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唐一代，约三百年的历史，各种正史、野史、小说笔记对此均有详细记载，然而史家之言，难免为正统思想所左右；小说家言，又不可尽信。谣谚中大量反映唐代世风政情的记载，让我们以身处当时历史环境中的群众的眼睛和感受，从新的角度反观这一段历史，于社会史、生活史的研究不无裨益。
1.边患与民族关系
一个国家国力的兴衰往往决定着它在同其他政权关系中的地位，唐朝历时约三百年，由兴到衰，其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中就明显反映出这一趋势。开国之初，唐太宗对外进行了一系列的平定边疆的军事行动，贞观四年，唐太宗遣李靖平定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解除了北边的威胁；十四年，又派侯君集平定高昌，于其地置西州，并在交河城置安西都护府。其中平定高昌的这次军事行为，是轻而易举的，其时高昌国内有童谣流唱：“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58]意为高昌兵马不堪一击，唐军一到，高昌就会像霜雪被阳光照射一样挥发掉。童谣在高昌国内广泛传唱，国王麴文泰派人搜捕首唱者，始终未能抓到，而唐朝派出的交河道行军大总管侯君集分兵掠地，长驱直下，高昌统治者出城受降。高宗永淳初，突厥九姓反，侵犯州境，薛仁贵领兵大破之，军中传唱：“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59]自此以后一段时间，突厥势衰，不再骚扰边境。此歌即是将士们对薛仁贵功绩的歌颂。
然而当时面对的边患不只是突厥，吐蕃亦是骚扰不断。高宗自调露中欲封嵩山，属突厥叛而止；后又欲封，以吐蕃入寇遂停。时童谣曰：“嵩山凡几层，不畏登不得，只畏不得登。三度征兵马，傍道打腾腾”。[60]《旧唐书》对此谣有一段注释：“武后自封岱之后，劝帝封中岳。每下诏草仪注，即岁饥、边事警急而止”，可见当时边境冲突不断，令唐朝统治者疲于应付。武则天通天元年五月，契丹首领李尽忠陷营州，武则天命曹仁师领兵迎击，八月，唐军与契丹军战于黄獐谷，曹仁师战死。在此之前，民间传唱一首“黄獐歌”，歌词是“黄獐黄獐草里藏，弯弓射尔伤”。[61]此谣带有谶语性质，始作自有政治或其他目的，但是不论其目的如何，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少数民族势力的悄然增强，民众亦有危机之感。
到中宗之时，突厥势力增强，而唐朝国势衰落，情形自然急转直下。神龙以后，突厥强盛，经常领兵南犯，掳掠财物，老百姓无法栽桑养蚕、种庄稼、割麦子。民谣曰：“山南乌鹊窠，山北金骆驼。镰柯不凿孔，斧子不施柯”。[62]山南，唐也，乌鹊窠者，人居寡也；山北，胡也，金骆驼者，虏获而重载也，形象地道出了边境之民所受骚扰之苦。
广德、建中年间，吐蕃再饮马岷山，常以南诏为前锋，不断入侵，代宗大历十四年，吐蕃、南诏相勾结掠蜀地，南诏军队攻下一地即肆行掠夺和杀戮，兵过之后，百里无人烟。蜀人相语：“西戎尚可，南蛮残我”，[63]无奈地用比较手法突出南诏对蜀地民众的侵害。从豪情满天喻为如日月的汉家兵马，到被迫接受“南蛮残我”，上述民谣逐条形象地展示出唐国势由强趋弱的过程和身处这一变化过程中的百姓心理。
2.叛乱与农民起义
中唐以来，唐朝政权风雨飘摇，藩镇割据严重，各地叛乱不断，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人民群众见证了这一历史，也用谣谚反映了这一历史。首先来看叛乱事件。安禄山开始叛乱之时，有民谣曰：“燕燕飞上天。天上女儿铺白毡，毡上有千钱”。[64]燕，是安禄山的国号，天上女，即是“安”字，铺白毡，指安禄山进入洛阳的那天，大雪下了一尺多厚，毡上有千钱则指他做了一千天皇帝。此谣属于谶谣，预言了安禄山之败。天宝十四年冬十一月，安禄山反唐，率兵西进，次年五月，长安已是一片慌乱，时幽州又有谣曰：“旧来夸戴竿，今日不堪看，但看五月里，清水河边见契丹”。[65]过去曾夸奖安禄山相貌奇特，今日真相毕露，原来是个面目狰狞的叛贼，等到五月，清水河边就可看到契丹兵的身影。
公元710年，韦皇后勾结安乐公主，杀中宗而自立为皇太后，时过二十天，李隆基即率兵入京师杀韦氏及其叛党，平定叛乱。民谣曰：“黄牸犊子挽纼断，两足踏地鞵
断。城南黄牸犊子韦”。[66]“黄牸犊子”指韦氏，“挽纼断”言韦欲作乱，鞵
断者，事+不成。
景云中，谯王李重福从均州入都作乱，败走，投洛川而死。民谣“可怜圣善寺，身着绿毛衣，牵来河里饮，踏杀鲤鱼儿”[67]就是指的此事，此次叛乱发生在睿宗即位后不久，刚平定韦氏之乱，人民苦于接踵而至的叛乱。首句指出李的死处，二句用绿毛衣指称郡王所著之青绶，末二句形容其投洛水而死，把河里的鲤鱼也踏死了。
建中四年，朱泚以泾原兵叛乱，是岁六月，兵败而死。“一支箸，两头朱。五六月，化为蛆。”[68]用“蛆”来形容朱泚死后之形象，可见老百姓对叛乱者的厌恶。
再看农民起义。唐咸通十四年，关东一带大旱，无数老百姓死于饥荒，而唐统治者对农民的搜刮有增无减，农民被逼走上起义的道路，先有王仙芝，接着黄巢在曹州响应。民谣“金色蛤蟆争努眼，翻却曹州天下反”[69]就是产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金色蛤蟆”喻指黄巢，后一句说以曹州为起义地点，掀起了天下民众共同反唐的大起义局面。
唐朝僖宗年间，长安流传一首童谣：“八月无霜塞草青，将军骑马出空城。汉家天子西巡狩，犹向江东更索兵”[70]“八月无霜塞草青”，是说草还未黄，暗示还未遇到黄巢，稍晚一些时间，就会遭霜变黄，那时将遇到黄巢。“将军骑马出空城”暗劝僖宗应快速逃出京城长安。“汉家天子西巡狩，犹向江东更索兵”，正是预言僖宗逃往四川后，派使者到江东调兵救驾。一语道出了农民起义星火燎原，唐统治者仓皇出逃的时政局势。
黄巢率领的起义军严惩地主恶霸，但对读书人采取保护态度。起义军里流传这样的歌谣：“逢儒则肉，师必覆”。起义军进入福建，俘民绐称儒者，皆释。同时还流传着这样一则故事：有个崇文馆里工作的校书郎黄璞，起义军在莆田烧官、杀地主。但当他们走到黄巷时，黄巢命令起义战士熄灭火炬，不要烧黄璞的房子，以示对读书人的尊敬之情。
黄巢起义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对于这样的结局，民众是无奈的，但是在他们心中，黄巢是值得称颂的。民谣“黄巢走，泰山东，死在翁家翁”[71]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黄巢是山东人又死于山东，公元884年，黄巢起义军在山东兖州失利，黄巢自刎而死。翁，对年长者的称呼。
以上对反映叛乱和农民起义谣谚分而述之，让我们显而易见地看出人民群众对二者截然不同的态度，对叛乱他们是无比厌倦和反感的，多揭露其野心、批判其后果。而对农民起义，劳苦大众是热烈响应，寄予厚望的，对其失败结果感到惋惜，且并不因为其失败而改变黄巢在其心目中的英雄形象。(www.xing528.com)
3.女性参政之时风
相对于其他各封建王朝，唐朝女性参政现象是最为显著的，从高宗朝到睿宗朝，武则天、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等女性先后参与高层政权。此外，杨贵妃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些女性政治人物或多或少地采取过提高妇女地位的行动，台湾学者陈弱水在《初唐政治中的女性意识》一文中详细分析了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等女性执政者所采取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和行为，指出这些行为对唐代社会女性意识的提升产生了重大作用。但其文章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上层的性别意识。那么她们自身的参政和提高妇女地位的这些措施，对社会民众传统性别意识有何影响?社会女性意识是否因此得以提高?民谣正好从社会民众的角度填补了正史中的这一空白。存留下来的相关谣谚不多，反映武氏参政的有下面几条：
侧堂堂，桡堂堂。[72]
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73]
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乐。[74]
第一条民谣流行于调露年间，此时武氏以皇后身份积极左右朝政，公元690武则天改唐为周，自立为帝，十五年后中宗才恢复了唐的国号。侧者，指政不由帝出，桡者，不安；喻指武氏天下不会长久，唐王朝有恢复的征兆。
“子母相去离，连台拗倒”，子母者，盏与盘也；连台者，连盘拗盏倒也。子母相去离，指中宗即位，未及一月，为裴炎所僭，废为庐陵王，贬均州。连台拗倒者，则天被废，诸武迁放之兆。
第三条民谣，流行于永徽末，有关它的记载，众多唐代典籍之间有出入，大多数作“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乐”，另有作“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乐!”还有一种为“里歌有《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乐”前人的研究，关于此歌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谓讽刺高宗立武后事，歌中“桑条”暗示武后，武氏初封为后，曾多次“亲蚕”以示母仪天下。“韦” 音同“违”。“桑条韦也”讥武后亲蚕是违心地装模作样。“女时韦也” 言高宗违反礼教，纳其父之才人为妃，又封皇后，这种“女时”也是不应该的，是贪求女色寻欢作乐的表现。另一种解释谓此歌名为《桑条歌》，预言韦后当兴。学者王骧在《唐代历史谣言选释》一文中认为既是永徽时谣，谈不上是对韦氏的预言，以第一种解说为是。然而他的这一解释所采用的文本形式为“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乐!”如此看来，他认为“乐”直接解释为高宗贪求女色寻欢作乐。这在古代汉语的用法上是讲不通的。尚恒元先生所编《二十五史谣谚通检》亦采用的上述文本和解释。
笔者认为此条民谣如此解释，难以突破“乐”字的疑点，唯有作“永徽末，里歌有《桑条韦也》《女时韦也》乐”之标点，才可以对此进行正确解释。乐应该是指称此二首歌谣，民谣与古乐府有密切关联，则此条民谣则包含两首民谣之名，《桑条韦也》即讽刺武后亲蚕。显庆年三月，登位后仅五个月，则天就亲祭先蚕。她在身为皇后的二十八年间，共亲蚕四次。先蚕是行于三月的典礼。在这场典礼中，皇后率领内外命妇祭祀先蚕，也象征性地采桑、喂蚕。所谓“先蚕”，就是蚕神或养蚕之神。先蚕礼背后的理念就是皇后以华夏世界“第一夫人” 的身份祭祀先蚕，亲行养蚕，鼓励天下妇女善尽她们最重要的经济责任——养茧织布。根据史料，唐代皇后只行过八次先蚕礼，其中武则天就占四次。则天亲蚕，规模盛大，百官陪位，完全不依礼典。亲蚕是武则天为提升妇女地位和自我形象的重要措施，但是在老百姓眼中却没有得到认可。《女时韦也》则应该是对当时武氏参政行为的否定，不符合封建传统，违背礼法。
综观上述三条民谣，当时人民对武氏的参政是不赞成的，认为不符合礼法，是非正统的。由此可见，武氏即使谋取最高统治权，并采取一系列行动提高妇女地位，其影响也许更多地停留在上层集团，民间根深蒂固的性别意识没有受到影响。
继武则天之后，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以及杨贵妃登上唐朝政治舞台，作为女性形象，她们的行为对民间女性意识有无影响呢?在中宗朝，上层统治集团中间，女性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韦氏积极参政，中书令萧至忠女嫁与皇后舅子崔无谙，成婚日，上主萧氏，后主崔氏，被民众谓为“天子嫁女，皇后娶妇。”在老百姓看来是荒唐可笑的。
唐中宗时，安乐公主、长宁公主、上官婕妤等一批女人干预政治，制定了“斜封”授官的政策，交钱三十万即可斜封授官。为了区别正常方式，就另写诏书“斜封”后交中书省办理，时号“斜封官”。当时以这种方式得官之人数以千计。“斜封官”是女人干预政治的一个标志。睿宗初即位，姚崇、宋璟将这数千“斜封官”全部停罢，后太平公主借故贬姚、宋为申州、楚州刺史，四个月后，在太平公主干预下，“斜封官”又全部恢复了。故有谣曰：“姚宋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正不如邪。”[75]在太平公主看来，“斜封官”存在与否，是女人能不能干政的一个象征，但对民众来说，它却是政治腐败的体现。
玄宗朝，杨贵妃专宠于帝室，其家自是受尽恩泽。当时长安民谣：“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欢”“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却是门楣”[76]，正是充分反映这一点的，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此有唱和之音：“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77]上述民谣不能排除对玄宗宠幸过度，搞裙带关系的讽刺，但亦不可否认其对社会民众的生育观产生的影响。
唐代的公主地位在历代里面是地位最高的，武则天参政执政以来，继起的韦后、太平公主、安乐公主推行了诸多提高妇女地位的措施，统治阶级上层女性地位提高，皇家女子地位高涨。中宗朝，太平、安乐等七公主开府，设官属。安乐公主更是曾有求封皇太女之举。随着地位的提高，公主豪侈、骄纵者渐多，故世家大族多害怕与皇家结亲，民谚“娶妇得公主，平地生公府”[78]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此谚一方面说明在上层，女性在政治领域的权力得到肯定，拥有可以开府等历代皆无先例的特权，另外从民众的角度来看，传统性别意识依然根深蒂固，上层的女性意识在下层没有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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