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汲清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并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但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他所学的地质学理论根本无用武之地。于是这位正直的地质学家怀着报国无门的未酬之志漂洋过海，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去继续他的地质学研究工作，以待来日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远大志向。
这一天终于来了。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已以势如破竹之势解放了大片国土，刘邓大军正准备进军西南，西南的解放指日可待。这时，远在美国，时刻关注着祖国局势的黄汲清再也坐不住了，他感到，报效祖国的时刻来到了。
1949年夏，黄汲清从美国搭船经香港回到中国，随即携家眷来到抗战期间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重庆北碚，住在他原来担任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时所盖的办公室里，等待解放。
1949年11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了重庆和北碚，广大人民欢呼雀跃，黄汲清也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汇入了欢庆解放的人流。
重庆解放后不久的一天，重庆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人员刘雅清来到黄汲清先生家，了解他的情况，并向他表示慰问。1950年1月初，一辆吉普车把黄先生接到重庆曾家岩，与段君毅、刘岱峰等领导干部会面。这次会谈，谈得十分融洽。段君毅、刘岱峰等着重谈了地质工作的重要性，并希望黄先生把散处在西南几省的地质人员团结起来一同工作。不久，刘岱峰又介绍黄先生同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邓小平见面。
黄先生对于威震四海的“刘邓大军”，早有所闻。在与邓小平晤面之前，他原以为“刘邓大军”首先必是“赳赳武夫、态度严肃”。他是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去见邓小平的。一见邓小平的面，黄先生完全改变了以前的想法。
黄先生看到，这位正值人生鼎盛之年的“刘邓大军”统帅之一、西南人民的父母官虽然是一身的军人打扮，英武之中透出几分干练，但为人随和，他在谈话当中不拘泥，谈笑风生，很高兴与客人对话，听取客人意见。笑谈之间，一切都是那么和谐自然，黄先生刚来时的拘束感没有了，他把西南地质机构的情况简要地向邓小平做了汇报，邓小平一面听汇报，一面低头沉思，还不时地点点头，用赞许的目光看着黄先生，黄先生汇报完毕，邓小平表示今后西南的地质工作要由他来负责。
黄汲清（历史图片）
回去后，黄汲清按照邓小平及有关部门的指示，立即和原四川省地质调查所所长常隆庆商谈如何搞好西南地区的地质勘探工作。黄汲清又与贵州省地质调查所所长乐森商量，决定成立西南地质调查所，并推荐乐森、常隆庆担任副所长，所址便暂设在重庆小龙坎原四川省地质调查所内。
1950年八九月间，西南地质调查所正式成立。邓小平设宴招待黄汲清、乐森、常隆庆三人，并与他们进行了谈话，主要谈西南地质勘探工作问题。黄汲清谈到，他们已经在重庆中梁山开展煤田钻探并正在准备进行綦江铁矿的勘探工作。探矿必须用钻探机器，他们正在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水利部门和煤炭部门在四川留下些什么钻探设备，需要军政委员会下令把这些钻机和钻工调入西南地质调查所（其中一部分已在中梁山使用），以便积极开展工作。邓小平听完黄汲清的汇报后，同意下令调钻探机器，并在很短时间内调来六部金刚石钻机，分别在中梁山和綦江使用。他对綦江铁矿的经济价值十分关心，具体的钻探情况都一一询问。
在座谈中，邓小平还以极其愉快的心情回忆起了他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工作和生活情形，他深有感触地说，工人无国别。有不少问题，中法工人共同关心，这就是阶级意识。
邓小平还关切地询问了黄汲清先生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问他在外国有没有地质专家朋友，如有，可以邀请他们回国工作。不久，经过慎重考虑，黄先生向刘岱峰提出，他有一位青年地质专家朋友，叫赵景德，是美国芝加哥大学地质学博士，学识丰富，愿回国效力。刘岱峰嘱黄先生写一正式呈文说明邀请赵景德来西南地质调查所工作，所需旅费全部由我方负担。呈文上去后不到一星期，邓小平即批准。随即由黄先生专函赵景德说明情况。赵景德回信说，非常愿意参加西南所工作，决定携眷属绕道欧洲回来。不久，黄先生再上呈文，请求拨款3000美元，汇往美国作赵景德旅费之用。邓小平当即批准同意拨款，并由财经委员会通过香港某银行将旅费汇交赵景德。令人遗憾的是，赵景德收到旅费后，正准备回国，美国当局却已下令禁止中国专家学者离美，赵景德不得成行。
黄汲清先生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工作了三年，深受教育，深受启发。他感到，邓小平处理大事总是高瞻远瞩、考虑周到，处理小事也恰到好处。尤其令他感动的是邓小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特别善于接近知识分子，他曾不止一次地感叹：小平同志真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知己啊！
费孝通是闻名中外的社会学家。长期以来费孝通致力于社会问题的调查和研究，用自己的心智和理性，提出了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有价值的谋略与见解，其中不少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
1950年7月，费孝通率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南地区访问，历时半年多。其间，他一方面向少数民族解释政府的民族政策，另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当时，邓小平是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云、贵、川是少数民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深感在此担负领导职务，必须首先要处理好民族问题。
一天，邓小平邀请费孝通到他办公室叙谈。
邓小平思想敏锐，办事干练，说话干脆。他开门见山地问费孝通：“你认为当前民族问题主要应抓些什么？”
费孝通知道邓小平最喜欢实事求是，所以坦率地说：“还是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少数民族除了受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还要受汉族统治阶级的压迫。因此，他们对汉族有一种反感心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情况完全不同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大家庭里，各民族一律平等。但是因为现在是刚解放，少数民族地区与广大的汉族居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差距很大，因此，他们在心理上对汉族的隔阂仍然存在。所以，使少数民族了解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很重要。”
邓小平说，问题抓到点子上了。少数民族有点怕汉人，确实有历史原因。因为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实行的是大汉族主义政策，这只能加深民族仇视。现在我们的干部就要用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他们心目中的汉人形象。凡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都要深入下去，和他们交朋友，要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是新汉族人。
当然，要解决民族隔阂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邓小平接着中肯地说，汉族和少数民族有了矛盾，首先我们要承担责任，自己要先认错，道歉，这样才能取得人家的谅解。比如，长征时，红军经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传播了一些革命的种子，产生过一些好的革命影响。红军北上时，有的同志饿慌了，为了生存，做了一些违反纪律的事。解放了，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当时全国革命的负担放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对保存红军尽了最大的责任”。对那时办得不对的事，应当向他们赔礼。这次我们到那里，一些少数民族人士也很坦率地说，“那时把粮食吃光了，心里不愿意，现在理解了”。他们为自己的解放感到高兴。这就叫以心换心。
费孝通被邓小平的坦诚所感动，又接着进言：“要解决民族隔阂，主要应该反对大民族沙文主义。”
邓小平接着说，狭隘民族主义和大民族主义都要反对。但是应当首先老老实实取消大民族主义。只要大民族主义一抛弃，就可以换得少数民族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两个主义一取消，团结就会出现了。
望着邓小平真挚的神情，费孝通暗自钦佩共产党。这是一个真心实意为百姓的党啊！为这样的党办事，和这样的党合作，应该。费孝通十分动情。
谈话从上午9点多钟开始，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邓小平热情地留费孝通吃饭，他们边吃边谈。邓小平说：“民族团结很重要。在少数民族问题上我还是个小学生，你是专门做这项工作的，要多参谋啊！”
“不敢当，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尽管指示。”
“不要说指示，你是先生嘛，欢迎你再来。”
著名数学家、复旦大学名誉校长苏步青生于1902年，与邓小平年龄相仿，德高望重。他们俩人的情谊在粉碎“四人帮”后的20年间颇不平常。
1977年7月16日，73岁的邓小平复出，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苏步青欢欣鼓舞，自告奋勇，向中央表示，愿意管一些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予以同意。
1977年11月，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发表讲话，以科教战线为突破口，领导全面拨乱反正（历史图片）
1977年11月4日，北京召开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向大家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教育着手。听听大家的意思，向大家学习。”这正是科教兴国的第一声。
著名的数学家、教育家苏步青首先发言，提出要推翻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要实事求是地估计教育战线的成绩和知识分子的现状。
邓小平鲜明地答复：“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新中国成立后17年）的工作怎么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
苏步青又提到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也有60多位爱好数学的青年寄论文给他，其中有十几位很有数学才能，可以作为研究生培养。
邓小平对身旁的教育部负责人说：通知这十几位青年到苏老那里考研究生，路费由国家负担。
苏步青还谈到数学研究所有18位科学研究骨干，被称为“十八罗汉”，由于“文化大革命”，至今16人尚未归队。
邓小平说：“叫他们统统回来。”他又说：“有人建议，对改了行的，如果有水平，有培养前途，可以设法收一批回来。这个意见很好。”
北京座谈会归来，苏步青着手重建数学研究所。“十八罗汉”回来了一批，所推荐的青年有12位成了研究生，其中两人取得博士学位。
1978年，苏步青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又出任复旦大学校长。尽管他公务繁忙，依然不忘给研究生上课，把星期日改为星期七了。1983年2月，他辞去校长职务，国务院任命他为复旦大学名誉校长。
1988年4月，苏步青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当时，他赋诗述志：
十载明堂鬓已秋，如今更上协商楼。
老为民仆寻常事，尽罄余微方得休。
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连续七年在上海欢度春节，苏步青五次与邓小平相叙。
苏步青数十年教学，桃李芬芳，培养了大量数学优秀人才。例如谷超豪，就是苏步青的得意门生之一，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苏步青觉得自己还有精力，曾为中学教师举办三次培训班，让教师多掌握一些数学知识，有利于提高中学数学质量。
老当益壮的苏步青，还笔耕不辍，撰写数学著作，出版了8本专著，计100多万字，其中有4本是在国外出版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苏步青感到科学的春天来到了！教育的春天来到了！
1984年10月7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工程举行隆重的奠基典礼。工地上彩旗飘扬，洁白的大理石上镌刻着邓小平书写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的铭文。邓小平在著名的美籍华人科学家李政道教授的陪同下参加了奠基仪式，并为工程的奠基石培上了第一锹土。
李政道是美籍华人理论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教授。1946年赴美国留学，1957年和另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和爱因斯坦科学奖。
1972年，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探亲。周恩来总理在会见他时，曾提出如何使高能物理在中国发展的问题。此后，他一直在思考这一问题，主要是如何将基础理论和应用结合起来。
1976年秋，有关电子对撞机及同步辐射的成套资料通过李政道从美国斯坦福高能物理所寄到中国。次年，他来京时建议造一架二三十亿电子伏的正负电子对撞机，规模较小，能量不高，但有很多基础物理实验可以解决，同时还可以产生同步辐射，有极广泛的应用前途。
1978年中国决定建造大型的质子加速器。李政道教授积极给予支持，并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包括联合美国五大实验室的援助，促成了中美高能合作的协议；还组织和安排了中国40多位物理学家到美国、西欧的二十几个研究单位学习、进修，这些人1981年回国后，都成为国内高能研究所的骨干。
当中国对高能物理的研究方向有所改变时，李政道教授又提出了小型电子对撞机方案。中国科学院采纳了他的建议，并在他的支持下在北京、合肥建立两架同步辐射机。另外台湾也在准备建立一架同步辐射机。为了这项工作，他先后多次奔波于大洋两岸。
奠基典礼举行之前，邓小平、杨尚昆、万里等人观看了工程的模型，并听取了工程经理谢家麟关于对撞机性能和用途的汇报。当谢家麟说到在工程的论证过程中，李政道教授付出了艰巨的劳动时，邓小平当面向李政道教授表示感谢。
李政道教授说：“应该感谢邓主任的关心和支持。”
1984年，邓小平参加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奠基仪式（历史图片）
1984年5月21日，邓小平曾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会见李政道教授。
李政道教授此次回国有两个目的：一是关于电子对撞机工程，二是关于CUSPEA回来的科技青年的安排问题。
CUSPEA，意思是通过中美物理联合考试录取的中国赴美国留学的研究生。1978年中国决定派遣大量的学生到国外去深造。这些学生的费用都由国家负担。但是美国所有的第一流大学如哈佛、普林斯顿、耶鲁等物理系对中国学生不太信任，不肯接受中国留学生作为正式研究生。李政道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首先给美国40多所大学的教授写了上百封信，让他们同意按照本国研究生的条件和待遇招收中国研究生。他还到中国来，从听课的学生中通过面试选了五人，又委托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举行了一次小规模考试，选了11人，作为首批赴美正式研究生。他回到美国后，考虑到美国申请读研究生的手续很烦琐，要考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TOEFL（检定非英语为母语者的英语能力考试）……当时中国学生根本无法通过考核。于是他就把招生制度改革了一下，发明了一个新制度，后来起名为CUSPEA。这一方法后来在美国60多所大学中被广泛采用。
1979年春，李政道教授在北京讲课时，提出发动美国物理界招收中国研究生。其目的是：一、使中国研究生进入美国第一流的研究院，受到同美国学生完全一样的训练；二、费用（生活费、学费、医疗费）全部由美国民间负担。经过两次小规模的试验后，1980年，他正式向方毅副总理提出这个计划方案，受到科学院和教育部的支持。当时，CUSPEA学生已有两届共362人，按计划再办两届，一共约700人。在362人中，除77人尚未选专业，285人都选了专业，其中231人的专业与国家建设有密切的关系，如固体、半导体、材料、激光等，占五分之四。为了给他们回国工作创造一个有利条件，李政道建议先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作试点，他说，这样可以保证流动，研究单位可以通过流动站选人，造成竞争，使人尽其用。流动站具有可以辨别超等和一等的作用，其中超等的，可以成为自己找新的方向、带领别人前进的科技带头人。流动站建立后，学士后、硕士后和一般研究员都可以参加。几百个流动站，几千个站员，将使全国科技青年都可以流动起来。
邓小平对此深表赞赏，他说：这是一个新的方法，成百上千的流动站形成了培养、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以便发现更高级的人才。主管领导和部门应尽快予以落实。
会谈中，邓小平询问了“博士后”一词的历史。他说：“博士这个名称恐怕在汉朝就有了，博士的知识既然已经很博了，为什么还要有博士后呢？‘博士后’对我来说是个新名词，在国外可能是老名词了。”
李政道解释说：真正形成制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普通大学生，是由教师出题目，然后指导解题。如果学生解题得出的解和教师的解一致，这个学生就能完成大学学业获得学士学位。研究生在读博士时，是教师定方向，定题目，可是教师并不指导怎么解题，研究生按照自己所学的知识解题，由教师和同行们评价，如果大家认为这个解是对的，就可以从研究院毕业获得博士学位。但是，真正做研究，方向、题目都要自己定，这是独立工作能力的锻炼和判断，博士后研究工作一般需要二年至六年。有了博士后，才能使优秀的博士生成为独立的研究人员，杰出的年轻学者。博士后制度在国外也是很新的。二次大战后，一些发达国家都知道，竞争必须有一支能独立研究的精锐部队，才能够面向世界去发展，这是博士后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所以这个博士后说来也不过40多年的历史。
1972年10月，周恩来和美籍华人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在一起（历史图片）
1984年，邓小平亲切会见老朋友、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右二）、李政道（右四）、丁肇中（右一）（历史图片）
邓小平听后连连点头。
1985年10月16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李政道教授时又谈到了博士后的问题。
针对博士后的科研费、生活费问题，李政道说：要吸引人回来，没有好的风气和工作环境就比较困难。中国的最大优势是，10年、20年后全世界的科技领袖有相当部分是华人。目前，全世界最先进的科技是以美国为主，而在美国，几乎每一个第一流的研究里最优秀的研究生都是华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中国派出去的留学生。这是祖国的财产，是不能放弃的，尖锐的问题是怎么吸引他们回来，怎样让他们回来发挥作用，团结起来发扬民族的理想，这是非常迫切的问题。要吸引海外将来的科技领袖为祖国出力，为民族争光，必须培养和发展基础科学和应用基础科学的工作和风气。他建议成立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必须有浓厚的学术风气，必须有独立性；科学基金应该完全用在基础研究和应用上。比较大规模的项目，请国家用长期计划和拨款的方法，而不是用科学基金。
邓小平表示，没有问题，一定要尽全力去解决。(www.xing528.com)
会见后，邓小平对陪同会见的方毅、胡启立、宋健等人说：我们要加强同国外留学生的联系，科研机构要招聘最优秀的科研人员，要少讲空话多做实事。他还提出要赶快搞出一个规划。
一年后，邓小平又一次会见了李政道夫妇，同时会见的还有意大利学者齐吉基教授。
齐吉基教授来北京参加世界实验室的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成立仪式。担任这个中心主任的李政道向邓小平介绍说：这个中心在北京有三个分部，一个在北京大学，一个在高能物理研究所，一个在理论物理研究所。齐吉基教授出了大力。
邓小平向齐吉基教授表示感谢。齐吉基说：我们感谢您对世界科学技术的支持，当今世界科技要发展，需要有一个伟大领袖的支持，把科学无国界、科学为和平的工作推向前进。世界实验室的建立主要是为中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提供资金。我们愿意帮助中国，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世界水平。
邓小平说：对于科学，我是外行，但我是热心科学的。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在这方面，我们在国际上还是比较落后的。你们成立国际科学文化中心——世界实验室——是一个重要的创举。特别是可以使第三世界国家得到益处。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的科学技术人员要积极参加这个世界实验室的工作。
齐吉基说：中国有很多有能力的科技人员，如李政道教授，他在世界实验室起着重要作用。现在世界实验室的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已经成立，它将有助于中国培养的科学技术人员参加中国国内的工作。在您的帮助下，中国的科技发展是很快的，您是国际上卓越的领导人，对中国和国际的科技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邓小平说：发展高科技，我们还是要花点钱，该花的要花。前几年有的外国科学家问我，你们在不富裕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搞加速器，我说，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现在看来搞对了，起码争取了几年时间。
李政道向邓小平介绍了前一年在美国召开的国际加速器会议的情况，谈到北京的加速器工作进展比台湾快。
邓小平听后，高兴地说：我们的决心是下对了，在高技术方面，我们要放开步子走，不然就赶不上，越到后来越赶不上。
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视察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并慰问参加工程建设的代表（历史图片）
1988年10月24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实验室建造成功，邓小平又一次来到这里。四年前他来这里培土奠基，今天他兴高采烈地参观了全部的实验设备。
还是李政道教授陪同他参观，并一一作了介绍。
邓小平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后来，李政道教授在谈到这件事时说：“我想小平先生最了解，中国要有前途，就必须要有发展。我们现在是站在高科技的社会里，没有高科技的发展，实际上中国社会是不能真正地发展起来。”“没有小平先生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而现在不光是‘一席之地’，在这个领域，全世界公认，中国是第一。”
1989年9月，李政道教授又一次来到中国。
这一次，李政道是怀着特殊心情而来的。
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风波平息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纷纷制裁中国。作为炎黄子孙，李政道忧心忡忡。他关注着祖国，期盼中国能渡过这一难关。
他来到北京，邓小平于9月16日会见了他。
两个星期前，邓小平给中央政治局写信，请求辞去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从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但李政道是他的朋友，所以他和李政道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一见面，邓小平便笑容满面地对李政道说：“我的身体还好，头脑还清楚，记忆力还不错。在北戴河每天游泳一个小时。”
邓小平又饶有兴致地谈起了他的这一爱好：“我不喜欢室内游泳池，喜欢在大自然里游泳，自由度大一些，有股气势。”
这就是邓小平的性格。
邓小平告诉李政道：“我在练习怎样适应完全退下来以后的生活。几十年了，一直在繁忙的工作中，就是后来事情管得不多了，脑子里也放不下问题，总在活动。”
当李政道对邓小平说“您的健康是中国稳定的需要”时，邓小平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样是危险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所以要搞退休制。我已经85岁了，多年来我提出退休，每次都遭到大家的反对。”
“最近香港传说我被刺了，病危了，引起了股票波动，这说明早退好些。”邓小平接着说，“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就算谈谈心吧……我主要就是希望完全退下来。”
说到这里，李政道教授很感兴趣地把身体往前靠了靠，全神贯注地听邓小平往下说。
略停片刻，邓小平继续说：“我主要讲两点：第一，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第二，中国人吓不倒。请你告诉美国所有对我们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人，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一定要发展，改革开放一定要继续，生产力要以适应的速度持续增长，人民生活要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一步步改善。”邓小平坚定地说着。
李政道教授也十分相信地点点头。
谈话继续进行着……
1983年6月18日上午，初夏明丽的阳光照进人民大会堂。从大会堂北门大厅传出阵阵欢声笑语，邓小平正在这里同出席1983年北京科技政策讨论会的20位外籍华人科技专家愉快地交谈。
邓小平在会见客人前已经听取了国家科委领导同志的汇报。他向客人们热烈祝贺讨论会圆满成功。他说：“讨论会是个新的方式，这次会议开了个头，以后可以继续下去。在一年中，作一些准备，到中国看一些材料，再集中讨论一次，十分重要。下次讨论题目还可以更集中一些。”
这些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有成就、有名望的科学家，开始与邓小平握手时还有点拘束，当听到邓小平亲切的话语时，他们的话匣子也打开了。
美国全国科学院院士、贝尔实验室电子物理部主任田炳耕坐在邓小平旁边。他亲切地问道：“您身体很好吧？”79岁的邓小平说：“还可以。没有大毛病。当然，自然规律不能违背。”他接着说：“我的办法是日常事情少管。”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工学院院长葛守仁教授说：“有些事您非管不可。”
大家热烈地谈起人才培养问题。
过去几天，这些外籍专家和30多名中国专家一起，围绕科技政策、规划、管理及一些专业领域的技术方向等宏观的、战略性的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些外籍科学家的专业领域广泛，包括计算机、通信、生物技术、农业工程、能源、化工等，他们对我国在科技领域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人才培养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邓小平说“益处很大”。
1983年6月，邓小平会见出席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的外籍专家（历史图片）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物理教授聂华桐说：“谈到人才培养，这次大家都感到，中国要培养一批既有管理能力又有科技水平的人才。这样科技政策执行才有效。”
邓小平说：“我们是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我们有人，但要经过训练，大有希望的还是40岁左右的人，要学点东西，学会管理。所以青年人、中年人的培养是我们目前最大的课题。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当然，不是说老的没有用。”
邓小平说：“40岁左右、50岁以下的人要加以培养，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成千上万。几年后，他们要接班，这是我们改革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不是三五年能解决好的，要花十年。”
刘全生教授是美国通用原子能技术公司的能源专家。他问邓小平：“是不是将来也开个教育政策讨论会？”
人们都还记得，几年前由于邓小平的倡议，使全国大学招生由“推荐”改为考试，推动了亿万青年人的学习热潮。他的心里时时装着教育。他面对专家的提问，回答说：“可以嘛。”
他强调说：“搞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知识问题。智力投资要加速，不过也不能太快，主要是没有钱。但要作为投资的重点之一。从经济建设来讲，能源、交通是重点。但更重要的恐怕是智力开发。”
专家们见邓小平兴致勃勃，就更加无拘无束，争相提问或发表见解。这场礼节性会见活动变成了讨论会。
有些专家谈到了中国科技人员区域性流动问题。他们提议，科技人员在科学院工作几年以后，可以到大学工作几年，再到生产部门工作几年，这会有很大好处。
邓小平说：“这个意见很对，我们肯定要办。这样对各部门、对科学家本身都十分有利。不然学非所用，不能发挥专长，是知识的浪费。”
他指出：由于长期以来“各霸一方”，做起来就难了，要逐步地改。
葛守仁接着说：“中国领导人的眼光很远，我们很佩服。今年授予18个博士学位，以后应该大大增加，因为大学培养人要靠这些专家。”
美国柏克德电力工程公司首席工程师梁佩璐说：“中国应该培养一批系统工程学方面的科技人员。有几门功课，在美国工程院校是必修的，像决策学、工程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系统工程学。邓主席刚才谈的都是系统工程学的观点。”
邓小平摆了摆手，说：“系统工程学，我们前几年才看到。过去，我们注意基础理论，像物理学等，系统工程学方面忽视了。前两年才重视。”
参加会见的方毅插话说：“这方面的书，国内有人在写。过去钱学森写过，现在各大学也在提倡。”
在座的外籍科技专家对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是素来有所了解的。特别是近几年，他们多次来华访问，温故与知新兼而有之，对中国科学技术的长短得失有所研究。同时他们知道，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讲他要做科学工作者的“后勤部长”，对科技发展事业很热心。所以，他们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在座的北美科技专家还饶有兴趣地谈起了其他方面的问题。
美国马里兰大学生物系教授孔宪铎问：“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是不是也要改变一下？”
邓小平说：“农村教育有希望。最近农村教育探讨了新的路子。小学可以民办，农民有钱了，他们请专家肯花钱。过去不可能，一个农民收入才几十块钱。现在有每人平均收入300元、400元以上的农户了，万元户也有。如今，他们请专家，重视知识。”他说，小学由农民办，国家集中精力搞中学、大学教育，就可以把中学教育加强。这个路子才开始。
1983年6月，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全面阐述了用“一国两制”方针实现祖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历史图片）
聂华桐提出，农村情况很好，要好好发展一下，希望政府贷一部分款给农村，使生产更加发展。
邓小平说：“现在农民有钱啊！农村存款已有300亿元。贷款也可以嘛。问题是对万元户宣传太多，这不好，要照顾到全面。社会主义的好处是：尽管中国犯了很多错误，但能保证贫困地区的人穿上衣，吃上饭。我们反对平均主义，因为它不利于发展。三中全会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好事。”
廖子照是廖承志的亲戚，曾任美国大陆海外石油公司副总裁。他请邓小平谈谈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很复杂。经营管理，如何提高经济效益，包括利改税，都是改革中的问题。要逐步来，步子一定要十分稳妥。”
有些专家问：“中国的政策会不会变？信心如何？”
邓小平说：“不会变。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路子走对了，为什么要变呢？要变的话，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是越走越窄，只会越走越宽。”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完全有信心地说，20世纪末的目标可以达到。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要充分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能力，以自力更生为主。”
谈到政策不变之后，邓小平向客人们谈到了对祖国统一大业的看法。这是海外人士最关心的问题，专家们静静地听着，许多人不停地记着笔记。
邓小平说：“将来祖国统一后，我们对台湾的政策也不会变，允许台湾有自己的军队。如果台湾发生财政困难，要求补贴，中央政府可以给予补贴。”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祖国要统一，不统一就没有出路。我们这些人岁数都不小了，都希望中华民族来一个真正的统一。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我们的后人总会怀念我们的。如果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总会责备我们的。”
在座的外籍科学家祖籍都在中国，不少人在中国读了小学、中学、大学。他们多么希望中国各行各业人才辈出，早日实现四化，早日看到中国统一啊！
会见结束了，为期五天的讨论会也要在当天下午闭幕。
这次难忘的会见在专家们的心目中是讨论会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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