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之学：性善说、仁政说和民本说

战国时代，战乱不已，社会动荡不安，思想混乱，百家争鸣，各售其说。在礼乐崩解，天下失序，人欲横流之时，孟子挺身而起，斥诸侯，讨大夫，口诛墨翟，笔伐杨朱，承先王之道，绍孔子学说，首发性善之言，向往仁政，成为儒家亚圣。孟子名轲，邹国（今山东邹城）人，约生于公元前385年，卒于公元前304年。孟子幼年曾受到良好教育，史称他“受业于思之门人”。孟子对其学说十分自信，以平治天下为己任，力图通过游说诸侯，实现其仁政、王道之理想。然而，在列国纷争年代，孟子学说却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未被采纳。孟子晚年回乡，与学生公孙丑、万章等继述仲尼之学，作《孟子》七篇，其学说主要是性善说、仁政说和民本说。

性善说是孟子谈人论世依据，他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他认为善性是人类所独有之本性，也是区别人和动物之根本标志。孟子认为人性是与生俱来的，人生来就具有“善端”，也叫“良知”。他主张人要不断探索内心“善端”，从而达到对天命之认识，通过自我行善，达到天人合一之境，“尽心知性知天”，“存心养性事天”。他认为后天环境尤其是后天恶习，可以使人遮蔽和丧失原有之善性，对普通民众而言，教化比政治更有效。他说：“善政不如善教之泽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他提出要重视培养“明人伦”之君子，使君子成为具有担当意识和独立人格之大丈夫，成己成人，泽被百姓。孟子设想之理想社会是“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发扬孔子“仁学”之说，提出“仁政”政治主张。孟子认为：“人有不忍人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君主只要将自己仁德推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爱护亲人，扩展到爱护国民，这就是仁政。孟子提出推行仁政的具体措施是“王道”，即“保民而王”。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固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为不已。乃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之治国方略是“省刑罚，薄税敛”，“不违农时”，“重农抑商”等。民本说是孟子最可贵之主张，他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一民本思想提醒君主应该以爱护民生为先，民心向背决定政治成败。(www.xing528.com)

孟子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圣人与普通人一样，都是人之类。尧舜成为圣人，因其有极高尚人格。如何才能成为尧舜呢？孟子提出：“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人之一生，只要始终遵从仁义之道，将生命时刻安立于“仁”天“善”地中，并一直行走在“义”之大道上，就是尧舜。大丈夫精神是孟子对人格精神之经典论述。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天下之广居”、“天下之正位”、“天下之大道”是生命活动场所，这种场所至广、至正、至大，它就是天地本身。“居”、“立”、“行”是人类生命活动由静向动转换之形态，这三种形态涵盖了人类全部生命实践活动，人类生命活动在至广、至正、至大场域里完成，这个场域就是天地，就是宇宙。孟子所说之天地，不只是物理意义上之天地，还包括精神上之天地。他强调人类生命活动要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以至与天地精神融合为一。至广者为仁，至正者为礼，至大者为义，仁、礼、义即道德精神，道德精神就是天地精神。人类生命活动能充分践行道德精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个体生命就成为道德化身，也就体现了天地精神。孟子提出的“浩然之气”就是天地正气，这种气贯注于人就是正义之气、道德之气。扩充和培养这种浩然正气，就可以使个人乃至整个民族、整个世界拥有顽强意志和坚定信念以及百折不挠精神，拥有这种精神，一个人就会自尊无畏，坦坦荡荡，光明磊落；一个民族和国家一旦拥有这种精神，就会形成强大凝聚力，万众一心，百折不回，愈挫愈勇，奋斗不息。这种精神来自于孟子所说“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人类若秉持孟子以天下为己任之大丈夫精神，审视人类未来，为家国天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成功，也会成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