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和约》在挪威激起了愤慨，这表明挪威人已经从漫长的蛰伏麻木中醒来，要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了。他们对不用再向弗雷德里克六世效忠期待已久，但也主张他亦无权将这份效忠转让他人。挪威人忘不了自己的国家是如何不经他们同意便违背法律与条约地成为丹麦之属国，他们认为被弗雷德里克放弃的挪威国家主权应当归还到真正有权选择其授予者的人民的手中。总督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发现这种情绪十分普遍，便不愿再遵守列强们的决议，召集一些代表人物会于埃兹沃尔德（1814年）。他的初衷是想依照继承权直接宣称登上挪威王位，以君主之身实行专制统治。但在斯维尔德鲁普教授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建议下，他做了让步，声明愿意从人民手中接过王位，并依照人民表决采用的宪法体制来治国。为了探访民意，他冒着隆冬严寒翻越多夫勒山去了特隆赫姆，许多人认为他是想在古老的国王之城即刻加冕。在古尔布兰达尔，他驻留在纪念辛克莱及其雇佣军覆灭的碑前阅读铭文：
“向看着这块石头却感觉不到热血涌动的挪威人致哀。”
他问那些来见他的农民们：“和你们的先人们一样，你们也愿意为自己的国家抛头颅洒热血吗？”
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亲王，挪威总督，后成为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
在埃兹沃尔德协商的结果，是召集一个由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代表所组成的国民大会。会议地点再次定在埃兹沃尔德，代表人数112名，大多为官员。一部极其开明的宪法于1814年5月17日开始实施，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亲王当选为国王。挪威宣告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但在其是否应该与瑞典寻求联合，是否应该保留本国国王的问题上还存在意见分歧。由法尔森法官、斯维尔德鲁普教授、莫茨菲尔特上尉领导的所谓独立党在人数上大大超过亲瑞典派，后者中比较著名的人物包括韦德尔—雅斯伯格伯爵、贵族管家佩德·安克尔、铁器制造商雅各布·艾尔、牧师尼科莱·韦格兰德。亲瑞典派也并非是想放弃国家的独立自主，正相反，他们认为只有与一个强国联合才能令这自由权更有保障。挪威国小民弱，无以维持一支足以自卫的军队，这终将使国家成为任何一个外国势力寻衅掠食的目标。
当初的挪威宪法经过细微修订后如今仍在实施。其中规定：
1.挪威是一个受宪法制约的世袭制君主国家，独立自主、不可分割，其统治者称为国王。
2.人民通过代表来行使立法权。
3.只有人民才有权通过代表进行征税。
4.国王有权宣战或议和。
5.国王拥有赦免权。
6.司法机关要与行政和立法权相分离。
7.新闻舆论自由。
8.以福音路德宗[1]为国家与国王的宗教信仰。
9.从今以后将不再准许任何个人或世袭特权。
10.每个男性公民，不分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和财产多寡，都必须服一定时间的兵役，保卫祖国。
在埃兹沃尔德参会的代表们并非不知道他们走的这一步可能会引发挪威与瑞典的战争。因为对伯纳多特而言，这不过是一个协商大会的决议，他不会将其视作兑现战利品的障碍，那是他协助推翻拿破仑而获得的报酬。而与此同时，形势对挪威人来说很乐观：拿破仑尚未倒台，那位百日皇帝让反法同盟军忙得团团转，使得伯纳多特没法立刻将注意力投向挪威。挪威人决心捍卫自己的权利，这让伯纳多特很吃惊，因为在他想来，长期附庸丹麦的经历应当早已令他们习惯于服从与附属。早在埃兹沃尔德召开国民大会之前，卡尔十三世就曾给挪威人写过一封信，提出对他们施与一套宪法并派遣一名瑞典人总督，挪威人对此非常愤慨。但在巴黎投降（3月31日）和皇帝退位之后，拿破仑这场大戏似乎已近尾声，再没有外国的复杂事件阻止瑞典人在《基尔和约》中强行加入有关挪威的这一段。消息传来，大国们向伯纳多特承诺逼迫挪威接受条约，各国皇宫派来公使，命令挪威人立刻无条件屈从于瑞典国王。挪威人拒绝接受，很快，由伯纳多特率领的一支瑞典军队便跨越国境而来。新当选的国王却在这时开始举棋不定，由于缺乏战意，他在根本没有尝试开火防御的情况下，下令弗雷德里克斯腾要塞向瑞典舰队投降。尽管食品缺乏，军火装备不良，但挪威军队是渴望打仗的，可惜国王战意消沉，他的将才全用在撤退上了。第二支瑞典军队由加恩率领，在里尔被克雷布斯上校指挥的挪威军队击败，他们在马特兰发起第二次进攻之后便被迫退回了边境以外。很明显，除非瑞典付出流血的代价，否则挪威不是那么容易拿下，而瑞典人经过了在德意志地区的战争之后，对和平的渴望并不亚于挪威人，于是双方在莫斯签下休战协议（1814年8月14日），根据其中条款，国王当召集一次临时的挪威国会（Storthing），商讨永久性和平一事。这次挪威国会于10月7日召开，同意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国王放弃挪威王位，并推选卡尔十三世为国王，条件是他承认挪威的独立地位以及依照在埃兹沃尔德制定的宪法治国。伯纳多特代表瑞典国王接受了这些条款（11月4日），并宣誓忠于宪法。随后瑞典部队撤离了挪威。克里斯蒂安·弗雷德里克回到丹麦，并在其表兄去世之后成为国王，史称克里斯蒂安八世。次年，挪威与瑞典进行了协商以确定联合条款（Rigsakten）。挪威银行和最高法院分别在特隆赫姆和克里斯蒂安尼亚建立。
卡尔十四世·约翰（伯纳多特），挪威和瑞典国王
从表面上看，挪威如今已完全恢复了独立。鉴于这个国家在1814年因独自抵抗诸强国的胁迫而被置于的险恶形势，两国联合的条款无疑已好到不敢想象。尽管如此，其中还是有一点与独立的构想不一致，便是仍有一名瑞典总督（Statholder）在首都作为王权代表。伯纳多特在卡尔十三世去世之后（1818年）继承了王位，称作卡尔十四世·约翰（1818—1844年），他最初并没有把挪威独立一事当真，而更倾向于任由挪威人带着他们已经自由的误解自欺欺人—只要这种误解是无害的。但当他发现挪威国会开始违抗和反对他的议案以及坚持要对宪法做出一个更准确的阐释时，他直白地表达了愤怒。最初的争论点之一是要挪威来支付部分丹麦国债，这个国债是卡尔·约翰在《基尔和约》中允诺下来的。挪威的态度是，挪威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基尔和约》，不可能受其中任何条文的约束。双方最终达成的折中方案是：以10年为期，国王须得放弃挪威给他本人及其儿子即储君的王室专款。1821年，挪威国会答应缴付约相当于300万美金的款项。同时，废除贵族制的斗争也展开了。连续三次挪威国会通过了一部法规，废除贵族头衔及特权，而国王担心自己一旦予以批准，则将引起与强大的瑞典贵族之间的冲突，便一再试图劝国会放弃。他强调挪威处于欧洲列强的监视之下，立法机构表现出的民主精神将引起国外势力的怀疑与敌意，但挪威国会不屈不挠。最后，虽然做了些微修改，这部法规还是得以颁布。与宪法相矛盾的那些贵族特权被立刻废除。现有的贵族们身故之后，他们的免税权及一切其他特权将终止，其后代不得继承。这将贵族制的最终废除延缓了一代。
国王与挪威国会在许多其他法规及提案上也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导致了卡尔·约翰在位期间民众的一些反感与骚动。考虑到这些代表们在政治方面还比较缺乏经验，但他们却敢于以这样大胆的作风，干劲十足地坚持自己的权利，实在是很了不起。挪威能达到今天的地位，要归功于这些坚毅无畏的人。因为如果他们当时谦恭温和，国王愿意给什么，他们就感恩戴德地接受，那么挪威将无可避免地沦为瑞典的一个附省，就如同之前他们和丹麦的关系一样。在早期挪威国会的讨论中响起的坚定钟声与无惧的坚持己见，表明古老的民族魂尚在，且从不曾消亡。一个懒惰、卑下的民族之中是无法生出这样的代表的。直至今天挪威都在不断地涌现出这样的人们，表明挪威真正代表了英勇无畏的精神，她赢得了自由，且值得这自由。
挪威国会坚决抵制国王扩大王权的意图，这表明了他们对国王的态度。虽然卡尔·约翰经受过法国大革命的洗礼，却并不相信民主或人权那一套。他是一个有能力的统治者，擅长外交，意向高尚。但他在挪威时视野还太狭小，不能领会挪威之民族精神。为了在兄弟君王之中保住自己的位置，他被迫同情那些在拿破仑倒台之后在欧洲各处出现的反动党团。1821年，他对宪法提出了10个修正案，却在1824年的挪威国会被一致驳回。其中一条修正案是要赋予国王绝对否决权而非以前那种延宕性否决，另一条意在让他具备指派国会主席的权力，还有一条授权他可以随意解散挪威国会。前国务大臣克里斯蒂安·克罗赫因建议驳回这些议案而人气大涨；另一方面，国王连续在数届挪威国会召开前提交这些议案，这种坚持不懈并没有给他带来利好的结果。
当时的政治斗争中有一位杰出人物，便是诗人亨利克·韦格兰德。作为学生领袖，他违背国王的命令，坚持把宪法周年纪念日（5月17日）而非与瑞典联合的纪念日（11月4日）作为国庆日来庆祝。国王有意小题大做，于1829年出动军队武力驱散了庆贺国庆假日的民众。虽然就其个人而言，韦格兰德发表过尊敬国王的声明，但对国王的那些政策就没有那么多尊敬了，他还通过不懈地写作诗歌与散文，滋养国民们叛逆不驯、气势汹汹的爱国心。他完全陶醉在爱国的自豪感中，赞美自由，歌颂森林、高山与峡湾之美。还有一些小众诗人齐声高咏挪威狮[2]、“无畏时间之利齿”的挪威岩。这些热情之中有许多孩子气和非理性的成分，但都是健康的、真挚的、于政治上有益的。(www.xing528.com)
有一点很明显，卡尔·约翰并非如稻草人一般手握权力以恫吓挪威人民。由于尊重人民的意见，他本人也是受制于他制定的政策的。法国七月革命（1830年）之后，政治动乱的狂澜席卷欧洲，也蔓延到了挪威，令他十分忧惧，为了镇住稳步发展中的民主主义，他突然解散了1836年的挪威国会。挪威国会认为此举有悖于法律，便向王国高级法院（Rigsret）起诉国务大臣罗文司寇德，判其支付罚款，因为他没有劝阻国王违反宪法的行为。这一大胆之举非但没有促使国王采取进一步的镇压措施，反而让他做出了让步。他指派挪威人韦德尔—雅斯伯格伯爵为总督以安抚国民。这是挪威走向真正独立的一大步，也让国王理所当然地受到欢迎。在放弃遏制民主潮流的希望之后，卡尔·约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些年里赢得了挪威人民的真心爱戴，人们诚挚哀悼他的离世（1844年）。
在卡尔·约翰之子奥斯卡一世（1844—1859年）统治期间，挪威与瑞典之间残余的从属关系被逐一消除。奥斯卡一世让挪威有了自己的国旗，上部旗角融合了两国的颜色作为联合的象征，而且他还在事实上废除了总督之位—虽然这个位置的永久性革除是在1873年。这片国土重拾和平与繁荣，人口快速增长，所有产业都在兴旺发展之中。在此之前，参与公共事务的主要是官员和商人阶级，但现在农民也开始发表主张及选派自己的代表去参加国会。政治觉醒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阶层，立法院大厅里出现了许多结实强健的身影，他们刚刚放下犁耙赶来。这当中比较著名的有奥雷·加布里埃尔·尤兰和苏林·亚伯克。谨慎中立又意志坚韧是这些现代农民领袖的特征。他们明白事理，清廉、坚定地支持发展有益的公共事业，使他们能为国家做出利国利民的贡献。他们不擅辞令，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也算不得有教养。但他们往往从经验中积累了大量事实，应用到立法事务之中时，这些事实论据比从书本里零散得来的那些要有价值得多。与恶劣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地进行的斗争令他们节俭；他们也自然而然地将这种过于俭省的习惯应用到国家事务的治理当中。作为国家主要的纳税人，他们有权影响财政政策。他们对资源谨慎俭用，从而令挪威受益。他们明白什么时候该花，什么时候该省。自从农民阶层掌握了挪威国会的多数派席位，许多耗资巨大的铁路、高速公路、学校及其他改善设施得以兴建，体现出一种精打细算的慷慨以及对大众福利均衡协调的重视，让人很难想象，如此的发展竟出自这群以耕作土地为主要经验来源的人。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把自家的一些习惯做法带进了公共事务，因为自从建立了教区与市政议会（Formandskaber）（1837年），本地事务的管理几乎全部掌握在纳税人手中。
新娘与新郎
德意志与丹麦之间的第一次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战争爆发于奥斯卡国王在位期间（1848年），促使他在斯科讷进行了一场军事示威。次年，在经历了一次休战之后，战争再次爆发，瑞典和挪威部队在和平协商之前占领了北石勒苏益格。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奥斯卡国王站到英、法一边，他们在1855年签了一个条约，确保会在对俄战争中提供援助。
奥斯卡国王在60岁时去世（1859年），王位由他的长子卡尔十五世（1859—1872年）继得。卡尔十五世是一个颇有骑士风度的人，天生富有文学和艺术才华。他继承了父亲对挪威的善意，对于挪威国会为推动国家福祉而进行的一切努力都欣然支持。跻身全球规模最大之列的挪威商船队带着挪威国旗到达过最遥远的港口；木材贸易规模增长，制造业与贸易方面利润丰厚的前景激发了挪威商人的干劲，加快了各地前进的脚步。有关异议者的法律使宗教自由得以发展（1845年），尽管在这方面还仍有许多有待完善之处。1851年，宪法中将犹太人驱逐出国的段落被废除，这在很大程度要归因于数年前诗人韦格兰德所引发的激烈争论。国家引进了电报设备，并很快得到推广，从北角延伸至林讷角。1869年通过了一项法律，将此前每三年召开一次的挪威国会定为每年一次。
卡尔十五世去世时尚处盛年，他没有儿子，王位传给了他的弟弟（1872年），也就是当今的国王奥斯卡二世[3]。自从采用宪法以后便一直在推进的、朝着更加完善与一致发展的民主制度进程，在不久前遇到了一个危机，若不是国王明智地对国会的多数派做出了让步，也许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了。事实上备受争议的就是两点：在宪法问题上的绝对否决权和政府的支配权。对于第一点，国王认为挪威宪法是他与挪威人民之间的、对其联合条款做出规定的一个契约。因此，在没有得到双方的同意之前不可更改。这也就是说他有权坚持契约的条款，禁止任何未经他许可的改动。这一点毫无疑问，在法律上也无可非议。大学里的法律系亦对国王的立场表示支持。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这样一个契约永久实施的话，会不会削弱国家的发展，它曾是一件幸事，但假以时日会不会变成一大祸因。如果筹划者们当年在将宪法提交给卡尔·约翰之时并不准备接受将来可能的修正，那就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使他们的后代只受缚于旧法，而非以公正为准绳，与时俱进。无论再优秀的宪法也不可能适用于所有时代，埃兹沃尔德宪法也不例外。
绝对否决权之争是因国王拒绝批准一项法律而引发的，这项法律在连续三次挪威国会上获得通过，旨在接纳内阁大臣们参与议院的讨论，其目的是在人民与政府之间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只要国王和部分内阁还长居于斯德哥尔摩，就有看不见人民之需求的危险，这项法律就显得尤其有吸引力。国王宣称他随时可以签署这项法律—只要大臣们得到投票权，而他则获得随意解散挪威国会的权力。在他看来这就是一次力量均势方面的骚动，是引入英国议会制度的一个特点所引发的，即给立法机关一个优势的同时，就不再给它另外一个，这就使执法机构也能发挥其制约作用。但挪威国会却不愿认可这种权力，他们认为每三年一选举，政府没必要再受到束缚。塞尔默内阁坚持了国王的态度，挪威国会将他起诉至王国高级法院，原因是他拒绝颁布关于大臣们参与议院审议的法律，以及在其他一些问题上没有按照国会的意志执行。
这个问题在另一层面上的意义也同等重要。习惯于在公务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官员阶层，与权利意识逐年增长的农民阶层之间早就产生了某种对立。天生保守的国王不顾议会中的多数派，只从那些与自己政见一致的人当中选择顾问。宪法没有限制他的选择自由，挪威国会便也不能限制，除非能通过一个修正案，而这样的修正案又是势必会被他否决的。保守的斯唐内阁执掌政府多年，国会的大多数都对之持敌对的态度，继其之后（1880年）的塞尔默内阁更不受欢迎。结果就形成了僵局，立法事务似将裹足不前。塞尔默先生及其同僚遭弹劾与定罪，将一班新的内阁官员送上了权力高位，然而新的班子在数月之后便辞职了。国王于是召来“左派”或者说是自由党的领袖斯维尔德鲁普先生，达成了一个折中方案，即他同意批准在议的这项法律，并召集一个代表了多数党的内阁，但在原则上不放弃他对宪法问题的绝对否决权。自此，行政权与立法权协调合作，从前在国王与人民之间形成的那种良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得以重建。
奥斯卡二世
从上述信息中可以看出，经过70年的矛盾冲突，挪威逐渐达到了理想的独立并建立了与兄弟王国的平等关系。一切想要使挪威和瑞典这两个国家合并的企图都失败且已被长久地抛弃了。从政治上讲，国王本人代表了联合。他既是挪威国王也是瑞典国王，但他依照其各自的法律，通过其各自截然不同的内阁来治理这两个国家。两国各有自己的议会，没有瑞典人在挪威任职，反之亦然。唯一向两国公民都开放的只有外交与领事部门。挪威的普遍民意是反对更加亲密的联合。从丹麦分离之后，民众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顽固地坚持每一处彰显民族差异的特色。
于是有人试图要去掉挪威国旗上的“联合标记”，原因是那看上去隐约暗示着某种地方从属关系。挪威方言（Maalsträv）中出现了一种独立文学，因为那些受过教育的阶层仍在使用略经变异的丹麦语，可它却提醒了人们那段倒退的历史，那不是挪威民族的语言。热情的爱国人士在几乎所有的地方行政区建立起普通高中，以构建完全以民族为基础的人民精神生活，并已取得极好的成效。在比约恩斯彻纳·比约恩松[4]和亨里克·易卜生等人的领导下，民族文学也在朝着同样的方向推进，使用的语言不断地因一些方言的融入而变得更加丰富，主题也大多取材于古老的萨迦传说和老百姓的生活。无论是韦格兰德那种咄咄逼人、高谈阔论的爱国主义，还是其对手韦尔哈文那种偏向美学的、无民族偏见的爱国主义，于今天的挪威人而言都同样陌生。当今诗人的那种直率的民族宣言代表的是整个民族，这个民族以它的过往而自豪，且对这个国家之长存充满确信。如今挪威人已得其所应得，他们毫无理由妒忌瑞典抑或丹麦。
在那个国家地位取决于力量、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时代，挪威在世界这个大竞技场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历经王朝兴衰，她将活力充沛的血液与其他民族的相混合，把她那种接受法律约束的、对自由的热爱注到那些民族的灵魂之中。如今火药与现代战略已在纪律与数字面前甘拜下风，因此挪威必须认清人口数量上的弱势所强加其身的命运。一个仅仅200万之众的民族是很难在当今这样一个世界引人瞩目的。她有两条路，要么就是靠在过去的成就上吃老本，要么就必须在其他领域赢得新的荣誉。激进的社会体制变革随着那些无谓的流血与压迫慢慢让步于工业建设，历史将寻求到有别于克虏伯枪炮或重兵之军的新的价值评判标准。或许到了那时候，小国家便能再次迎来大放异彩的机会。
由于近年来我们在科学与文学方面做出的贡献，挪威在这条道路上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天文学家汉斯廷（于1873年去世），数学家阿贝尔和索菲斯·李，动物学家萨斯，历史学家孟克、凯泽、萨斯及斯托姆，还有语言学家伊瓦尔·奥森，他们都超越国界，得到了公认。画家蒂德曼（于1876年去世）和古德用色彩诠释出挪威人的生活与风景之诗。音乐家奥雷·布尔（于1880年去世）、诺德拉克和葛里格将祖国的山岳化作忧郁的旋律，回响在巴黎和伦敦的音乐厅。还有诗人比约恩松、易卜生、乔纳斯·李和亚历山大·谢朗，他们让世界认识了挪威，也让挪威认识了这个世界。正是这些人，打破了长久地围住这个国家、将其阻拦在欧洲之精神生活以外的那重篱墙。
比约恩斯彻纳·比约恩松
【注释】
[1]The evangelical Lutheran religion，亦即福音信义宗。—译者注
[2]挪威国徽为红底上一只手持圣奥拉夫之斧的金狮。—编者注
[3]奥斯卡二世1872年至1905年之间为挪威国王，1872年至去世为瑞典国王。原书出版于他的在位期。—译者注
[4]比约恩斯彻纳·比约恩松（1832—1910），又译比约恩斯腾·比昂松，挪威著名作家、挪威国歌歌词作者，190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与易卜生、乔纳斯·李、亚历山大·谢朗并称挪威“四大作家”。—编者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