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海联通：融入全球市场，推动长江经济带文化发展

当长江流域成为全国经济重心之后,长江流域的水陆商道更加繁忙。长江流域内的粮食、赋税、商贸往来成为国家的经济命脉,产自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行销世界,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盛极之象

宋元明清时期,长江下游经济发展迅猛,为长江流域商贸交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长江流域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朝廷用度”“尽出九道”^[40]。吴越地区成为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苏湖熟,天下足”^[41]“上有天堂,下有苏杭”^[42]等谚语广为流传。巴蜀地区经济发达,有“蜀中富饶”“物甲天下”之称^[43]。

清初,川江的航线开辟。清中期,金沙江航线开通。至此,巴蜀地区的粮食、棉、糖、盐、铜等货物,可经宜宾、泸川、重庆、宜昌运至汉口,行销荆楚、吴越。同时,由于“湖广填四川”,大量人口进入巴蜀地区以及陕南山区和鄂北丘陵地带的开发,出现“江浙粮米历来仰给于湖广,湖广又仰给于四川”^[44]的现象。巴蜀地区农业经济发展,使得汉口船运贸易进一步活跃,巴蜀的粮食、川陕的木材、江汉平原的棉花、湘蜀的丝、茶,以及南北土特产品,都汇入长江航道。明代汉水入江口改道以来,不仅长江中、上游的商货汇集于汉口,而且下游的淮盐、苏布、东南洋广杂货,亦在此集散。在鸦片战争前夕,汉口年贸易额达到1亿银两左右。^[45]这样“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46]故称“九省通衢”。

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日臻成熟,为海外贸易创造了先决条件。造船业遍布长江流域,公私造船业主要分布在长江流域的“两浙、江东、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淮南”地区。^[47]航海技术上,人们逐渐弄清了海洋季风、海洋潮汐的变化规律,由此掌握了“牵星术”、海图绘制和指南针等航海技术。

在长江经济发达、航海技术完善的情况下,长江流域海外贸易兴起,长江内河航运与海外贸易结合到了一起。中国的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等技术,茶叶、丝绸、瓷器等产品通过沪、浙的商船,扬帆出海,远渡重洋,远销世界;美洲的玉米、番薯、马铃薯,南亚的占城稻等传入中国;朝鲜的纸、墨制造技术,阿拉伯人的数学、医学和建筑技术等也充实、发展了长江文化。从两浙出发,到肥前的值嘉岛,转航筑前的博多,与日本交易沙金、水银、漆器、念珠等原材料和工艺品;5日内即可到达高丽海岸,与朝鲜交易白银、人参、麝香、红花、茯苓、青铜器等器物。各国“素喜中国丝绸,服之以为华好”^[48]。此外,中国的“丝绸之船”还定期远航拉丁美洲,将丝绸先运抵墨西哥、秘鲁,再转运到阿根廷、智利,由此扩散到整个中美洲、南美洲。在18世纪末墨西哥的进口总值中,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运销的丝绸就占65%。^[49]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设置江海、浙海、闽海、粤海四个海关为通商口岸,此时清朝对外贸易管理体制形成。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因为英国人洪仁辉(James Flint)驾船闯入宁波、定海和天津的事件,撤销江海、浙海、闽海三关,“夷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从此,长江流域的丝茶外贸主要集中于广州一地。^[50](www.xing528.com)

(二)国门大开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外国商人进入长江流域购买生丝和茶叶,此后广州丝茶外销的绝对值呈现下降的趋势。19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茶叶出口基本上集中于上海、广州、福州3个口岸。上海、汉口相继开埠后,外商在上海、汉口等地设立洋行,争购中国茶叶、丝绸运往国外,同时倾销洋布、洋纱。江浙等地的绸缎庄在上海开设分庄,兜售纱缎产品,以至江南丝绸产品也“行销各地,除全国各省外,其外洋如高丽、暹罗、印度以及欧美各国,莫不有盛泽绸之销路”^[51]。19世纪60年代前,中国茶叶独占世界市场,外商见茶业有利可图,纷纷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洋行,抢购、囤积茶叶,在此期间各洋行在通商口岸争相设立。^[52]总之,丝茶外销的中心由广州北移长江流域的趋势更加明显,“1846年由上海出口的只占全国出口的1/7,1871年增长到1/3,到1852年则超过全国出口的一半,1853年又几乎达到70%”^[53]。

原有的商路逐渐改变。以福建红茶商路为例:在鸦片战争以前,福建武夷山的红茶是由“内河过岭行走”而达广州的,而鸦片战争以后转由上海出口。通往上海港的运茶路线,以江西河口为茶叶的集散地,河口遂成为红茶的贸易中心。此时的运茶路线由逐渐成为红茶贸易中心的江西河口出发,经水路到达江西玉山,再通过人工搬运,运抵浙江常山装船,直达上海。至上海后再次装船,运往欧洲、俄国等地。这样,武夷山红茶从产地崇安至上海就只需要24天便可到达。加之每箱茶叶运费为一两七钱,相比从广州出口,武夷山红茶的运输时间和运费都极大地节省了下来。^[54]

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长江流域以至整个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长江沿线的九江、汉口、沙市、海州、镇江、南京、无锡、岳阳、万县、安庆、宜昌、重庆等地,以及属于长江流域的宁波、蚌埠、长沙等被辟为通商口岸。通过各条约开放的通商口岸遍布长江商道和沿海口岸,这些地区是近代中国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长江流域的开放为这一地区的城市现代化提供了契机。开埠通商后,在全国的商品流转中,无论是输出总量,还是输入总量,“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左右的商品通过长江沿线的城市流转”^[55]。另外中国口岸埠际贸易量最大的20个口岸中,长江沿岸一带的口岸占三分之二。埠际贸易量最大的10个口岸中,长江沿岸占60%。康熙年间开放的海关有两个(宁波、上海)在长江商道上,晚清中国主要海关,长江商道上有四个(宜昌、汉口、镇江、上海)。

这一时期,国内的金融市场开始形成。19世纪末,全国性金融网不仅形成,还与国内城市间的贸易结合在一起。申票,即上海的国内汇票,成为各地市场常用的信用工具,对上海和内地的资金周转有着积极意义。汉口、重庆、南昌、宁波等长江流域上的大城市中也存在着申汇市场。这就便利了全国统一性市场网络贸易的发展。20世纪后,银行大量涌现出来。钱庄和票号虽并非发源于长江流域,但在其业务初步发展以后,均将长江流域作为其活动的重要区域。国内九大银行在长江流域各城市均开展了业务。长江流域各商埠业务也超过全国业务量的一半,“以1932—1936年期间中国银行所做汇款业务为例,长江流域一带的汇款业务要占该行的一半或六成左右,超过华北、华南和东北三地区的总和”^[56]。

海外贸易的拓展为长江流域商贸活动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鸦片战争之后长江流域被迫打开市场,但是长江内河贸易与海外贸易连接在一起,河海联动,将长江流域中内引外联、纵横交错的水路商贸网络编织得更为紧密,其影响更加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