

爱和同情虽然是可以区别的，但是它们经常在一起出现，是相互的启动者；我们同情我们所爱的事物，只要我们的智能发展状况容许。但是毫无疑问，当我们恨一个人的时候，只要这种恨有切肤之痛，是有想象力的人类感情的恨，我们就能进入我们所恨的人的意识中，即产生同情。任何强烈的兴趣，都会唤起想象，产生某种同情——但是爱意是更经常出现的一种刺激。(www.xing528.com)

爱，在亲切的同情这一意义上，可以是很强烈的感情，并且伴随着同情的洞察。然而它不必有想象或智力的参与，而完全从善良的天性爆发出包容一切的热情，其中包括高级机能的最丰富的活动。这种爱使人们对至善至美深信不疑。许多伟大的人物都用自己的感受教导别人说，上帝就是爱。因此，我们理解了爱不是一种特殊的情感，至少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情感，而是智慧和心灵的外溢，伴随着最丰富的生命本身具有的喜悦之情。使徒约翰说上帝即爱，爱者信上帝。他显然指的是超出人和人之间的爱，是某种理智和心灵同步的精神状态。这种爱包容生活的一切特殊性，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的。

普通人的互爱不但不满足我们的道德和正义的理想，反而像其他特殊的冲动一样损害这种理想。因为对一个人的感情而伤害另一个人的情况并非偶然。比如我替一个朋友谋到了一个职位，很可能另外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或不关心的人更适合这个职位。从那个人的观点看，我的行为就是滥用权力、损害他人。很明显，善不能通过某种简单的情感来体现，而必须从更加广泛的、包容着所有观点的生活中去寻找。

爱得心怀忠诚而不妩媚。

充满正义而不越轨。

因此，施予一切人的博大的爱，不仅仅是一种狭隘的柔情，而是代表着正义和道德。宽广的胸怀，善于理解他人的心灵一定会导致建立高尚的行为准则。

只有把爱理解为人性扩充在更广阔的生活里，我才能理解某些伟大的导师在他们的著作中使用“爱”这个字眼的含义。如：

爱是什么？为什么爱就是最伟大的善？是不是因为它是一种强烈的感情？……满怀着爱的人是智慧的，并且会变得更加智慧。他在所爱的事物中不时发现新的东西。他在用眼睛和心灵汲取美德的滋养。[13]

爱是一种伟大的感情，永远是一种伟大的善，它变沉闷为快乐，变不平等为平等。爱有分量但不是负担，它使痛苦变得甜蜜芬芳……爱不会被低劣卑污的东西淹没。爱是自由的。它脱离了庸俗感情。它的愿望没有阻碍，它不被短暂的利益纠缠，也不会因为人的困顿而消失。无论人间天堂，唯有爱最甜蜜，最勇敢，最高尚，最博大，最欢乐，最丰富，最完美，因为爱与上帝同在，一切生灵唯有爱方能得到拯救。

爱者奔跑欢笑，他自由无拘束。他贡献一切获得一切，因为他具备最高的善，所有的善向他涌来，向他行进。他不重利益但热爱施与。爱不需要风度，爱的热烈胜过了一切风度。爱没有负担，不计劳苦，不怕障碍，无往而不胜。爱有益于一切，它使人实现理想，达到目的。爱者不会失败，爱者不会无助。[14]

爱带来的欢乐和活力，与爱的包容和外溢的特点紧密相联。爱的生活是最丰富的生活，因为它使感官充分地发挥作用；爱带来青春活力是因为青春活力的本质就是容纳。我们的不计较钱财是因为我们体会到爱不依赖财富，只有失去爱的欢乐的时候，我们才为追求安全和舒适而焦虑，对世界采取一种不信任的和悲观的看法。

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见到作家们把爱和自我描绘成一对对立的矛盾，比如丁尼生：

爱操起了生活的竖琴，用力撞击着每一根琴弦，撞击着自我，自我在乐声中颤抖着逃去。

让我们思考一下，这对矛盾是否成立，或者在什么意义上是成立的。

考虑到爱和自我的关系，我们也许可以区别出两种爱。其中一种混杂着对自我的感情，而另一种则不。后者在感情上是不涉及私利的精神的快乐，在这种情感状态下，意识没有独立的存在；而前者却是积极的、有目的的和有占有心理的。(人们为成为所爱对象的一部分并排斥其他的一切而欣喜。)

而感觉到无私情感的人却对爱的对象没有什么谋求。他根本就没有“我”的意识，而是置身于他感到没有利害冲突的事物中。比如说陆地上的风景和闪光的大海等自然的美引起的喜悦，或者艺术带来的欢乐和享受——只要我们没有功利或者评判的意识——还有对那些我们既不准备对其施加影响又不准备仿效的人的敬爱。佛教的圣徒们在《涅槃经》中追求的无个性的极乐境界就是这种爱。这种爱摒弃了独立的个性观念。有独立个性的生命是不确定的和痛苦的。感受到这种爱的人却能脱离不可靠的自我。他进入了更广阔的世界，他忘怀了自己的缺陷、软弱、耻辱或失败。他即使想到这些，也是能超脱了尘世的烦扰的。不管你我现在怎么样，只要我们能体会到正义和伟大的情感，我们就能体会到这种爱，就能超脱自己，上升到这种爱的境界。这种爱带领我们超越所有的个体意识，不管是我们的还是他人的，去体会宇宙的欢乐生命。“我”这种个别的自我，以及它所具有的种种感情，在生活中有它们不可缺少的重要位置，但它们不能形成一个升华的世界；种种自我感情明显是过渡性的和不可靠的，因此充满理想的心灵不可能永驻其间。它愿意常常忘怀这些感情而进入无拘束地遨游的境界。

靠计划、靠奋斗去争取的爱却多少有自爱的成分。对自我的感觉总是伴随着个人的有目的的思想和行为，于是一旦出现了爱的对象，自我感觉就会变得更加强烈，形成目的并开始行动。母亲对孩子的爱是有占有心理的，这种爱能导致嫉妒心理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母爱的特点不是无私，而是联系着她的孩子这一观念的自我感觉。它在性质上不比男人的野心更无私，在道德上也不见得更高尚；认为母爱包含着自我牺牲的观念来自关于人的粗糙的物质观念。这种物质观念认为他人在自我之外，一切功利的和个别化了的爱都是并无“高尚”、“牺牲”可言的。我在下一章里将更多地谈论自我，但是我相信，为个别的目的去奋斗不可能不带有自我感情，不可能不产生怨恨、骄傲或者恐惧等情感。我们经常说的想象或者同情导致的自我克制，更恰当地说应该是自我的发展而非自我的破坏，虽然同情和想象的目的能改变“我”。绝对无私的爱是一种纯粹的冥想，它回避特殊性而沉溺在无差别的生命中，它把事物看作浑然一体而不作任何努力。

这两种爱可以有益地互补，其中一种联系着目的，给予人个性化的感情并使人成功，而另一种爱使我们心胸宽广，得到心灵的解脱。它们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相互贡献的。自我和伴随着自我产生的有个性的爱似乎是更广大的生活材料的结晶。初恋的男人认为他所爱的女人崇高而神圣，他不敢占有，但是后来他开始要求她独属于他，于是为了她产生希望、恐惧和怨恨；画家有爱美的心灵，于是他作画；诗人愉悦于他看见的景色，于是要拿笔来描述。我们的成长需要我们有能力喜爱那些我们没有谋求的事物，因为我们在那些事物里获得新鲜的营养。有害的自爱是困顿于一个特别的对象上而停止发展。而从另一方面说，进入广阔的生活的能力有赖于有个性的自我的健康发展。歌德说：“你愿迈步在无限中，但你必须通过有限的道路。”我们通过个性的和自我的努力获得的东西成为思考和同情的基础，为得到不含私欲的冥想的快乐开辟了更广泛的途径。一个痛苦、焦虑、自负或抑郁的人停止努力以后就会因为他的这些经验而能对美比以前有更充分的欣赏。在人际感情方面也是这样，得到妻子、家庭和孩子需要不断地努力，但是这种获得又提高了同情的能力。因此，我们不应区分这两种爱的高低；最好的状况是在不丧失个性目的和活力的条件下保持自我的扩大和发展，使它能越来越多地容纳普遍的生活中最广阔、最高尚的内容。

这样看来，在意识共有或交流意义上的同情绝非一件简单的事。它的复杂似乎说明一旦我们对一次同情经验彻底了解，我们就有了了解社会秩序本身的途径。交流的行为是我们称之为社会整体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必然以它这种特点反映出这个整体。与一位朋友、一位上司、一个反对者接触或者读一本书，都是一种同情的行为，而社会正是由这样一些行动的总和构成。甚至复杂刻板的风俗法规也可以被看作是无数个人的影响或者同情的行为通过某些永久性的符号系统，如法令、宪法、宗教戒律等，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在这些系统里，个人的影响被固定了。反过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把每一件同情的行为看作是历史、风俗和社会风气的特殊表现。我和你接受或施与的每一点影响，都会成为我们的个性在其中成长起来的种族、国家和时代的特色。

最重要的是使个人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从最简单的日常的互致问候到民族的政体或者社会的等级制度，都成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整体。但对这个问题的普遍的意见却是非常粗糙、机械的——许多人的存在就像许多块砖头的存在一样，而社会就像存在的一堵墙。一个人，或者某些个性的及交流的展现被认为是社会的元件，而后者被认为是这个元件的聚集体。但是事实上社会没有砌成墙的砖头那样的构件，这是一种对生动的现象极不适合的机械的解释。罗马博物馆里有著名的维纳斯雕像，像其他许多雕像一样，它被安装在一根转动轴上，人们可以用他们选择的光线、角度来欣赏这尊雕像。这样他就能获得许多不同的观察点，但他在每一个观察点所观察到的，如果他是真正地观察的话，都是整体的特殊的一面。即使他观察雕像的脚，甚至脚拇指，他也能看见这一部分和整体的联系，假如他正确地观察的话。我认为对人类生活的研究在性质上是与此类似的。研究时为了方便才把研究对象按某种方法划分成几部分，但是划分的是正面或侧面，而不是元件。比如此书各章所讨论的不是单独的题目，而是一个共同主题的不同侧面。心理学、历史学和生物学的方法也是这样。

[1]同情在怜悯的意义上是一种特殊情感，它与交流意义上的同情不同。也许有人认为怜悯是共有感情的一种形式，但事实不是这样。共有痛苦的感情导致了怜悯，但它们是因果而不是同一种情感。我可以可怜一个受鄙视的人，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我可以想象他受到了耻辱；但我对他的怜悯并非是我们共有的情感，而是附加的，对共有的情感的评价。我可以想象一个忍受着痛苦的人的感觉——在这个意义上同情他——但我可以不去可怜他，而是厌恶他、蔑视他或者崇敬他。我们在感情上对想象的他人的感觉作出各种评价。再者，怜悯并不一定需要真正的理解。人们可以怜悯在叉子上颤动的虫子、鱼，甚至可以怜悯树木。怜悯，这种往往导致产生友善行为的有益和善良的感情，有时却反映了缺乏真正的同情。我们都希望被理解，至少是我们认为自己优秀的一面被理解，但我们不希望被怜悯，除非在软弱和沮丧的时刻，接受怜悯就等于承认自己落后于活力和自助能力的标准。对我们的深层思想的理解是珍贵难得的，而怜悯则往往是廉价的，许多人轻易地沉溺在这种情感中，就像有的人喜欢沉溺在悲伤、含恨或其他各种情感中一样。被怜悯的人常常觉得受了侮辱，自尊心受到最无情的打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富人阶级和穷人阶级之间的敌视要比一方怜悯一方、一方依赖一方健康得多，或许是除兄弟情谊外最好的感情状态。

[2]伊阿哥(Iago)是莎士比亚悲剧《奥赛罗》中的一个人物。——译者注

[3]引自席勒的《欢乐颂》。——译者注

[4]在这个问题上，许多普通的说法都混淆了特殊和隔绝的概念。这两个概念不仅是有区别的，而且它们表达的意思是对立、互不相容的，特殊表示一个部分与整体有特殊的联系，而无整体可言。

[5]你可以这样想：现在随着机器的发展，机械劳动也增加了。这证实了我在这一章里反对过的意见。我只能说，我相信机械发展对工人产生的影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目前出现的某些现象，如使用低薪的外国劳工——可能是过渡性的。从长远的观点看，人类的智慧不会是无用的。

[6]见《论友谊》(On Friendship)。

[7]刘易斯(Lewes)：《歌德的一生》(Life of Goethe)，第一卷，第282页。

[8]雅各比(Jacobi)：《歌德传记》(Goethe，Biographische Einzelheiten)。

[9]歌德：《塔索》，第一幕第三场。

[10]泛指男人。——译者注

[11]泛指女人。——译者注

[12]托马斯·伽里利(Thomas Carlyle，1795—1881)，爱尔兰作家。

[13]爱默生：《论“自然法则”》(Address on The Method of Nature)。

[14]《遵主示范》(De Imitatione Christi)，第三卷，第五章，第三节、第四节。但丁在《神曲》(Divina Commedia)中，用“爱”(amore)表示各种激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