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法律展现的家族秩序：法律与判例

（一）彰表孝悌贞义者

唐代社会的一般家族伦理，包括孝、悌、贞、义，在唐代政令中一般表述为“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唐六典》卷三户部郎中员外郎条载唐开元令[85]77[14]612：“若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闻于乡闾者，州县申（尚书）省奏闻，表其门闾，同籍悉免课役；有精诚致应者，则加优赏焉。”

对孝悌贞义者的旌表，依开元《户部格》，一旦被认定为孝义门，孝门称号在孝子一生延续，义门称号在旌表时同籍者的有生之年延续。《唐令》规定旌表为孝义者，“同籍并免课役”，对此《户部式》限定两种除外情况：“孝义人身死，子孙不往，与得孝义人同籍，及义门分异者，并不在免限。”[18]243

唐代赦书（包括知制诰的权臣起草的赦书）是诏令中重要的一类，因改元、战胜、即位、加尊号、郊祀、册封、时令等，借助大赦、赦、曲赦、德音、郊赦等形式，将天下在押囚徒释放并免刑，从而达到约法省刑、稳定民心、宣扬德政等政治目的；同时利用赦书对官吏皇亲开展赐封、对百姓中的特定人群加以优恤，从而笼络人心、化育世风，营造一种普天同庆的氛围；并对那些“亡命山泽，挟藏军器，百日不首”的顽固分子，实行“复罪如初”的威慑。唐代赦书的涉家族内容体现着国家对家族关系的法律干预。“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是赦书中最常见的奖恤对象，奖恤方式包括旌表门闾、终身勿事，免除同籍劳役；也包括存恤、优恤、赐、优赐等物质奖励措施和版授县君等。此外还有对“孝悌力田”^[1]者的赈恤闻荐、对已故的孝妇烈女的设祠致祭，对被认定为孝义门的家族，有的赦书还有封官的奖励。

总结这类赦书的奖励对象及相应的奖励措施，列举见表5.1。

表5.1　唐代赦书对孝悌贞义者的优赏

资料来源：《全唐文》（诏令右上角为页码）。

（二）处罚侵害家族伦理者

《唐律疏议》第6条规定的“十恶”中，除谋反、谋大逆、谋叛、不道、大不敬之外，余下都涉及家族伦理。恶逆是殴打谋杀尊亲属的行为；不孝是不善待祖父母、父母的行为，如骂詈，告言，别籍异财，供养有阙，居父母丧婚嫁、作乐、释服，隐匿或谎报父母丧等；不睦是亲族间杀、殴、告等侵害行为；不义包括侵犯夫权的行为，即闻夫丧匿不举哀、作乐、释服及改嫁；内乱是亲族相奸的行为，即强奸或和奸小功以上亲、父祖妾。可见国法的“十恶”有一半是在调整家族关系，动用国家力量对侵害家族伦理的行为大加惩戒，这是中华法系的一大特点。

这种威慑首先是“十恶不赦”。有一类赦书，将天下或某地区全部囚徒或在押犯一概放免，唯独不赦免犯十恶罪者。此类表述还包括直接列举属于十恶的罪状（子杀父等）、叛逆缘坐、常赦不免者、十恶死罪、十恶五逆、十恶忤逆等。有些赦书对这类人实行重于常人的特殊处理，以威慑人们不得实施这类犯罪，否则将“为常赦所不原”。这类赦书的赦免例外情况见表5.2。

表5.2　唐代赦书排除侵害家族伦理者的情况

①注：括号内为所犯非十恶、获赦免者的赦免措施，不言则为一律赦免。

续表

资料来源：《全唐文》（右上角所标为页码）、《唐文拾遗》（右上角注明“拾遗”并标页码）。
①“十恶五逆”是佛教用语，但常在唐赦书中出现。佛教中的十恶：造作杀生、偷盗、淫欲、妄语、两舌、恶口、绮语、贪、嗔、痴；五逆：杀父、杀母、出佛身血、杀阿罗汉、破和合僧。

第二类赦书，对十恶罪犯作出重于他人但轻于本刑的特殊处理。如玄宗的三篇诏敕：《令写玄元皇帝真容分送诸道并推恩诏》[72]149，对十恶罪者“免死配岭南”；《疏决禁囚敕》[72]166对十恶死罪者“先决六十，长流岭南远恶处”，对其他死罪“先决一顿^[2]，并流岭南”，流罪重者决六十，轻者决一顿之后释放，徒罪及以下都释放；《自东都还至陕州推恩敕》[72]166，对十恶等死罪实行“免罪，长流岭南远恶处”，其余死罪“隶配效力五年”，流罪释放。

也有一些赦书不排除十恶而排除其他罪行或罪人。敬宗《受尊号赦文》[72]315、穆宗《登极德音》[72]304不予赦免的罪行是“故杀人”。穆宗朝元稹起草的《长庆元年册尊号赦》[72]2920，也仅排除故杀人及官典犯赃，并未排除十恶中故杀人以外的情况，值得注意。玄宗朝苏起草的《至都大赦天下制》[72]1133，排除的仅是“谋反大逆”。肃宗《即位大赦文》和《收复两京大赦文》[72]210也未排除十恶，但不赦免安史之乱的罪臣“李林甫、王、杨国忠近亲合累者”，以及“与安禄山同谋反逆支党，及李林甫、王、杨国忠等一房”。

另一类赦书是不问罪名一概赦免，常有“常赦所不免者，咸赦除之”的明确指示，赦的内容大体包括免和减两类，免包括赦除、放免、赦免、赦原等（见表5.3）。

表5.3　唐代赦书不问罪名一概赦免的情况

资料来源：《全唐文》（右上角所标为页码）、《唐文拾遗》（右上角注明“拾遗”并标页码）。

唐代赦书作为一种重要的诏令，在法的创制和运行中均起重要作用。与狭义的法，即“律”相比：赦书只需一纸诏令，无需严格的修订程序，具有随时设制的灵活性；可防止司法不当带来的冤案；同时有助于实现统治者的政治宣教，宣扬孝悌贞义等家族伦理；也体现了统治者的德政“宥过以务哀矜”（李商隐《为京兆公陕州贺南郊赦表》）[72]3562。

频繁的赦具有很明显的弊端。如宋璟在《论修德刑疏》[72]923中指出：对徒以下犯，责保释放，减少囚系，有助农桑，但对流死犯的频赦可能以人废法，“古人慎赦，义在存法”，希望理狱宽平，不务深苛，从而“以至诚动神，不要制书频降”。白居易在《策林·议赦》中指出，根据古义，赦不可废（“眚灾肆赦”“君子以赦过宥罪”），但也不可过多（“一岁再赦，妇儿喑哑”）。他认为在王者践祚改元之初，偶尔用赦是德，否则失布新之义，废好生之德；而在居常致理之际，频繁用赦则为贼，可能开启惠奸之路、召乱之门，总之赦“可疏而不可数也，可重而不可废也”。

二人对赦的主要批判在于使法律丧失安定性，造成社会混乱。当然赦书可通过对“十恶五逆”等罪大恶极罪人的排除，只宽宥罪行较轻者，这类赦书具有恩威并用的双重意义，既实现了德政，也打击了首恶，对重罪有较好的威慑力。但从上文罗列可知，唐代赦书到后期越来越频繁，这类排除的比例却越来越小，玄宗以后“常赦所不原者，皆赦除之”的赦令十分多见，已有滥赦之虞，也开中晚唐乱世之端倪。

当然，唐代赦的意义绝不仅在于法律方面，其政治宣教的作用也非常明显。陈俊强对唐代皇帝因“吉礼”和“嘉礼”颁布恩赦的分析表明[57]64-116，唐代皇帝较前代更多地由于祭典而发布恩赦，尽管崇信道家的李唐皇帝对儒家化的祭典本身并不热衷，但作为新君至少亲临郊祀主祭一次，并为此颁布赦令，同时唐代祭典和大赦仪式与前代相比十分具有公开性。这些特征表明，唐代祭礼恩赦包含着宣示王朝的正统性的政治目的，通过大量礼仪在公众面前展示，达到使人民不仅“看到”而且“得到”皇恩雨露，“知道”礼仪，从而达到朝廷诉求的目的。因此，国家每逢重大典礼，必假借恩赦，才得以传达全国、普及万民。这也从另一方面折射了恩赦对于贯彻国家政治主张的重大作用。正因此，赦书成为国家推行家族伦理道德、借以维护家族秩序的重要工具。

除不赦外，唐代法律还规定对“十恶”者的其他威慑措施，如会赦犹除名、不得官当、死刑仅一复奏、决死刑不限季节、囚犯死后不享受殡葬待遇等。如《唐律疏议》第18条规定：犯十恶、故杀人、反逆缘坐，狱成者会赦犹除名。《开成格》[18]478规定：(www.xing528.com)

其犯十恶、杀人、监守内盗及略人、受财枉法并强盗、造伪头首等情状……会恩至流者，望请不在官当。

开元《狱官令》[14]692，698，700规定：

诸决大辟罪，在京者，行决之司五复奏；在外者，刑部三复奏……若犯恶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杀主者，唯一复奏。立春至秋分，不得奏决死刑。若犯恶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杀主者，不拘此令。……诸囚死，无亲戚者，皆给棺，于官地内权殡（……若犯恶逆以上，不给……）。

《唐律》对其他侵害家族伦理的犯罪也规定了相应刑罚。如《唐律疏议》第19条“免官”规定：祖父母、父母犯死罪被囚禁，作乐及婚娶者，免官。第20条规定“免所居官”的三种情形：①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②祖父母、父母老疾无侍而离亲任官；③居父母丧生子、娶妾、兄弟别籍异财、求仕、奸监临内杂户、官户、部曲妻及婢。《唐律疏议》第121条规定：府号、官称犯父、祖名而居之，父、祖老疾无侍而离亲任官，居父母丧求仕者，父、祖、夫犯死罪被囚而作乐者，处以徒刑。唐代“府号、官称犯父祖名”的著名事例是，诗人李贺（德、顺、宪宗时人）被人诬陷因避父名晋肃讳而不得举进士，为此韩愈曾写《讳辩》[72]2499对这种不符合避讳规则（二字名不连续出现不犯讳^[3]，同音嫌名亦不犯讳）的世风提出猛烈抨击。

唐令把查明和处罚违背孝悌伦理者列为刺史的职责之一，如开元七年《户令》[14]166：

诸州刺史，每年一巡行属县，观风俗，问百姓，录囚徒，恤鳏寡，阅丁口，务知百姓之疾苦。……有不孝悌，悖礼乱常，不率法令者，纠而绳之。

从这一语句的逻辑顺序依次为“孝悌”“礼”“常”“法令”，也可窥知唐人对孝悌伦理的重视。

（三）照顾抚恤高龄者

唐代法律有关于抚恤照顾高龄者的规定，这些养老政策可视为孝伦理的延伸。

高龄者犯罪享有刑罚宽免待遇。《唐律疏议》第30条规定，七十、八十、九十岁以上犯流罪、死罪的人，收赎而免于居作（服劳役刑），或者勿论、不加刑。

《唐律疏议》第26条还规定了犯罪权留养亲、暂缓服刑的制度，犯死罪不入“十恶”者，如果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期亲成丁者，通过上请皇帝，可以下敕准许“充侍”，在家服侍父祖，待家有期亲成丁或父祖去世后再奏请皇帝决定是否处刑；若类似情况当事人所犯为流罪，则可呈请刑部批准暂不流配，在家“权留养亲”，推迟流配的时间。

在赦书中，这类养老措施亦有体现，包括赡养、赈恤、留养、版授等。

赐物、版授官职：“高年惸独，量加赡恤”（高祖《平王世充大赦诏》[72]7）；男女百岁以上版授刺史郡君，九十以上版授司马县君，八十以上版授县令，并赐粟帛（高宗《改元宏道大赦诏》）[72]65；“天下百姓有父母祖父母高年者赐粟帛”（穆宗《登极德音》）[72]304；百姓九十以上“委所在长吏量加存恤”（元稹《长庆元年册尊号赦》）[72]2920。

免课役：“天下百姓年五十者，皆免课役。”（高宗《遗诏》）[72]65

支持侍丁、守丧：“侍丁者令其养老，孝假者矜其在丧”（玄宗《改元大赦文》）[72]183，“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已上，妇人七十已上，宜各给一人充侍，任自拣择”（玄宗《加天地大宝尊号大赦文》）[72]185。

开元二十五年《户令》^[4]规定了对老人的给侍制度：

诸年八十及笃疾，给待一人；九十，二人；百岁，五人。皆先尽子孙，听取近亲，皆先轻色。无近亲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内中男者并听。[14]140

应侍，户内无周亲年二十一以上，五十九以下者，皆申刑部具状上请，听敕处分。若敕许充待家，有周亲进丁及亲终，更奏。如元奉进止者不奏。[14]141

诸鳏寡孤独贫穷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亲收养。若无近亲，付乡里安恤。如在路有疾患，不能自胜致者，当界官司改会村坊安养，仍加医疗，并勘问所由，具注贯属，患损之日，移送前所。[14]165

此外，唐代《仪制令》规定乡饮酒礼，旨在使人知尊长敬老[14]437：

诸县蜡祭月，集乡之老者，一行乡饮酒礼。六十以上坐堂，五十以上立侍堂下，使人知尊长养老之礼。皆用酒脯，物出公廨。

（四）鼓励同族义居者

义居，指家族累世同居不分异。依唐格，累世同居、家族和睦者被称为“义夫”，家族经认定后可旌表为“义门”，享有免除徭役等政策优待。

唐代通过制度设定，鼓励义居的善良风俗，禁止极端的分家行为，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分家析产，被看作对家族伦理的侵害。

《唐律疏议》第155条“子孙别籍异财”规定：父母在世，子女别籍异财徒二年；父母教令别籍徒二年，子孙不坐；居父母丧，兄弟别籍异财，徒一年，且免所居官（第20条）。别籍，即公法上的分立户籍，不论谁的意思一律禁止；但私法上的异财，即家产分割，依父祖命为之是不禁止的。[12]142

唐代政府也通过赦书打击父母在世分家异居的行为，鼓励家族共居。

玄宗《改元大赦文》[72]183，“令州县勘会”父母在别籍异居的现象，同时对大家族实行赋役上的优惠，一家“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者放一丁”。玄宗朝孙逖《天宝三载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制》[72]1392指出父兄在，别籍异居的行为“亏败名教，莫斯为甚”，要求禁绝，且“亲殁之后，亦不得令有分析”。肃宗《乾元元年南郊赦文》[72]213甚至直接规定非常的刑罚：“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点污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碛西。有官品者，禁身奏闻。”从初唐《唐律疏议》的“徒三年”到唐后期的杖刑加流刑，可见唐代的刑罚加重倾向。唐代后期对别籍异财现象干涉甚严，这不仅仅是出于强调纲常伦理的考虑，更是出于对当时农民为逃避课役而分家析产现象的打击，以保障国家利益，可谓“乱世用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