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中的后传统现象及其影响

安东尼·吉登斯

导读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的论文《现代性与后传统》包含有以下几个部分：一是“现代性中的传统”，二是“全球化和传统的撤离”，三是“破除传统”，四是“传统·话语·暴力”。他在文章中指出，随着现代社会的高度发展，现在已经到了盛现代性（high modernity）阶段或后传统社会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们一般所说的后现代社会，不过吉登斯不同意把它称为后现代社会，他认为现阶段还未到后现代社会，依然是现代性阶段。只不过今天的现代性的变迁速度与程度较以往现代性发展在程度和深度上都大得多，甚至可以说与传统和以往现代性正发生着剧烈的“断裂”。传统与现代性本身就是一对对立矛盾，如今的现代性的高度发展已经基本摧毁了传统，而这个传统被摧毁之后的社会是一个与传统的性质与样态发生了很大变异的世界，这就是后传统社会。后传统社会的最大标志就是目前经济和制度的全球化，在全球化过程中，由于时空情境迥异于以往的社会，传统正被不断撤离。传统的撤离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不同价值体系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有可能会产生暴力，不过更倾向于通过民主话语来解决。

本文节选的是“现代性中的传统”“全球化和传统的撤离”“破除传统”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具有内在的逻辑展开层次，主要论证了早期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以及全球化时代传统撤离后所形成的后传统社会的特征。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毁灭传统，然而现代性与传统的合作对现代社会的早期阶段是非常关键的”，尽管现代性与传统是一种“断裂”关系，但现代性在消解传统的同时，还在“依靠已经存在的传统而且还创造新传统”。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既对立又融合，它们是一种共生关系。

“后传统社会是一个终结，但也是一个开端”，它是一个行为方式与经历全新的社会世界。后传统社会突破了民族—国家的界线，它不是一个民族社会，而是一个全球秩序。它与传统社会最大的不同在于“传统通过对时间的控制而控制空间，全球化则正好相反……不是因为时间的积淀而是空间的重构”。后传统社会割断了传统所依赖的地域联系，并且全球化是发散型的，没有中心，所以世界性人类对话正在形成。反思性正在成为一种制度，并日趋强烈地影响和重构着我们的社会和日常生活秩序，自然正趋于非自然化。总之，整个世界，从个体到社会，从社区到全球正在经历一场全面深刻的变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认为，“后传统社会是第一个全球社会”。

［文献］

现代性中的传统

现代性毁灭传统，然而现代性与传统的合作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是非常关键的——在这一阶段中，相对于外部影响的风险是可以计算的。随着盛现代性或贝克（Beck）所说的自否性现代化的出现，这一阶段结束了。从此，传统的性质改变了。即使最先进的前现代文明依然是绝对传统的。在讨论“现代性中的传统”这个话题前，有必要对这种文明的性质加以简单论述。

在前现代文明社会中，政治中心的活动从未完全渗透到地方社区的日常生活中。传统的文明是分裂的、二元性的。人口中的绝大多数生活在地方的、农耕性的社区中。传统参与并表达了这种二元性。“伟大的传统”首先与宗教的合理化相关联；宗教的合理化是建立在书面文本基础上的一个过程。合理化不妨碍传统；相反，尽管没有现成的证据，我们可以猜想到，它使具体的传统形式得以长期存在下去，这在纯粹的口头文化中是没有的。

前现代文明的结构特征决定着伟大传统不可能完完本本地传送到地方社区中，传统对地方社区的控制也是不可靠的。无论怎么说，地方社区仍然属于口头传统的社会。它们繁衍出形形色色的传统，这些传统与过滤下来的合理化体系不是相去甚远便是直接冲突；所以，韦伯在其题为《世界宗教》的研究中表明，“书面传统”的合理化在社区中又被加以重新改造；魔术、巫术和当地的其他习惯打破了集中的象征性秩序的统一影响。

因此，传统内容中的很大一部分仍然在地方社区中。这类“小传统”往往受合理化宗教的守护者（如牧师和官员）的影响，但也对地方上各种情况做出反应。地方社区与中央精英之间往往存在语言方面的差别及其他文化分歧。

因为资本主义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现代社会有别于前现代文明的所有形态。民族—国家以及资本主义企业都是权力容器，从中发展出来的监控机制可以在更大程度上保证横跨时空的社会整合，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在早期的现代国家中，监控过程仍然利用传统的合法资源，如神授的君权以及君主及其家族的统治权。早期现代国家的权力体系仍然假定地方社区是分裂的，这一点十分重要，对我的分析而言尤为如此。在19世纪和20世纪，随着民族—国家的巩固和民主的普及，地方社区开始解体。在此之前，监控机制主要是“自上而下”，是对松散“国民”进行中央集权控制的手段。因此，民族—国家的加速发展时期也便是普通大众被纳入跨社区的整合系统时期。制度的自否性成为传统的大敌；行动的地方性情境的撤离与时空抽离（disembeding）结伴而来。

然而，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早期的现代体制不仅依靠已经存在的传统而且还创造新传统。早期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相互关联可简要地作如下概述：

首先，老传统和新传统在现代性的早期发展过程中仍占有中心地位，这就再次表明了现代社会的“约束模式”的局限，一般说来，监控机制的有效性并不依靠情感控制或良心的内化。新兴的情感轴心（emotional axis）往往与强制和羞耻焦虑相关。

其次，人们一般从实证主义的角度理解科学。而科学的合法角色使与程式真理紧密相联的真理概念得以永存。“科学与宗教”的斗争掩盖了科学的公认权威性的矛盾性质，所以许多专家实际上是守护者并取得了适当形式的尊重。

第三，现代性的强迫性本质并不是彻底隐蔽的，也并非未受抵制。正如克里斯蒂·戴维斯（Christie Davies）所指出的那样，普通的幽默和笑话是理解这一点的途径之一。卡尔文主义是资本主义精神的“精粹”，而卡尔文主义盛行的地方常常是某些笑话的笑柄。

第四，现代性的强迫性从一开始便有性别的分界。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中所记述的强迫性属于男性公共领域。在那些制度的情境中，资本主义精神占主导地位，妇女实际上被迫承担由“强烈的工具主义”所带来的情感负担。妇女开始进行各种模式的情感试验，日后产生了极大影响。与此同时，较新传统的发展却积极强化了性别差异模式和性别支配；这些较新传统包括女性“温顺”风潮。

第五，传统用于个人和集体认同的生产和再生产。现代制度的成熟使认同的维系成为根本问题，但这个问题通过求助于传统的权威得到了解决——解决过程充满了紧张和矛盾。

全球化和传统的撤离

全球化和最传统的行动情境的撤离的双重过程是“自否性现代化”阶段的显著特征，这个阶段改变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平衡。乍看起来，全球化似乎是“外界”现象，是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发展，与日常生活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对社会学家来说，全球化似乎只是另一个研究“领域”，只是各种专门化研究中的一支；研究全球就是分析世界中的体系和全球最高层次的关联模式。只要传统的生活模式依然存在，特别是在“特定的地方社区”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这种观点并无大错。然而，地方情境的撤离如今已进入高级阶段，所以这种看法是十分错误的。全球化是“内在的”，它影响着我们生活中最私密的方面，或者说此两者有着辩证的联系。如今，我们所说的私密及其在人际关系中的重要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影响的结果。

全球化与行动的传统情境之间的纽带是什么？这条纽带就是抽象系统的抽离所带来的后果。此中的因果影响关系十分复杂，与现代性的多维特性紧密相连。在此，我不想对此进行直接分析，只想说明其中的结构关系。传统的内容是关于时间的组织，因此也是关于空间的组织；而全球化的内容也正是如此；只是两者方向相反而已。传统通过对时间的控制而控制空间，全球化则正好相反。从本质上说，全球化就是“远距作用”；不在场对在场的支配，其中原因不是因为时间的积淀而是因为空间的重构。(www.xing528.com)

全球化的第一阶段主导者显然主要是西方及源于西方的制度的扩张。其他文明从未能对世界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也未能在如此程度上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世界。然而，与其他形式的文化或武力征服不同的是，通过抽象系统作用的抽离化过程从本质上说是无中心的，因为它割断了自己与传统所依赖的地域的有机联系。尽管今天的全球化仍由西方势力主导，但它已不再仅仅是单向的帝国主义了。远距作用总是双向的；然而，现在的全球化已没有明显的方向，其发散性基本上是永存的。那么，本阶段的全球化不应与前一阶段的全球化相混淆；本阶段的全球化正在日益颠覆前一阶段全球化的结构。

所以，后传统社会是第一个全球社会（global society）。直到最近，世界的大部分仍处于准分裂状态，许多传统仍然持续着。在这些地区以及一些工业化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地方社区仍然很强大。在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在即时全球电子通讯技术发展的影响下，这些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大家都是“局内人”的世界里，已存在的传统难免要与其他传统接触，而且必须与非传统生活方式接触。由于同样的原因，在这个世界里，“他者”不能再被认为是无活动能力的。他者不但会“反击”，相互盘诘也是可能的。

破除传统

如今，即使在最现代化的社会里，传统也并未在后传统秩序中完全消失；在某些方面，在某些情境中，传统甚至还很兴旺。然而，在近来的现代世界里传统是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伪装持续的呢？在图式层面上，这个问题可作如下解答：现代世界中的传统无论新旧都存在于两种框架的一个之中。

传统在多元价值的世界中是有价值的，这样说可以通过推论为传统辩护。对传统的辩护可以从其自身出发，也可以在更具对话性的背景下进行；在此，自否性可能是多层次的，这正如以生活在充满激进怀疑的世界上十分困难这个理由为宗教辩护一样。对传统的推论式辩护不一定包含程式真理，因为最重要的是在暂缓暴力威胁的情况下做好进入对话的准备。否则的话，传统就成了原教旨主义。在近期的现代世界中出现原教旨主义并不奇怪。“原教旨主义”只在激进怀疑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才具有其自身的含义；尽管如今的原教旨主义已是四面楚歌，失去了上升势头，但其含义大概只相当于“传统意义上的传统”。原教旨主义可以理解为不顾后果地强调程式真理。

在今天的发达社会里，对地方社区的破坏已达极致。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早期幸存下来的或被创造出来的小传统日益屈从于文化撤离势力的影响。伟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的分界在某些前现代文明中延续了几千年，但如今已基本上完全消失了。当然，“高级和低级文化”的区别依然存在，这与高级文化中的某种根深蒂固的古典崇拜有关，但这与我所说的传统只有一点边缘关系。

地方社区的消解并不等同于地方生活和地方习俗的消失。然而，各地日益受到地方舞台上的外部影响的重塑，于是继续存在的地方风俗往往会改变含义，变成遗风或习惯。

习惯可以是纯粹个人形式的例行化（routinization）。个人的某些例行事务通过经常重复而具有一定的约束力。这些例行事务的心理作用不可小视，它们是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重要基础，因此它们为生活在不同行动情境中的延续提供了一种建构媒介。在后传统秩序中，常有来自抽象系统的信息注入习惯，而习惯也常与抽象系统发生冲突。例如，即使医学界对某种饮食大加挞伐，但有人依然会抱着这种饮食习惯不放；然而，如果生产过程或设计过程发生了变化，那么此人也不得不改变习惯。

在商品化塑形作用的影响下或因为制度自否性的普遍影响，许多个人习惯实际上是集体习惯。但无论是个人特征还是与社会风俗有关，习惯已与传统中的程式真理失去了联系。区分习惯与强迫性行为的界限是模糊的，这表明习惯十分脆弱；习惯的强迫性力量可以退化为强迫性仪式——如弗洛伊德所描述并试图解释的强迫性神经官能症。

传统与权力显然是密不可分的，它还可以防止不测事件的发生。有人说神圣之物是传统的核心，因为它使过去带有神性；从这个观点出发，政治仪式具有宗教性质。然而，与其这么看问题，我们不如把程式真理看作是使神圣之物与传统相连的道具。程式真理使传统的核心部分“不可及”并赋予相对于过去的现在以完整性。程式真理一旦引起争议或遭到抛弃，纪念碑便成为遗物，传统也便会回复为风俗或习惯。

传统·话语·暴力

传统实际上是解决不同价值和不同生活方式之间冲突的方法。“传统社会”的世界由许多传统社会组成，在这个世界里，文化多元主义表现为纷繁多样的民风民俗，不过每一种民风民俗都存在于特定的空间里。

后传统社会则截然不同，它与生俱来地一直在全球化，但它也反映了全球化过程的加剧。在后传统秩序中，文化多元主义无论牵涉到延续下来的传统还是牵涉到创造的传统，它已不能再以嵌入权力（embedded power）的分散型中心的形式出现了。

用分析的眼光来看，在任何社会情境或社会中，解决个人价值和集体价值之间的冲突只有四种途径：传统的嵌入；与敌对的他者分离；话语或对话；强制或暴力。这四种途径至少可以作为内在的可能性存在于大多数行动环境和文化中，然而这些因素可以具有不同的权重。在传统影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经过守护者的活动所过滤的传统信仰和传统习俗使很多因素失去了效用。嵌入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隐藏起来，文化的包容首先以地理分割的形式出现。此处的分离并不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而是前现代诸系统的时空组合与妨碍非本地交流的障碍相结合的结果。

随着现代性的出现，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过程的加深，这些情形差不多完全被破坏了。传统必须以业已提到过的方式来解释或“证明”其自身。一般说来，传统只能坚持到其接受推论式证明的考验时为止，此时的传统已准备与其他传统以及非传统的处理事情的模式进行公开对话。在某些情境中以某种方式出现的分离是可能的，但此类情境和方式已变得越来越少。再以作为传统的性别为例。直到现代社会的开端，甚至在现代社会里，性别之分在传统中被奉为珍宝并与固化的权力相呼应。妇女在公众领域中的缺席抑制了对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进行推理性审核的可能性。如今，因为深远的结构性变化的影响以及几十年来女性运动的努力，男女之分以及性别、特征和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都受到了公开质疑。

对它们进行质疑意味着要求对它们进行推论性证明。现在实际上已没人再会说“我是男人，男人就是如此”等诸如此类的话。如果有人提出要求，我们必须证明自己的行为和态度是正当的，即必须为之说明理由；一旦理由不得不被说明，区分性权力（differential power）便开始消解，或者权力转化为权威。如果这种推论性空间没有创立或得不到维系，则后传统中的人际的纯粹的私人关系便难以生存。

然而，推理性空间得不到维系是常事。出了什么问题？其中的一个可能性显然是分离：如今我们生活在分割离异的社会中。如果不出现分离而且传统关系得到维护，那么我们便会进入潜在的或实际的暴力领域。谈话停止，暴力往往便会开始。无论在两性的关系上还是在广阔的公众舞台上，现在的男性对妇女的暴力都可以用这种方法解释。

在私人关系和日常生活中可以应用的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全球化秩序以及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所有层面。上述描写可看作是私人生活中的男性的克劳塞维茨理论：“外交性”的观点交流一旦停止便求助于武力或暴力。克劳塞维茨的法则仍有其捍卫者，在当今的国际关系中也有其应用情境，在全球舞台上的文化冲突可滋生暴力，但也可能产生对话。总的说来，在分离已经不再可能的社会秩序中，在很多领域内，暴力之外的唯一选择是“对话性民主”（dialogic democracy）——即相互承认对方的真实性，准备聆听或辩论对方的看法和观点。私人生活中“情绪民主”的可能性与全球秩序中民主的潜能具有对称性。

后传统社会是一个终结，但也是一个开端，是行为和经历的一个全新社会世界。这是何种社会秩序呢？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已经说过，这种社会秩序是一个全球社会，它不等于世界社会，而是模糊空间意义上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社会纽带不是从过去继承而来而是必须被制造出来——在个人层面和集体层面上，这是个十分令人烦恼的苦差，但它也可能带来极大的报偿。在权威（authorities）方面，这种社会是无中心的，但在机遇和困难方面却又是有中心的，因为它聚焦于新型的相互依赖关系。认为自恋或个人主义处于后传统秩序的核心的看法是错误的——从它所蕴含的未来的潜力方面说是如此。在人际关系领域中，向对方敞开胸怀是社会团结的条件；在更大的范围内，在全球性世界秩序中伸出“友谊之手”在本文开头所勾画出的新议程中是不言而喻的。

无须赘述，可能性和现实性是两码事。激进的怀疑加剧焦虑社会创造出来的不确定性赫然耸现；在地方层面和全球层面上，巨大的差距隔开了穷人和富人。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接触复兴的前景，尽管这种接触的路线与从前的主导路线截然不同。与后现代主义的难题决裂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私人生活中的“情绪民主”有可能向外延伸为全球性秩序中的“对话民主”。作为人类整体，我们并非命中注定要遭受难以弥补的零散化，也不会被禁锢在韦伯所设想的铁笼中。在强迫性之外存在着发展真实的人类生活的机会，但在这种生活中维护传统也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