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审判厅章程起草过程及主要起草人

关于天津审判厅章程的起草缘由、时间和起草人等基本情况，从报章记载中可窥端倪。

一是成立天津府自治局，开启起草帷幕。《大公报》1906年9月2日《天津府自治局章程》载，天津府自治局暂设于天津府署，以准备地方自治为宗旨，“所有章程均参酌各国制度，准以本地民情风俗，先由天津府属办起”。

该局由凌福彭、金邦平督理，分四课治事：一是法制课（掌考订章程、核拟文牍等）；二是调查课（掌关于调查地方户口风俗教育生计等）；三是文书课（掌收发文书及编缉白话讲议等）；四是庶务课（掌庶务会计等）。其中，王仁铎、吴兴让、梁建章为法制课课员。张一鹏、章师程、孙松龄还被派为参议。

该局的工作包括研究、集议、宣讲三项。自治研究办法为：“调集留学日本法政学校毕业官绅，入局研究地方自治事宜，借资练习。如确有心得，即派往天津城厢四乡各处实习试验，办有端绪，即详请督宪，派往各属，会同地方官办事。”自治事宜的集议地点，设在天津河北公园学会处，“随时函邀天津府属著名绅商，集议自治事宜，以备采择施行。其因有事不能到者，可具书投送本局，各抒所见，以期集思广益”。

二是矛头直指领事裁判权。《申报》1906年9月5日《袁宫保（即袁世凯）对于撤回领事裁判权之办法（天津）》：“袁宫保以撤回领事裁判权，非从改良己国裁判入手不可，曾札委天津府凌润苔太守、留学日本中央大学毕业生黎伯颜君，会议章程。兹闻太守等，并邀同北洋派在日本法政大学毕业生张一鹏、王仁铎、吴兴让，商议匝月，将次脱稿。俟详院批准，当即试办。”

三是几易其稿，反复修订。《申报》1906年12月23日《直督袁宫保批准审判厅章程（天津）》：“袁宫保注意改良裁判事，宜先从天津一段办起。前曾札委天津府县会同黎伯颜孝廉，商定简章，旋由凌太守等邀同张云抟大令、王晓涵刺史，草成简章一百四十六条。中间屡经增改，现蒙批准试办。惟《奏定大理院官制》：‘各直省设高等审判厅及地方审判厅，以下各区称为谳局。’现在，外省官制尚待续议。高等审判，县未设以前，自应仍归臬司办理，应以府谳局名为高等审判分厅、县谳局名为地方审判厅、县之分局称为乡谳局，以符定制。其所定章程，并饬令印刷，分发津府各属，责成宣讲所逐条讲演，俾民周知，并先期演习，务令与章程一一吻合，以儆向来含混隔膜之风。”

四是1906年年底已编印单行本，分发考求。《大公报》1906年12月27日《本埠·分送审章》：“府县裁判所，改为审判厅。闻于十二日（即12月27日）开办。本县于初十日（12月25日）送给各谳员《审判厅章程》一本。”实际上，此次披露的审判厅开办日期并不确实。因准备较为仓促，后延迟至转年3月14日开始审案，3月23日举行开厅典礼。

据以上所载可知，天津审判厅章程的起草动议，不晚于1906年8月。袁世凯为总指挥，天津府知府凌福彭（字润苔、润台）、天津县知县章师程为牵头组织者。历经四个月，章程定案告成，方始出台印行。

而张一鹏（号云抟）、王仁铎（号晓涵）、吴兴让这“三驾马车”，均为起草工作的具体负责人。那么，黎渊（字伯颜）充当的是何种角色呢？(www.xing528.com)

袁世凯奏《出洋游学毕业回国供差各学生请照章咨送考验折（1906年4月30日）》载：“黎渊，年二十七岁，贵州遵义府附生。先在苏州中西书室习普通学一年。光绪二十五年（1899） ，自备资斧，赴日留学，在东京善邻书院习普通学二年。二十七年（1901），经前四川总督派归四川官费，入东京中央大学习法律专门。三十年（1904）六月毕业，领有优等文凭。复于是年八月，入该大学高等研究科，专攻行政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科。三十一年（1905）八月，因高等研究科论文试验合格，领得研究科优等毕业文凭，予有法学士称号；九月，经臣电调回国，派委筹办北洋法政学堂事宜，兼充本署文案。该生志虑纯笃，学术湛深。”

黎渊1905年来津后，被授为候补知县，1906年8月12日被袁世凯委任为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监督，1906年10月29日获赏法政科举人。黎渊可视为天津审判厅章程起草初期的擘画者之一。

起草审判厅章程，牵涉面广，工作量大。参预其事者，恐非仅仅以上诸人。袁世凯曾于1904年“选派直隶官绅五十人”赴日留学，以期“具法律、政治之知识”，“剔积弊而合时宜”。1906年“均经毕业，先后回国”。据2015年版《清国留学生法政速成科纪事》可知，王仁铎、吴兴让、张一鹏均为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二班卒业生，卒业式于1906年6月2日举行。

袁世凯爱才心切。其于1907年4月10日上奏的《游学日本法政速成科毕业各官不论班次尽先请补片》载：“该官绅等，中学素有根柢，且于内地民情、吏治，阅历较深，虽系速成所得，与完全科无异。”可见，其均学有所成，且令袁世凯较为满意。

而对于试用知州王仁铎以及候补直隶州知州徐增礼（浙江）、陆维炘（江苏上元），试用通判方大年（江苏仪征）、李祖熙（河南灵宝），候补知县陈曾翰（浙江钱塘）、姚和羹（安徽）、徐永棨（山东昌邑）、李骏（江苏），试用知县韩树梅（浙江山阴）、心田（镶红旗满洲吉安佐领下）、周忠绩（浙江钱塘或仁和）、张祖厚（江苏仁和）等十三员，袁世凯颇为爱惜，“当经派入谳法研究所，使之练习律例。数月以来，孳孳不倦，于新旧政法，均能融会贯通。若使见诸施行，于治理不无裨益”。

以上十三员同在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第二班卒业，后均回直隶省听候差遣，且有所作为。袁世凯奏请：“限于成例，补缺纂难，实非鼓舞人才之道。”“嗣后遇有缺出，无论烦简、何项班次，一律由臣奏明请补。”

《大公报》1907年4月21日《奏保留学毕业人员》亦载：“兹当预备立宪之际，此项法政人员，正资倚畀，拟请按照该员补缺班次，变通叙补，以资观感等语。折上，闻已奉旨允准矣。”

据此判断，除王仁铎之外的以上十二人，也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天津审判厅章程的起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