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尊师重教的真情实录

1949年11月30日，大西南的心脏——重庆——解放。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机关进入重庆。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开始在这里全面主持大西南的工作，时年45岁。

29年前，邓小平还是一个16岁的青年，在重庆顺着“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长江，走出了四川，走出了国门，开始了旅法勤工俭学的生活。29年后，邓小平作为共和国的“封疆”大员回到了四川，回到了重庆，回到了故乡。

29年过去了，多少事烟消云散。但是，29年间，邓小平心中一直记着培养他出国深造的汪云松先生。

汪云松，字德薰，曾经当过清朝的四品道台。20世纪50年代有一年周恩来和陈毅出国访问时途经四川，见了汪云松问起他的这个官是实缺还是候补？汪云松答，是实缺。他虽然做过清朝的官员，但也具有维新思想。他看到西方国家实业发达、国力强盛，看到中国实业落后、国力衰弱，主张培养搞实业的人，走实业救国的道路。

汪云松担任重庆商会会长时，筹办了留法勤工俭学学会重庆分会和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是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董事长。汪云松从筹办分会、建立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都亲力亲为，极其热心，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成为共和国元帅、国务院副总理的聂荣臻，就是1919年暑期在重庆通过汪云松到法国领事馆办了护照，于1919年12月9日乘“凤凰”号（“司芬克司”号）赴法勤工俭学的。聂荣臻可以说是邓小平在法勤工俭学的学长。

邓小平，时名邓希贤，1919年9月，经过严格的考试后，进入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就读，一年后毕业。1920年8月28日，他告别了故乡，赴法勤工俭学，这一别就是29年。

1949年12月的一天，西南军区派了几个人到汪云松家，汪云松不知吉凶祸福，没敢见面。第二天来了辆吉普车，把汪云松接到军区，原来是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请他吃饭，汪云松回来十分高兴，逢人就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也不忘故旧！”1950年第二届全国政协开会时，汪云松应邀前去北京列席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宴会上，头一桌的主人是毛泽东，第二桌有邓小平，汪云松也坐在第二桌。当时，邓小平和陈毅还分了工，邓小平请客，陈毅宴会后用自己的车子送汪云松回招待所。

汪云松通过邓小平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他由热爱祖国而发展到热爱中国共产党。他把自己珍藏的文物都捐献给了国家。汪云松有一对心爱的古瓷瓶，装瓶子的是珍贵的楠木盒子，他把这个盒子刻上“东方红”三个字，送给毛泽东作为祝寿之用。按一般规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不做寿、不收寿礼的。当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把这一情况汇报给邓小平时，邓小平满怀深情地说：“我们要了解汪云松。”

主政大西南时的邓小平（历史图片）

于是，作为特例，收下了这份礼物。

后来，邓小平还说过，“汪云松为我们培养了两个副总理”。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就是聂荣臻。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兴邦强国，教育为本。

汪云松先生当年筹办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培养了栋梁之材，值得敬重，也应该受到敬重。

邓小平敬重汪云松先生不仅仅是念旧故，而且更深刻而生动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品德与当代中国科教兴国的战略思想。

1979年1月16日，荣毅仁、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周叔弢五位原工商业者同时接到通知：邓小平要会见他们。这个邀请令五位老人兴奋不已。傍晚他们相约在胡厥文家中，商讨与邓小平见面时的谈话内容，研究他们关于国家建设的建议。随后，古耕虞受托连夜起草了建议书。

1月17日上午10时，人民大会堂温暖如春，邓小平与分别十多年的五位工商业界领导人见面了。

落座后，邓小平亲切地说：“听说你们对如何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很高兴。今天就谈谈这个问题好吗？”

大家高兴地说：“好！好！”

接着，邓小平坦诚而深有所思地对他们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过去耽误的时间太久了，不搞快点不行。但是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儿，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吸收外资可以采取补偿贸易的办法，也可以搞合营，先选择资金周转快的行业做起。

邓小平的一席话很使人兴奋、开窍，接着，“五老”便谈开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敞开心扉，坦诚进言，气氛极为融洽、热烈。胡子昂说：“要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要大力起用人才，有真才实学的人应该把他们找出来，使用起来，能干的人就当干部。”邓小平听后赞赏地说：“对这方面的情况，你们比我熟悉，可以多做工作。比如说旅游业，你们可以推荐有本领的人当公司经理，有的可以先当顾问。”接着又说：“还要请你们推荐有技术专长、有管理经验的人管理企业，特别是新行业的企业。不仅国内的人，还有入了外籍的都可以用，条件起码是爱国的，事业心强的，有能力的。”

当话题转向为原工商业者落实政策时，古耕虞递上他事先起草好的书面建议。邓小平一边接过“建议书”，一边肯定地回答道：“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落实政策以后，工商界还有钱，有的人可以搞一两个工厂，赚取外汇，也可以投资到旅游业。手里的钱闲起来不好。你们可以有选择地搞。总之，钱要用起来，人要用起来。”

接着，邓小平便直截了当地点了荣毅仁的“将”。他说：“荣毅仁同志，你主持的工作要规定一条：给你的任务，你认为合理的就接受，不合理的就拒绝，由你全权负责处理。处理错了也不怪你。你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从商业角度考虑签订合同，有利润、能创汇的就签订，否则就不签。应该完全排除行政干扰。所谓全权负责，包括用人权。只要把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就不要犹豫。”在拨乱反正刚刚开始时，邓小平的这番话犹如空谷足音，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

邓小平言谈中透出的巨大信任，使在座的荣毅仁等原工商业领导人感到了知遇的荣幸，他们表示：士为知己者用，决心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现代化建设献出全部身心。

时间好像过得特别快，已到中午时分，邓小平热情挽留大家用餐。胡厥文、胡子昂、古耕虞与邓小平兄弟般的互相搀扶着来到餐桌前。桌上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涮羊肉火锅。他们边吃边谈。事后，古耕虞形象地称这顿午餐是“一只火锅，一台大戏”。

1990年，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94岁高龄的胡子昂对十年前人民大会堂这一特殊宴会还记忆犹新，他满怀敬意地说：小平同志有胆略、有魄力，经过一场磨难和新的实践，他更具谋略和胆识了，他善解人意，他能调动千军万马，他是伟大的理论家、实践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设计师。

1979年，邓小平就创建中信公司与荣毅仁亲切交谈（历史图片）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点将，请荣毅仁出山，激励支持他创办我国著名的对外开放窗口——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简称“中信公司”）。1993年荣毅仁担任国家副主席后，虽然已辞去中信董事长的职务，但新加坡一家报纸仍称他为“CITIC先生”（CITIC是中信公司的英文缩写）。因为创办中信始终是荣毅仁人生旅途上的一块丰碑。而托起这块丰碑的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人之相知，贵在知心。20世纪50年代，荣毅仁和邓小平的交往似乎不如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交往多，但邓小平对荣毅仁也是很了解的：荣毅仁在上海解放时坚持留下不走；听党的话攻克难关，让申新各厂的纱锭飞转起来支援国民经济的恢复；抗美援朝时积极捐献飞机；作为民族资产阶级首户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作用。这些，邓小平一一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有一次，毛泽东主席要选择几位党外人士当部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推荐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荣毅仁。后来（1959年），荣毅仁果然当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这件事说明邓小平和我党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知人善任，始终不渝地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发挥党外人士的作用。这可说是邓小平对荣毅仁最早的一次点将。

政治生活的风风雨雨，从20世纪60年代到邓小平的最终复出，时间跨度十多年，邓小平尽管和荣毅仁直接交往不多，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满天乌云驱散了，明媚的春天又回到了中华大地。

多少个日日夜夜，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运筹帷幄，共商振兴中华大计。他们认为，要振兴中华，就要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为中心、从封闭转向开放、从因循守旧转向锐意改革。这就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有经验、有才干的人请出山，让他们去探索、去试验、去开创新天地。

荣毅仁有400多位亲属分散在世界各地，不少人在国外工商界、科技界等领域有一定知名度。这种“海外关系”非但不是什么罪名，而恰恰是对我国走向世界极为有利的条件。

邓小平深知荣毅仁的耿耿忠心和他所能起到的作用，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拂去蒙在荣毅仁身上不应有的尘埃，让他显露出明珠的光辉。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商量，请荣毅仁出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时为1978年。这是邓小平第二次点荣毅仁的将。

“不甘伏枥添砖瓦”，1978年2月荣毅仁写的这首七律，最能代表他对党中央的敬仰和当时的情愫。诗云：

鹊报春回残雪融，百花齐放趁东风。

高山难阻愚公志，激浪全凭舵手功。

往日风云过眼底，今朝人物数英雄。

不甘伏枥添砖瓦，万里江山代代红。

1978年12月刚刚开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国人心振奋，1979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

正在这个时候，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工商联的代表聚集北京，准备举行会议。会议前两天，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五位知名人士接到通知，说邓小平要见见他们，想和他们谈谈。到底要谈些什么，他们并不知道。不过每个人内心都很兴奋，凭着几十年党和他们肝胆相照、风雨同舟的一贯传统，知道会有重要的事和他们相商。

会见时，邓小平希望荣毅仁摆脱一些其他工作，集中力量从事祖国经济建设，围绕开放、创汇，或主持某一方面的工作，或搞点什么别的，希望能创出一条新路来。

邓小平还明确指示：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对荣毅仁点将。

深夜静悄悄，北京一座四合院的一角，荣毅仁书房的灯还亮着。荣毅仁正在把他和老朋友商议的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设想整理出来，起草向中央的报告。夫人杨鉴清则在一旁帮着誊抄。那时荣毅仁还没有秘书，贤淑的夫人充当了这一角色。

报告送上去以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很快都指示同意。

不过，对由荣毅仁出面筹备这样一个对外开放窗口，并不是没有人反对。邓小平大力为他排除干扰，提供工作条件。

邓小平一直关注着荣毅仁筹办公司的进展。当年纪念“七一”大会开会前，在休息室邓小平见到荣毅仁，问道：“公司筹办得如何？”荣毅仁做了汇报。邓小平说：“人由你找，事由你管，由你负全责。”“要排除干扰，不用担心其他部门来管你，你们自己也不要搞官僚主义。”以后有几次碰见时，邓小平又关切地问起有关的情况。他深知，一个党外人士办这样全新的公司，没有实权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尚方宝剑”。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1979年7月8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筹办组成立，它和我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同一天公布，这本身就很能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昔日的资本家居然筹办起了社会主义中国通向国际的金融性公司，自然引起了中外人士的瞩目。同年10月4日，中信公司正式成立。

不仅在改革开放的事业上，而且在对荣氏家族、荣氏后代、荣毅仁本人的生活方面，邓小平也是十分关怀的。

1986年6月，荣氏400多位海外亲属的一半多人，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联邦德国、瑞士等国回来大团圆。他们中间不少人，在国外从事核能、电子、机械、纺织、面粉、医学、文教等事业，有声誉、有地位。他们也像自己的祖辈一样，有很强的爱国心、事业心，身居海外，不忘故国。有些人从20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以来，就开始与国内有业务往来。改革开放后，他们更是活跃，尽力在各自的岗位上为祖国多作贡献。这次大团圆，既是荣氏家族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会，又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象征，也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具魅力的一种表现。他们说：“中国的大门开了，我们才能回来大团圆啊！”

天公似乎也在欢迎远道而来的海外赤子。初夏的北京，那些日子阳光分外明媚，香山鸟语花香，草木葱茏，别有一番情趣。荣氏亲属住地香山饭店自6月15日以来，一直沉浸在欢乐气氛之中。18日清晨，这种欢乐气氛更是达到了高潮。原来，当天上午邓小平要会见他们中的代表。

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和荣氏亲属代表一一握手。荣毅仁的兄长荣尔仁，是荣氏亲属观光团中的年长者，居住在巴西。邓小平像家人似的与他交谈着：“你今年79岁，比我小3岁。”荣尔仁说：“可你的精神比我好。”邓小平说：“你的精神也不错嘛。”

会见中，邓小平说：你们荣家，从整个历史角度来看，对发展民族工业作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自从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创造了一个好条件，使你们能够像今天这样很好地团聚。你们的团聚是件喜事，我们还要争取整个民族的大团结。邓小平的话，像春风吹拂，像春雨滋润，使荣氏海外游子沐浴在无限春光中。邓小平还和大家一起合影。当天下午，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也会见了他们，并在一起照了相。荣氏亲属中不少人在国外社会地位较高，见过的世面不少，但这次回来团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此隆重的礼遇、如此亲切的接待，是他们一生中最激动、最难忘的时刻。

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接见了荣氏五代海外亲属共200余人和国内亲属20余人（历史图片）

荣氏海外亲属在北京停留了三天，又到西安、无锡、上海观光后离去。祖国、故乡、亲人、朋友的深情厚谊，牢牢铭刻在他们心中，以至事隔七八年之后，海外亲属还能清楚记得邓小平当年会见时的情景和他讲的话，他们深以为荣，并以此鞭策自己。

这次会见对荣毅仁来说印象也极为深刻。邓小平去世后，他曾写文章回忆说：“特别令我难忘的是，1986年6月18日小平同志亲切接见我们荣氏海外亲属回国观光团成员和内地荣氏亲属时的谈话。”

邓小平在荣毅仁的心中，已不仅仅是自己十分敬重的中央领导人，而且是自己的良师益友。

邓家和荣家的小字辈，也很合得来，彼此来往很多。邓家有个毛毛叫邓榕，荣家也有毛毛叫智婉，是荣毅仁的小女儿，两个毛毛同岁，常在一块玩得很开心。邓家的毛毛常去荣家串门，看望“荣叔叔”，邓小平总要嘱咐毛毛道：“你代我看望他们。”提起荣毅仁，邓小平常有一句“口头禅”：“荣老板嘛！……”话不多，但却满含赞赏之情。邓小平还很关心荣毅仁之子荣智健的成长，问：“智健怎么样？”当听到智健作为中信香港集团总经理，把事业办得很兴旺，成为香港异军突起、发展迅猛、引人注目的中资公司时，很是高兴。邓小平对荣氏子女很亲，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走进荣府的客厅，一眼便能看见正中高悬着邓小平亲书的“戒欺室”匾额，棕底绿字，分外醒目。那是1988年邓小平应荣毅仁之请写的。“戒欺室”原是荣毅仁父亲荣德生生前在书房里挂的匾额，“戒欺”是这位老人的一个信条，认为做生意的人应该诚实，应该以“戒欺”为本，后来这块匾额毁坏了，所以荣毅仁特意请邓小平题写重做一块。这也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对荣老先生的尊重和嘉许。

1980年8月26日，夏末的北京已经不再那么酷热。重新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班禅大师早早就起来了。他念过晨经，便去跑步。在习习晨风中，他感到心情格外舒畅。想到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大师比往日提早结束了锻炼。吃了早餐，他一边翻阅藏、汉文字的文件材料，一边等待着出发的通知。一会儿工夫，杨静仁来了，他高兴地对班禅大师说：“咱们走吧，去见一位老朋友。”

汽车很快地开进一个古朴幽雅的四合院，原来他们到了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家。邓小平已迎候在门口。班禅大师迈下车，快步走向邓小平，两人有力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邓小平和班禅大师交谈着走进会客室。宾主落座后，邓小平关切地询问了大师的生活和工作情况，真诚地对班禅说：“你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一句话，说得班禅热泪盈眶。还有什么能比这种理解和评价更珍贵呢！

邓小平对班禅的评价非常中肯，完全符合实际。

1949年6月3日，当班禅还只有11岁的时候，他就按照宗教惯例接受了剃度、受戒等仪式，在青海塔尔寺坐床。从此，一个普通的藏族孩子正式成为西藏第十世班禅，取法名“罗桑赤烈伦珠确吉坚赞”，简称确吉坚赞。风云变幻的时代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使少年班禅不可能与世隔绝、静坐禅院修身养性，而必须在政治上作出抉择。班禅因为从小受过经师的严格教导和培育而不同于一般的孩子，活佛这一特殊的身份又使他必须注意观察社会、体察民情。他憎恨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反对亲英美帝国主义的西藏地方政府中的分离主义倾向。他对共产党虽不甚了解，但共产党的节节胜利使他确信共产党“必然有顺应人心，顺应历史的道理”。于是，他断然决定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在西宁的部队联系，并从此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光荣历史。

1981年，邓小平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亲切交谈（历史图片）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立即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愿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贡献力量。毛泽东和朱德复电勉慰，对他的爱国主义举动给予高度赞扬。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达赖、班禅三方面，在北京经过共同协商，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当晚，毛泽东主席设宴庆祝协议签订。班禅大师出席并发表热情洋溢的祝酒词。他说：“和平解放西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的一大喜事。”表现了少年班禅强烈的爱国热情。

1956年11月，班禅大师与达赖喇嘛一道应邀去印度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并去印度各地朝拜和参观访问。在印度期间，班禅大师热情赞扬中印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旗帜鲜明地强调西藏要遵守《十七条协议》，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光明磊落的爱国立场。

1959年3月，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武装叛乱。一时间，西藏问题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焦点，班禅也成了国内外关心的重要人物。在这关键时刻，处在复杂尖锐境遇中的班禅大师，更加坚定地维护祖国的统一，坚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他高举爱国、团结、进步的旗帜，拥护中央关于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积极支持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平息叛乱。大师的正确态度，得到了西藏广大僧侣和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班禅大师说：“我爱自己的祖国，也爱自己的民族。不爱自己的民族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要求民族干部一要爱国，维护祖国统一；二要对自己的民族有感情，使自己的民族团结起来，为本民族的发展做一些事情。班禅大师是这么说的，他本人也是这么做的。对于班禅大师爱国家、爱民族、爱宗教，为建立繁荣、民主、进步的新西藏而日夜操劳，邓小平高度称赞他是我们国家最好的爱国者，确实当之无愧。

交谈中，邓小平再一次肯定地说：“是的，你同达赖不同，你是爱国的，维护国家统一的，而达赖是搞分裂的。”班禅大师丰满的面容因激动而显得更加红润了。(www.xing528.com)

望着眼前这位历尽坎坷却始终如一地热爱党、真诚地相信党的爱国宗教领袖、与党亲密合作几十年的老朋友，邓小平坦诚地说道：“过去对你的问题主要是处理重了。你的《七万言书》，大部分是对的。整你主要是两次：1964年和‘文化大革命’。挨整后，你又出来了。你两次出来，表现都是好的。”

听了邓小平的话，班禅大师感慨万端。面对邓小平给予他的肯定和表露出来的宽广的胸怀，一向刚直、豪爽的班禅大师不禁哽咽起来，他说：“与老一辈革命家、与您所受的迫害相比，我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班禅大师不计个人恩怨的豁达态度和高尚情操，也同样为邓小平所赞赏。

1959年，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与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副委员长在一起（历史图片）

邓小平与班禅大师推心置腹地谈历史、谈未来，最后邓小平将话题转向现实，说：“最近看了你的东西，你还是有思考的，有分析、有能力，希望你对祖国多做一些贡献。”“关于你自己的活动，可以放手，不要顾虑。”邓小平如此的信任，使班禅大师深受鼓舞，他表示要在有生之年，在有工作能力的时候，对党对国家对人民做些有益的事，要为祖国统一和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西藏作出自己的贡献。

会见气氛愉快、亲切，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两位老朋友心心相印，彼此都充满信心。最后，邓小平指了指一同参加会见的乌兰夫、刘澜涛、杨静仁说：“你的反映以后可以经常地告诉他们几位。”又说，“我约你到家里谈，是不把你当外人”“以后可以再来”。班禅大师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结束了与邓小平这次难忘的谈话。

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著名实业家霍英东先生曾与邓小平多次见面，结下深厚的友谊。

邓小平生前曾对霍英东说过，希望1997年香港回归后走一走、看一看。虽然他未能实现这一愿望，但他设计的“一国两制”的宏伟蓝图已经在香港成为世人瞩目的现实。

霍英东同邓小平第一次见面是在1964年，国庆15周年。霍英东作为港澳地区观礼团的成员，来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的国宴上见到邓小平。在国庆招待会上，邓小平来到港澳地区来宾中间，同大家逐一握手，并热情地对霍英东说：“欢迎您来北京。”

1977年7月26日，霍英东带领香港足球队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亚非拉国际足球邀请赛，香港队打入了决赛。比赛前，邓小平来到了休息室。他的突然出现使霍英东感到十分惊奇，邓小平热情地和霍英东等人握手，并和大家一起进入球场看台。此时，在场的近10万观众一起鼓掌欢呼，邓小平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如此爱戴的情形在霍英东心中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在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他女儿毛毛从珠海来到中山市送给霍英东一张邓小平在1977年第一次在足球场露面时同霍英东握手的照片。毛毛对霍英东说：“这张照片我爸爸用金色笔签了名，让我送给您留念。”这张照片是多么珍贵啊！

邓小平很关心体育运动。他指出中国要在所有的国际体育组织中恢复合法席位，并提了一个新的构想，允许台湾参加国际体育比赛，即一国两队的思想，这和他后来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是一脉相承的。而在这以前，我们坚持要驱逐“蒋帮”以后，才加入国际体育组织。根据邓小平的这个新构想，中国政府经过多年努力，很多热心人，包括霍英东等香港爱国同胞，在全世界奔走呼号，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终于恢复了中国在世界上40多个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台湾则以“中国台北”的名义参加国际体育组织与体育比赛。

1978年12月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

霍英东响应改革开放号召，最早来到内地投资。1980年，他在广东中山投资建设了中山温泉宾馆。1983年，在广州建成的白天鹅宾馆正式全面开业。这是改革开放后，在广东乃至全国最早建成的现代化宾馆。在当时物质条件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建设现代化的宾馆谈何容易。当时中山县最高级的招待所洗脸池子没有塞子，是用暖水瓶塞来代替。许多用品都要从国外整套运来。但是，霍英东坚持依靠国内力量，自己设计，自己施工，自己管理，创造了世界上建设酒店的奇迹。回忆中山温泉宾馆和白天鹅宾馆的建设历程，霍英东亲身感受到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和伟大。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邓小平送给霍英东的签名照。邓小平最后一次南方视察后，托人把这张他们第一次见面的照片送给霍英东。邓小平曾向霍英东表示“我们以后每年见一次面”，两人一共见了15次面（历史图片）下，中国人民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出惊人的奇迹。当时，有的人不仅对“白天鹅”的一些做法有不同意见，而且对整个广东的改革开放有不同的看法，甚至说这是在搞资本主义。当时霍英东对改革开放能否继续坚持也很担心。

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视察南方时来到了中山。1984年1月26日至29日，邓小平住在中山温泉宾馆。霍英东陪同他，见面比较多。一天，他到中山温泉宾馆附近的一家商店参观。在商场，他仔细地观看了各种商品。快走到门口时，遇到了刚进门的母女二人，邓小平便趋前和她们交谈，详细地询问她们从哪里来、家中收入够不够开支，并慈祥地用双手抚摸小女孩的脸庞。霍英东看到他一有机会便深入到群众中，切实了解人民的生活。这是邓小平一贯的求实的工作作风的体现。邓小平每天早晚坚持散步。一天早上，80岁高龄的邓小平一口气登上了宾馆后面的小山——罗姑山，在山顶上观看中山市全景，在亭子里休息。一会儿，工作人员请邓小平按原路返回宾馆，但邓小平却意味深长地说：“不走回头路。”他选择另一条没有石梯、比较难行的山路缓步下山。

1984年1月31日上午10时40分，邓小平第一次来到广州白天鹅宾馆。他在28层楼远眺浩荡的珠江时，称赞说：“白天鹅好！”他还在西餐厅就餐。邓小平的话给了霍英东和白天鹅宾馆的职工以巨大的鼓舞。从白天鹅宾馆的建设到开业碰到许许多多的问题，如宾馆带头改革物价、改革管理制度，社会上议论纷纷。邓小平说：“不走回头路”“白天鹅好！”他的这些简短、明确、有力的话语告诉人们：走改革开放之路是坚定不移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坚定不移的，中华民族要走向现代化是坚定不移的。邓小平的话坚定了霍英东的信心。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南方回到北京后，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指出，要办好经济特区，增加对外开放城市。3月，中央、国务院召开会议，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邓小平深入基层考察，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充分肯定了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从而保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不仅没有走回头路，而且继续向前深入发展。

1984年1月，邓小平在中山温泉宾馆和霍英东交谈（历史图片）

1984年国庆节，霍英东应邀参加了国庆35周年庆典，并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当时看到邓小平精神抖擞地乘坐敞篷红旗轿车检阅三军部队，着装整齐、阵容威武的人民军队和现代化的武器显示了我们祖国的尊严和强大。霍英东被这场面深深感动，从内心感到走邓小平指引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走对了，他对祖国的美好前景充满了信心。

1985年2月19日（除夕）下午6时55分，邓小平在王震、邓颖超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白天鹅宾馆参加广东省春节联欢会，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会后，许多群众拥在大门口等着欢送邓小平，场面非常感人，体现了广大群众对他真诚的爱戴和拥护。2月23日（大年初四），邓小平再次来到白天鹅宾馆，接见了霍英东等人，并和他们共进晚餐。席间，邓小平多次提出三个“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厦门、漳州、泉州三角地区）的开放问题。霍英东比较熟悉珠江三角洲的风土人情，听了邓小平的谈话，使他进一步开阔了眼界，从改革开放的全局进一步地认识到珠江三角洲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重要的经济地位。

邓小平逝世后，霍英东撰文深情地回忆道：从1982年起，中英两国政府将香港问题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自此，邓小平多次阐明“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

香港回归的整个过程都是在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指导下和他亲身领导下进行的。对“一国两制”的构想和“基本法”的条文，香港人开始不熟悉，有些人甚至感到忧虑，离开了香港。但是中央制定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政策符合香港的实际，符合香港人的利益，给600万港人以很大的信心。在香港回归前后，越来越多的离港同胞回到了香港。

十多年来，霍英东参加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他怀着时代的情感，全力投入香港回归祖国的各项工作。在这期间，邓小平多次会见港澳地区的各方面人士，对香港回归的许多重大问题发表了谈话。给霍英东留下很深印象的是邓小平在1984年5月25日接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和出席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委员时的谈话。邓小平说：“我国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之后，中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怎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总是这样坚定不移，霍英东十分敬佩他这一战略家的品格。

1991年，霍英东曾在人民大会堂受到邓小平的单独接见。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当翻译，翻译霍英东的广东话。这次谈话原定45分钟，最后谈了1小时15分钟。霍英东说时间到了，邓小平还继续讲。他讲了淮海战役，指出这是很关键的战役，决定了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谈到香港问题，讲了香港的前途；还谈到了体育问题。他讲话很有条理，思维清晰。后来，邓小平和霍英东接触比较多，谈话也不用翻译了。他曾就香港问题征询霍英东的意见。霍英东谈了关于香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北戴河的浴场上他们也几次相见，邓小平热情地接见了霍英东，并合影留念。邓小平说：“我们每年都可以在这里见面。”霍英东回忆说：“他平易近人。我和他交谈并不拘束，很轻松。他总是把深奥重大的问题用通俗简短的话语说得很明确，给我许多启发和指导。1997年8月，我又来到了北戴河浴场，但我却永远不能再见到敬爱的邓小平先生了。面对浩渺的大海，我思绪万千。邓小平先生把‘一国两制’纳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中，并作为很重要的内容，这说明他的襟怀就像这大海一样无比宽广。”

1983年，邓小平会见全国政协常委、港澳知名人士霍英东（右一）和全国人大代表、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何贤（右二）（历史图片）

霍英东作为世居香港的一分子，亲身经历香港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耳闻目睹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的沧桑巨变。最可喜的是香港平稳地回归祖国后，进一步表现出活力，充满创造力的经济持续发展，政通人和，社会生活平稳。邓小平逝世后，霍英东在撰写回忆文章时满怀深情地指出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一定会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有能力正确处理和办好各项工作，不会辜负邓小平先生的期望，一定会同心同德开拓香港历史的新纪元，建设好香港，使这颗“东方之珠”更美丽、更璀璨。这是我们港人对邓小平先生的最隆重的纪念。

邓小平家中挂有一幅《双猫图》。图中，一只猫毛色雪白，茸毛轻柔；另一只猫毛色乌黑，黑里透亮。两只猫一前一后，缓缓前进。那毛茸茸的身体，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惹人喜爱。《双猫图》的右上方，是一行遒劲的题词：“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

这幅画的作者就是被人誉为“江南猫王”的陈莲涛。陈莲涛，号海石老人，浙江宁波人，1901年生，从小受家庭影响，爱好书画艺术，14岁时已能书善画，17岁时经上海名画家高禅舫指点，画艺日趋成熟。只是自愧艺术缺乏独特风格，还不理想。一次，他在朋友家做客，一只猫突然从窗口蹿到他的大腿上，冷不防被其利爪划得裤破皮伤，从此对画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了仔细观察猫的形态活动，陈莲涛四处搜寻，养了十几只品种各异的猫，有金丝猫、梅花踏雪猫，有雪地拖枪、金顶挂印、金床银被猫，有波斯鸳鸯眼白猫、英国的狮子猫……家里简直成了猫的世界。

陈莲涛几乎终日与猫为伴，时时捕捉猫的跳跃、嬉戏的动作，就是连细节也不放过：如猫的前脚有六掌五爪，后脚有四掌四爪；猫的眼睛有圆形，有三角形，也有凤眼形的。这样，他胸中有猫，在创作时便可随心所欲，淋漓尽致地刻画出猫的各种神态。难怪别人说，陈莲涛笔下的猫形神兼备，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因他擅长画猫，被人誉为“江南猫王”。他自画自编的《百猫图》《莲涛猫辑》等被画界视为珍品。

《双猫图》（历史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陈莲涛的作品在全国美展中多次展出，特别是他画的猫，那眼睛似嗔、似媚、似怨、似诉，神态各异，惹人喜爱。陈毅、荣毅仁、梅兰芳、姜妙香都很欣赏他的猫画，并收藏了他的作品。

邓小平一向待人热情，礼贤下士，对熟人故友都很关心，有机会总要看望或问候。

1984年，邓小平得知“江南猫王”仍健在，便托人捎信给陈莲涛向他致意。陈莲涛得知邓小平在百忙中还记着自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画师，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精心构思，一丝不苟，画了一幅《双猫图》，托人敬献给邓小平。邓小平看了双猫图，对“江南猫王”的高超技艺赞不绝口，随即挂在家中。邓小平的女儿也是画家，看到《双猫图》后爱不释手，向父亲要这幅画，父亲当然不给。于是她托人请陈老再画一幅。陈莲涛欣然命笔，画了一只活灵活现、可意媚人的小花猫赠给她。

爱泼斯坦是人们熟悉的、几乎与斯诺同时代的老新闻工作者，1985年4月20日在北京欢度他一生中最难忘的生日——七十寿辰。

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但两岁就随父母迁居中国天津，15岁开始新闻工作的生涯。他在中国整整工作了半个世纪，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很多工作。爱泼斯坦一生把国际主义与热爱中国密切结合起来，他经常说“中国就是我的家”。他加入了中国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祝贺他70寿辰和在华工作半个世纪，宋庆龄基金会、外国专家局、文化部外文局、《中国建设》杂志社在人民大会堂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招待会。

1985年，邓小平出席庆祝中国人民的忠诚朋友、全国政协常委爱泼斯坦70岁寿辰招待会，高度评价爱泼斯坦在华的工作业绩（历史图片）

尤其使爱泼斯坦激动的是，招待会之前，邓小平、邓颖超、康克清等领导同志在福建厅亲切会见了他一家三代人。

下午5点，福建厅喜气洋洋。第一位到的是康克清大姐，她带了一束鲜花，对爱泼斯坦同志说：“热烈祝贺你七十大寿！这是我家里自己种的紫丁香，特意采来送你的，愿你像百花盛开，祝你健康长寿！”

不一会儿，邓小平、邓颖超以及其他中央领导人陆续步入福建厅，他们都热烈地向爱泼斯坦表示祝贺。

爱泼斯坦坐在邓小平旁边，一边还有邓颖超及其他领导同志。他们在一起亲切交谈着。

邓小平对爱泼斯坦说：“你都70啦！”

爱泼斯坦风趣地说：“我还小呢！”接着他问候邓小平：“您近来身体都好吗？”

邓小平说：“还好！没什么大毛病。”

此前不久，爱泼斯坦随同一批20世纪40年代来过中国的美国老朋友、老记者重游了延安、重庆等地，刚刚返回北京，所以他对邓小平说：“这次我和美国老朋友跑了许多地方参观访问。我们看到不少变化，感到欣慰。”

邓小平说：“你在中国工作都有52年了？”

爱泼斯坦答：“是啊！我两岁就随父母来到中国，15岁开始到报社工作。”

邓小平说：“你在中国工作了这么长时间，真不容易呀！”他停了一下又问：“你出生在波兰？”

爱泼斯坦说：“我是出生在波兰，但很小就离开了。1916年去日本，1917年才到中国。”

邓小平说：“我也去过华沙，那是1975年从法国回来时经过华沙的。”

爱泼斯坦深情地环视一下高朋满座的大厅，不禁动情地对邓小平说：“今天大家都来祝贺我的生日，我非常感谢中国同志们！”

邓小平接过话说：“祝贺是应该的，你52年来一直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工作，确实不容易。”

爱泼斯坦说：“我工作得很不够。”

邓小平说：“说不够，就难讲了。”

这时，邓颖超接过话题，回忆了过去在爱泼斯坦帮助下逃出天津到西安办事处的一段经历，并对爱泼斯坦说：“都50年了，可你还没怎么变，只是头发白了。”

邓颖超关切地询问爱泼斯坦的家庭情况：“你们有孩子吗？”

爱泼斯坦指着后排说：“有，今天他们也来了。”

邓颖超说：“快叫他们过来见见面！”

这时爱泼斯坦的女儿、儿子走了过来。这是爱泼斯坦夫妇多年抚育的两个中国孩子，现在都长大成人了，建立了各自的小家庭。所以今天来的有女儿、女婿、儿子、儿媳妇，还有爱泼斯坦最疼爱的外孙小宁宁。

爱泼斯坦向小宁宁招手说：“宁宁，快过来向邓爷爷、邓奶奶问好！”

这时，天真活泼的小宁宁跑到邓小平跟前，甜甜地喊了声：“邓爷爷好！”他搂着邓爷爷的脖子，让邓爷爷亲了亲他的小脸蛋。然后，小宁宁又跑到邓颖超跟前说：“邓奶奶好！”他也和邓奶奶亲了亲。这聪明的孩子纯洁的举止，感染了在座的老爷爷、老奶奶们，大家都开怀地笑起来。

此时，孩子成了中心话题。孩子们代表着未来，今天的话题也许使爱泼斯坦想起他多年来在宋庆龄直接领导下从事的正义事业，其中重要的是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爱泼斯坦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孩子们！”

邓小平听说小宁宁6岁了，便扳着手指说：“6岁了啊，到20世纪末才20多岁，正是时候。到那时，情况会比现在好多了。”

爱泼斯坦说：“孩子们可以进入21世纪，他们可以生活70多年。”

邓小平说：“孩子们可以看到我们国家的第二个奋斗目标。”

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祝贺爱泼斯坦70岁寿辰（历史图片）

爱泼斯坦说：“他们还可以为第三个目标服务！”

邓小平听了点点头，爽朗大笑起来。显然老一辈们交谈，不仅充满信心地展望了未来，也表达了对孩子们的无限希望。

爱泼斯坦以十分崇敬的心情对邓小平说：“我非常敬佩您这样高龄了，还从事大量的工作。”

邓小平说：“我现在工作很少了。”

爱泼斯坦笑着说：“但是，您做的是卓有成效的工作！”

会见结束时，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领导同志与爱泼斯坦一家合影留念，然后一起去参加招待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