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新力量导演研究: 新世纪新美学

（一）新主流电影的讲述者

1.新力量导演的新主流电影创作

2013年前后，随着类型电影的发展，新力量导演在电影创作上的狂飙突进和资深大导演的后继乏力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中国电影场域原有力量关系的嬗变。新力量导演是新主流电影的创作主力，他们出生、成长于文化断层时代和网络时代，不同于前辈的成长背景、情感结构与知识体系使他们具有“观念上的开放性、意识形态上的包容性、思维上的多元性，置身商业大潮的现实性和世俗感性等特点”^[13]，能以最敏锐的触觉参与中国电影工业体系的建立、产业升级、技术革新以及现实相关话语的建构。他们的技术化生存、产业化生存、网络化生存的创作主体特征在影片生产中被转码为新主流电影潜藏的工业基因、网络属性、产业意识和服膺于制片人中心制的有限的作者风格，在受众为王的创作理念下与网生代主流观众的观影需求、审美趣味无缝对接。比如，80后新力量导演郭帆以其“欲罢不能”的理想情怀和工匠精神，带领7000人的团队趟出中国科幻电影的“一万小时之路”，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成为中国电影工业化道路上的先行者，其执导的《流浪地球》以46.63亿票房占据中国电影总票房榜的第三位。而以《我不是药神》一鸣惊人的青年导演文牧野在处女作中就以强烈的现实意识关注民生问题，深入发掘现实，运用类型片的创作模式归置现实主义的影像建构，打开了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类型化的新航向，实现了口碑、票房的双丰收。《我和我的祖国》由7位不同代际的导演联合执导，直指中国电影史的“薪火相传”。文牧野作为其中最年轻的导演，其执导的《护航》作为压轴出场。影片以备飞女飞行员的独特视角，通过酷帅的人物造型、炫目的视听语言技巧讲述了一个“牺牲小我、成就大家”的主旋律故事。在影片中，文牧野打破了性别叙事的局限性，凸显小人物个体价值的同时，弘扬了护航精神和爱国热忱，在与前辈导演同台竞技的舞台上出色地展现出新力量导演的创作实力。

2.新主流电影的“港味”表达

“港人北上”是新时期中国电影产业的普遍现象。“北上”的香港导演已成为新主流电影生产和新华语电影建构的重要力量。“港人北上进军内地，独特的香港文化在合拍片中得以传播，如独特的世俗精神与人性关怀，较少承载抽象的传统道德、家国情怀等主流价值，重娱乐、实用以及世俗化的核心价值观等”“香港电影人以一贯的务实实用精神，一向尊重观众、市场，四面讨好，举重若轻，把方方面面处理得好看甚至好玩，而这恰恰是内地导演的短板。”^[14]

香港导演进军内地首先带动了大批合拍片朝主流化的趋势发展。如《十月围城》《风声》《叶问》系列等影片自觉融入主流文化、国家意志，以应对内地市场和官方审查的需要，在认同家国大业、主流历史的同时，保留了其对香港文化的隐形书写，同时以具有趣味性、世俗性、娱乐性和奇观性的“港味”表达，刺激了内地电影创作中创造力和想象力生成。(www.xing528.com)

一部分香港影人直接参与新主流电影的创作生产，从陈德森的《十月围城》开始，徐克的《智取威虎山》，林超贤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刘伟强的《建军大业》《中国机长》，李仁港的《攀登者》，陈可辛的《中国女排》等，这些影片大多以“香港知名导演+内地公司或制片人+商业片”的模式，均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这些香港导演以其独有的文化特质、创意方式和商业敏感度，为新主流电影的市场化运作、类型化创作、产业化发展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香港贡献”，实现了两地电影市场的双赢、多赢、共赢。2019年，刘伟强执导的国庆献礼片《中国机长》是香港影人执导新主流电影的又一惊喜之作。影片体现了“内地主流价值观、主流文化、雄厚资本与香港电影人对类型创作的娴熟，对视听震撼的工业品质追求，对平民化、民生化理念表达等的较完美结合，也体现了崇高、紧张、强节奏型美学与注重个体生命、体验经验型的世俗化平民美学的融合”，充分彰显了“高标准工业化制造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品质’”。^[15]

（二）新主流电影的国家形象建构与中国言说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国亟须创作出兼容本土文化基因和国际言说方式的电影作品，只有真正“走出去”，我们的民族电影工业才可能在未来世界电影工业序列中立于不败之地。新主流大片以其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传达、叙事策略的多维度运用、人物群像的立体呈现、类型化商业模式运作、工业化技术化的生产制作，在国内外电影市场逐渐形成良性循环，具有文化再生产的有利条件，在国内获得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可，天然契合了“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呼应了国家提出的“中国梦”视野下“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能较好地体现中国电影的表达自信，成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有效路径。

那么，如何提升新主流电影“走出去”的言说能力？首先，新主流电影创作者应具备更为广阔的国际视野，在学习好莱坞电影工业化经验的同时，不以西方文化他者化的叙说方式迎合国际观众，反之，应积极引导影片受众对中国形象的期待视野，以摆脱西方语境下对中国的刻板印象，建构更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电影的话语体制、思维模式和言说方式。除了上述关于新主流电影的技术品质、管理机制、类型生产、市场运作等方面需要进一步升级、实现与好莱坞电影工业水准接轨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回到电影内容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特色和现实语境中去挖掘对历史和现实新的观照角度和更能代表中国国家形象的故事素材及其合理的艺术表达，努力尝试类型的本地化和本土化改造，在充分考虑国内外观众观影需求和接受程度的基础上，多元化地阐释具有普世意义的主流价值观。比如《湄公河行动》《战狼2》《空天猎》的电影文本彰显了对公民生命个体的尊重和捍卫，传递了人本主义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念，以期引发最广泛的共情。《无问西东》则通过讲述四代清华人在中国特殊年代里的青春故事，描摹一个个“大写的人”的“直面现实的所有人生选择、反思批判”，进而“指向人性之善的价值，家国使命的重要性和个体选择的意义”。而《红海行动》《流浪地球》等作品将中国故事进一步升级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从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通过群像式的英雄人物设置、饱和式的拯救策略和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建构起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反面镜像，以消解好莱坞电影对中国受众的文化规训，传递中国电影的主体性表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观。这些影片的创作经验为未来中国电影在国际视野中讲好新时期中国故事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参照。

综上所述，新主流电影能以更加成熟的叙事方式和更为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使影片的主流价值观得以更加广泛传播，并更好地塑造富有文化魅力和感召力的国家形象，展现了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行动、意志和责任意识。在传扬民族精神和中国力量的同时，新主流电影也善于发现传统与当下、艺术与商业、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在类型电影的叙事策略中，以更契合主流观众需求的电影语言建构起主流价值观的审美表达，引发情感共鸣和现实反思，并提升中国电影产业的整体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