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社会的不公平现象

社会不公，追根溯源，要么是在平等、要么是在公正这两个环节上出了问题。即，社会资源分配的机会被少数阶层过多地侵占，甚至对社会资源还形成垄断之势，多数人望机会而徒然兴叹。这是形成不公的缘由之一；之二，是规则不公正。我最愿意讨论的，是司法制度不公，为少数阶层的特殊利益保驾护航，而不能为大众主持公道；而以上两点又可归结到权力本身的异化，这就是形成社会不公的第三个缘由。

1.机会不等

世界银行发布《2006年发展报告》，提出公平是机会均等。机会是人民享受福祉的最重要因素。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人人享有同等的机会来追求和实现自己选择的生活，无论是获得某种教育，取得信贷，还是寻找工作；不管他们出生于哪个国家，其父母的财富和社会地位如何，以及属于什么性别、民族或者阶级。而且，在一个公平的社会里，收入、教育水平、财富和其他资产的分配通常是不相等的，因为人们付出的努力不同，承受风险的意愿不同，或者处理信息的方式不同。这种收入的不平等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有利于提供激励^[1]。

简言之，机会平等，是人参与社会竞争的平等起点。强调机会平等，必须反对机会垄断。人的发展机会以出身、性别等因素，被某部分人、某部分阶层所享有、垄断，形成排他性的壁垒，这一状况是无法导致普遍性的公平结果。

机会平等，最关键的是教育机会、就业机会的平等。当前的实情是，这两类机会都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

以高考为例，很多人说高考的制度设计固然有不妥之处，毕竟，相对于其他考试，它还是一个比较公平的改变考生命运的机会。但是，不要忘了，这种公平是以更大的不公平为前提的。城市考生的录取机会要远大于农村考生，京沪等发达城市的考生的录取机会又远大于其余中小城市。对于中小城市，尤其是农村的考生来说，要想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向社会上层流动，通道已经越来越狭窄，机会要远小于一二十年前。据北大法学教授张千帆的调研：一名高三学生，在不同省份，考上名校的几率最大差别是288倍！以北京大学为例，北京每190名考生中，就有一个可以上北大，其几率是安徽考生的41倍、广东考生的37.5倍、贵州考生的35.4倍，河南考生的28倍……^[2]

至于就业中的机会不平等，更是众所瞩目的社会现象。比如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尽管为城市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可他们由于尴尬的农民身份，并未能享受与所在地区市民同等的就业权利，这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即使是大学毕业生，在求职时也频频遭受歧视之苦。性别、户籍、学历、年龄等，是最常见的入职门槛。除此之外，有的用人单位还设置匪夷所思的要求，如湖南省2009年招收公务员，对女性考生特设“双乳对称”条款，叫人哭笑不得。

教育、就业机会的不平等，所造成的后果是社会结构相对固化，各阶层之间无法有效流通，产生断裂，而资源更多地流向强势阶层，于是强者愈强而弱者愈弱，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在这种情况下，向上晋升的通道更加紧缩，机会将对弱势者关闭。拿我稍微熟悉一点的房地产行业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市场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初兴时，机会的确很多，门槛也不是很高，不需要特别大的资本便可进入地产领域。这种机遇，放在今天，已是奢求。这个行业已经相当成熟，不再是一般人所能轻易问津的了。社会在逐渐定型，各个行业、部门、领域都有着各自特定的门槛，把不合格者挡在门外，限制了人的自由流动，其结果是面向大众的上升机会减少，各阶层开始在内部自我繁殖、生长。社会不公的裂痕更明显了。

2.司法不公

社会的有效运转，需要一些基础秩序，而法律则是基础性秩序之一。司法的公正，保障着社会的稳定，保障着人的自由，也保障着人的平等。由此之故，英国社会学家霍布豪斯说：“在假定法治保证全社会享有自由时，我们是假定法治是不偏不倚、大公无私的。如果一条法律是对政府的，另一条是对百姓的，一条是对贵族的，另一条是对平民的，一条是对富人的，一条是对穷人的，那么法律就不能保证所有人都享有自由。就这一点来说，自由意味着平等。正因为如此，自由主义才要求有一种能保证公正地实施法律的诉讼程序。才要求司法部门独立，以保证政府及百姓之间处于平等地位。才要求诉讼收费低廉，法院大门敞开。才要求废除阶级特权。”^[3]

在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中，当民众之间，或者民众与政府之间，发生冲突时，往往求助于中立的司法机构裁决。司法机构因其独立的地位，所以具备裁判者的资格，能够做出公正的仲裁。所以，纠纷，冲突，矛盾，可以用平和的、理性的方式来消除。但目前的中国，由于历史的负担过重，还在向法治社会过渡。司法机构，从根本上说，还附属于政府，是政府行政的工具之一。当民众和政府有利益冲突产生的时候，司法机构很难保持中立，不得不把政府的利益作为预设。这样的情节在各地反复上演，自然会“教育”民众：出了问题，不必指望法律，最好是“闹”，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一般情况下，政府作为强势一方，当然是不甘受制，态度先是强硬。由于没有调和余地，矛盾双方以硬碰硬，往往上演“玉石俱焚”式的惨剧。事情闹大了，在上级的关注、舆论的压力下，政府为了摆平事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得不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就从形式上肯定了“闹”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也显示了“法律”在冲突过程中的苍白形象。(www.xing528.com)

法律的权威，来自法律的公正。现实状况是，法律不得不偏向政府一边，以维护政府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丧失了必要的中立性以及公正性，所以在大众的心目中，法律无权威。上上下下都无视法律的权威，这样的社会自然陷入不公平的泥沼里。

3.权力异化

如果再往深处分析，作为社会不公平的机会不等以及司法不公，其实都笼罩在权力的阴影下。制造社会不公平的关键性因素，是权力。

18世纪的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权力的真正基础是公道；权力的使命是把人们的利益统一起来，它的威力也就恰好包含在其中了。”^[4]反过来，权力如果偏离了公平的轨道，不再公道，不再用于统一人民的利益，那就倾向于自利了，这就是权力的异化。

我国是在特殊的国情之下，迈向市场经济的。这一国情，就是国家力量的空前强大，社会力量的相对弱小。各种资源积聚于国家，当然“好办大事”，以极高的资源整合能力推动经济的稳步增长，但负面效应也随之出现，权力被高度垄断，监督机制又相对缺位、乏力，有些掌握权力者以及亲近权力者于是有大量的便利机会谋取私利，财富不公平地流向权力及其庇护者。

另外还有结构性的不公。国家以其强大的汲取能力吸收社会财富，造成国富民贫的局面。据经济学家陈志武教授的研究，除掉通货膨胀的因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最近15年累计翻了10倍，而同期城镇居民的收入只增长了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了1.7倍，这样的反差是巨大的。国强民弱，在经济上的表现便是国富民贫。

所以，权力的异化，权力的自利倾向，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个大一统、资源高度集中的社会，整个社会以党为核心，以行政、事业、党群等各个单位为外围，层层扩散，最终把整个社会笼罩于党的领导之下，使得社会呈现出严密组织化的态势。严格说来，自建国直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国情是国家权力急遽膨胀，社会力量相当萎缩，所以几乎不存在有独立利益诉求的社会中间组织。在国家的资源分配下，社会相对而言，比较公平。改革开放，既创造了新的利益契机，也是一个重新调整利益格局的过程，顺应着这一历史进程，社会力量复兴，形成了众多有着独立利益诉求的阶层。但是经过了三十年的改革历程，国家经济总量已到相当规模，而上述三个因素的联动，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使得社会资源更多地流向强势阶层。广大利益受损者，自然有很多情绪，很多不满。

不满的累积，纵观历史，必然演化成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