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雨》中周朴园形象解读的变迁

我们都明白一个朴素的道理：教师要有足够的知识才能教导学生，反之，则不成。

然而，教师的知识受到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方面是教师自身的专业素养和阅读涉猎的深度、广度；另一方面是时代大潮流与社会意识倾向。前者属于可控因素，一般而言，只要教师愿意多下功夫，往往能够不负有心人，这里毋庸赘言。而后者却受到客观大意识环境的制约，属于不可控因素，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往往被其左右，受其控制。《雷雨》中周朴园这一人物形象解读的演变进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戏剧家曹禺的剧作《雷雨》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这么多年来，不论哪个时期，它都是中学语文教材编选者的最爱。由于篇幅所限，编选者通常都钟情于第二幕。这样做无非因为这一幕是最重要的两大矛盾的交汇点，还因为这一幕最富戏剧冲突，也最值得读者反复咀嚼、品味。别的且不论，单说周朴园这个人物形象就极富典型性。当然，这种典型性，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某一类“单一性格”的凸现，更在于这个人物性格的“多样组合性”。我们知道，道德和价值属于社会历史范畴，不同的发展阶段，其道德与价值观是不同的，这种不同自然会折射到生活的各个层面，包括分析文学作品。而且，对作品人物的评价也会打上时代的烙印。对于周朴园这个人物形象的解读就是如此。由于时代主流观念的影响，二十多年来就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我上高中和刚刚走上教学岗位的时期。那时候“文革”的大动荡虽然已经结束，但社会的意识主流还是唯正面、唯上是尊，意识形态领域动辄就要批判奇装异服，反对奇谈怪论。自然，周朴园就应该是那种坏透了的资本家典型。他对待鲁侍萍的态度使我们感受到什么是自私、冷酷、虚伪，对待鲁大海的言行让我们明白什么是阴险、狡诈、无情。老师这么教，学生这么记。这时候，课堂上讲析的周朴园完全是符号化的反面形象。这符合那个时代的特性：人物脸谱化，人性单一化；要么就是“高大全”，要么就是反动派；坏人就坏得一无是处，好人肯定好得完美无缺。真不知道那些已经有过感情经历或结过婚的教师教到此处会做何感想？

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人们在解读周朴园的时候，除了上述这些性格的再现，更多了一份深层的理解与把握。比如，针对周朴园一直用着侍萍用过的旧家具，记着她的生日，甚至保留着她喜欢关闭窗子的生活习惯，围绕他对待侍萍的态度出现了三种评判重心：始乱终弃的周朴园，情真意切的周朴园，空虚做作的周朴园。这时候的理解，且不论其观点的优劣对错，单是就解读角度和解读态度来看，就多了一份实事求是，多了一份“二次创作”的个性，更多了一份人性的光辉。与此同时，有这样一位评论家——刘再复，出了这样一部作品——《性格组合论》，他的观点受到了许多人的追捧。我们做教师的也终于能够让学生感受到一点别的什么了。

第三阶段，就是新一轮课程标准改革时期，也就是当下。教师们在研读剧作时，秉承了先贤们留下来的两项基本准则：“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所谓“知人论世”，简言之，就是在解读作品的时候，要联系作者的生平及其时代。因为只有了解作者的人生经历和生活遭遇，把握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特点和社会大势，才可以更好地认识作品的价值和意义。鲁迅先生对此有过精辟论述：“倘要论文，最好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

至于“以意逆志”，王国维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玉谿生年谱会笺》）有学者认为“以意逆志”就是要读者透过作者在作品中所写的事情，从自己理解的角度去考证、探究、反求作品的意旨，即以“己意”去“逆”作者作品之“志”。在这个过程中，读者既不能够完全抛弃自己“现在的视域”，也不能把文本对象“初始的视域”简单地纳入自己“现在的视域”，而是必须把这两种不同的视域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全新的视域，从而得出带有自己个性的对作品的诠释。

应该说“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这两种方法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运用这两种方法时最不易把握的就是“论世”和“逆志”的度。这么多年来，对于周朴园这一形象的认识把握的演变历程就是最好的明证。第一阶段的单一解读现象，源自解读者仅仅从“现在的视域”，本着当时时代的立场，运用实用主义的心态去把作品中的人物当成一定概念的替代物，作为一种符号来认识。第二个阶段的多角度把握，则是由于解读者回到文本对象的“初始的视域”，多了一份实事求是，看到了人物性格的多样性，但是，尚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迫切需要还作品以及人物以本来的面目，在对人物进行分析把握的时候，既不可过分拔高，又不可以偏概全，当然，更不能矫枉过正。对于周朴园这一人物形象的认识，我们需要做的是既要保留以往的认识，又需要看到这些认识的不足。如果能够将“初始的视域”与“现在的视域”结合起来，借助“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手段进行更深入细致的探究，或许将会是非常有益的。

在研读教材的时候，我们回归到曹禺自己的说法：“我初次有了《雷雨》一个模糊的影像的时候，逗起我兴趣的，只是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曹禺《雷雨》序，下文同）

我觉得这种“复杂而又原始的情绪”才是我们解读文本的一把最好的钥匙。人之所以为人，不就是在于其有着复杂而又莫名其妙的情绪活动吗？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之所以动人心魄，正是那份让读者欲罢不能的“二次创作心态”。作品展示出来的主人公，有无数次的可能变数，观众和读者总想着哈姆莱特要是这样做就好了，要是那样说就对了。可是果真如此，他还是那个令人情绪跌宕起伏的哈姆莱特吗？也正因为这样，这个人物形象才成为“戏剧之王”莎士比亚留给世界戏剧人物长廊中最为经典也争论最多的形象。于是就有了一句经典的文艺评论俗语：“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歌德盛情赞扬莎士比亚，说他把哈姆莱特这个人物形象“全部人格的各个侧面都描绘得淋漓尽致”。我想，曹禺笔下的人物也应该是这样一个食人间烟火，有着微妙复杂而又情不由己的情感历程的形象。说实话，剧中的鲁侍萍、繁漪、周萍、鲁四凤、周冲，乃至鲁贵无不如此，更不要说周朴园了。

别的且不论，单是周朴园的“家庭出身”这一项，就足以令人对他的行为有了更多的认识层面。富家公子的身份，让他有了骄人的资本，从而成了年轻而又单纯的侍萍心中的“白马王子”；他在新学堂受到新思想的影响，使他具备了平等的意识，自然使他对待侍萍不会仅仅出于玩弄女性的目的；封建家庭的等级观念以及生存环境乃至经济条件的可能丧失，使他不得不屈服于父母的淫威，从而另娶名门闺秀繁漪为妻；维持封建资本，让家族企业能够生存下去并不断扩张，这种勃勃雄心又使他在尔虞我诈的商界泥潭中越陷越深；而到了后来，为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为了与外来资本家抗衡，更为了永无止境的贪欲，这位“绅士”的手上开始沾满了工人阶级的鲜血。这一路走来，一个富有朝气、崇尚正义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冷酷无情、阴险狡诈的“嗜血狂”。(www.xing528.com)

清人黄子云说过：“当于吟咏之时，先揣知作者当日所处境遇，然后以我之心，求无象于窅冥恍惚之间，或得或丧，若存若亡。”（《野鸿诗的》）

曹禺自己曾明确表态：“我以为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明显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对这句话，我们做教师的不妨这样理解，作者到了创作的后期，可能有了一种“主题潜意识”，这种创作后期的潜意识更多了一份理性，一份文人的责任，从而“隐隐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周朴园形象的这一面自然就成了作者“被压抑的愤懑”的宣泄口，成了被“毁谤”的社会的一个标志。曹禺先生的这种表态，终于将我们带回到文本解读的本源。

但这一切尚不是周朴园性格、心理的全部。当周朴园面对每一个与之相关的人或事的时候，都有可能也应该有一份迥异的、独一份的情感体验和心理态势。对繁漪、对儿子、对侍萍如此，对商界同人、对外族资本家、对自己的手下如此，对家中的仆人、对老家宅地上的佣工、对矿上那些黑暗中讨生活的工人如此……所有的一切都应该置于我们的“视域范围”之中。如果仔细品味，那都将是一组组很值得探究的论题。在此，还是回到周朴园对待鲁侍萍的话题上来吧。

在我们与学生不断深入的探讨中，学生们看到了周朴园当初的顺从家庭而“始乱终弃”的事实；也看到了为了维护好父亲形象而纪念侍萍的作秀；还看到了由于对繁漪的无奈，于是在“死去”的侍萍身上寄托情感的可怜。但同时却也绝不能否认他会对鲁侍萍有着真挚的感情。要知道那毕竟是他甜蜜的初恋，也是他一生当中最有诗情画意、最醇正甜美的时期。在最无防备意识的状态下，周朴园曾经说过：“无锡是个好地方。”这里的“好”是有特定内涵的，对周、鲁来说，无锡，正是这段美好生活的见证。陆游为唐琬而题写的一首《钗头凤》是那样令人荡气回肠。诗人在四十年以后“犹吊遗踪一泫然”，而且，想起了四十三年前的往事，还要“断肠”。我想周朴园亦不会例外。

黑格尔在他的《美学》论著中有云：“在戏剧中，能把个人的性格、思想和目的最清楚地表现出来的是语言，戏剧人物最深刻的方面只有通过语言才能实现。”周朴园曾告白：“我看见她河边上的衣服，里面有她的绝命书。”不难想象周朴园当时沿着河失魂落魄地发疯一般地寻找，其内心的极度痛苦状。周朴园曾表白：“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了吗？”其实，曹禺在《雷雨》创作回顾中也曾说道：“鲁侍萍被周家赶走，周朴园是不情愿的。但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违的时代，他又没有办法阻止。何况在赶走之前，周家始终未让他与鲁侍萍见上一面。”鲁侍萍也有一段激愤之语：“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这段告白中的“你们”一词传递出来当时抛弃鲁侍萍的不只是周朴园，更主要的是封建大家庭。我们不能因为周朴园的种种劣迹，就无视其必有的情怀。在无数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在许多次寂寞无助的时候，甚至在他残暴地杀了人之后，他会怀念侍萍，怀念她曾给过自己的青春激情；他会追思侍萍，追思她对待自己的温顺贤惠；他还会梦里惊魂，惊魂于激情不再，往事如烟，惊魂于白雪皑皑中那迤逦的碎影……

曹禺先生也特意告诫读者：“周朴园也是一个人，不能认为资本家就没有人性。为了钱，故意淹死两千二百个小工，这是他的人性。爱他所爱的人，在他生活的圈子里需要感情的温暖，这也是他的人性。”至此，学生们对人物心理的复杂性有了初步的了解，并且明白了周朴园形象的文化意义：人的生存困境（悲剧）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在利益社会中，当人的情感遭遇理性时，人若不愿失去现实利益，就只能付出情感作为代价。甚至孩子们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人生路途的成长过程中，不是所有誓言都经得起时间考验；生活道路上将会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而且，有太多的因素不会由自己的意志来决定；大凡成功者背后都隐藏有太多的权变与计谋……学生们从自然人的角度去认识周朴园，有政治的，有社会的，有经济的；认识的程度也有深有浅。当我们把课堂交给学生，当我们把尽可能多的材料提供给学生的时候，做教师的也终于可以看到课堂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了。

接受美学的重要理论家伊瑟尔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虽然作品文本的每一个词、每一个句子在各时代并无变化，但人们的“发现”意义却不断变化着。难道不是吗？我们喜欢林黛玉的冰雪聪明，却反感她的“处处留心，时时在意”的小心眼儿；我们赞赏宋江的忠义侠气，却又无奈他将兄弟们一个个送上断头台的愚昧效忠；我们惊艳于安娜·卡列尼娜的美貌与激情，却慨叹于她与“第三者”渥伦斯基的微妙处境……然而，这种种的矛盾与遗憾，恰恰说明这就是文学，这就是人性的必然。我想，反思周朴园“变脸”历程的意义恐怕就在于此吧。

文学作品的特性就在于有诸多的解读性，在于作品的常读常新。她的人物形象不因时代推移而被湮没，不因历史潮流而被推翻。尽管她常常会被时代和潮流所利用，但洗尽铅华，褪去粉饰，她依旧是她。这也正是经典的魅力所在。

2009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