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公平的商品交易影响农业经济

进入近代后，特别是从1876年到1906年，清政府连续开放了位于当时广西境内的龙州、梧州、南宁三个通商口岸，其中龙州、南宁两口岸在少数民族地区，此后，外国廉价工业品大量进入广西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农产品和其他特产通过通商口岸运销到外国。在这种不等价的交换中，民族地区农产品无法与外国工业品竞争，少数民族民众因遭受掠夺而日益贫困。如龙州开埠后，与越南交界的偏僻的靖西县，“洋货来多了，除吃的外，用的大都向外面买，银钱有出无进，百姓就慢慢穷下来了”。^[42]田西县（今田林县）“自海禁大开，外货输入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城市乡村几于非洋货不生活，经济枯竭，生产衰退，为社会普通之大病态，而生活程度日高，在昔普通每人每年生活费用仅需二三十元而已足者，今则二三倍之而犹不足”。^[43]象县（今象州县）“土产外销，与外货内销，价值不能相抵，因而市面金融供求不能适应”。^[44]民国《凤山县志》对清末以来的乡村情况有记载：“自关税不能自立，洋货倾销内地，无孔不入，农工商业，衰落不振，又无金融机关，……因而农村经济，宣告破产，势不得不辗转私借之高利贷。”^[45]

民国时期，广西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日益明显，对民族地区经济尤为不利。如在壮族地区，“近来生活程度日高，比以前高五十倍左右，影响进村乡里去，而生产品价值并不大高涨，因此他们的生活苦况可知，已经到无可省节忍耐的了！”^[46]太平土州（今属大新县）“进口的洋货价格昂贵，农产品价格很低，新谷登场时，卖出稻谷一、二担仍不能缝一套衣服，两三担黄豆只买得一股洋纱。这种不等价交换，不经商的壮人吃亏不少”。^[47]苗族地区的情况也差不多，据记者的调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浪潮，把他（她）们自给自足的经济制度打得粉碎，有许多日用品都需要向外面购买，虽然他们还有些少的土产，譬如冬菇、竹笋等等，但因为数量少，又不熟悉外面的商情，这样，又被那些行商们以低贱的价格收买上去，这种不等价的交换，弄到他们日益穷困了，此外，这还要加上一些不肖官吏的敲诈勒索，他们□得不穷呢？”^[48]都安县（今都安瑶族自治县）瑶族地区，“将近解放的那两年，每斤生盐换到玉米25斤或大米14斤之多，洋纱则每斤换玉米130斤”。^[49]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价格差越来越朝着不利于农产品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日益扩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情况下，少数民族农户卖出自己的农产品的价格日益低廉，但需购入的日常用品却越来越贵。

以下以万承县（今属大新县）壮族农户何之讨在民国时期不同时期年收谷子和黄豆（折成谷子）数和同期从圩市购买的日用品种类数量和价格总数（折谷数）为例，来说明广西民族地区乡村工农业产品剪刀差问题。

表4-1　1915～1948年壮族农户何之讨年收谷物及购回日用品情况表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第116页整理（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说明：表中第一期指民国5年（1916）前；第二期指民国5年到民国6年（1916～1917）；第三期指民国8年到民国9年（1919～1920）；第四期指民国25年到民国37年（1936～1948）。

由上可知，该农户在不同时期年收谷物的数量是逐年降低，而购回日用品的支出则逐年升高，购回日用品花费占收获物之百分比也是呈现上涨趋势。这就说明：一方面，该农户所购买的商品种类在不断增加，其对市场的依赖性比以前加强了；另一方面，市场上的商品价格和过去相比是上涨了。(www.xing528.com)

表4-2　1915～1948年壮族农户何之讨年购入工业品折谷数情况表

资料来源：根据《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4册第116页整理（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说明：表中第一期指民国5年（1916）前；第二期指民国5年到民国6年（1916～1917）；第三期指民国8年到民国9年（1919～1920）；第四期指民国25年到民国37年（1936～1948）的平均。

根据上表数字，可以看出，作为农民最需要的消费品——食盐和火柴，在不同时期的价格是不同的。在第一、二、三时期，其价格有涨有降，第四期价格则远远高于前三者。民国5年（1916）前，一斤食盐需要用6.11斤谷子来换；到了第二期，价格略为降低，只值3.9斤谷子；在第三期，食盐价格又上涨，一斤食盐值4.13斤谷子；而到了第四期，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食盐价格大为上涨，一斤食盐就要用48.4斤谷子来换，其上涨幅度之高与粮食价格下跌幅度之低，由此可见。

通过对上列两表的分析，就可以很明显看出广西民族地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而且，工业品经过商人的层层加价和欺骗性贸易，价格更高；农产品由于商人的压价和大秤大斗进、小秤小斗出等不公正交易手段，价格变得更为低落。这十分不利于少数民族农户。

少数民族农户卖出自己的产品的价格是极其低的，而为购入生产生活用品却不得不支付高价，这种极端不等价交换的工农业产品贸易，更加剧了农民生活的贫困化和乡村经济的衰败，使得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成本日益加大，“且农产品价格之涨度，亦远不若商品价格涨度之速而且巨，于是以贱价出售其作物，而以高价购进其必需之商品。自此循环往复，乃不得不借债以度日”。^[50]

综上所述，因各种因素而导致民族地区民众十分贫困，如1938年，湖南省政府委员宾敏陔在广西壮族地区考察后感慨道：“不到龙州来，不知广西之穷。”^[51]为维持简单的小农再生产和日常生活，贫困民众不得不依靠借贷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