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传奇》：编修《四库全书》的目的

乾隆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古代社会的顶峰，人口和农业产量均超过以往，成为名副其实的盛世，乾隆不惜人力、物力编修《四库全书》的意图有以下几点。

禁毁违书、防“夷夏之辨”

清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自始至终对汉族总有戒备之心，“夷夏之辨”始终是困扰皇权的问题。在文化上，乾隆欲清除传统书籍中对少数民族的蔑视，试图将“夷夏之辨”一网打尽，使之荡然无存。在他的著作中，处处可见对“夷夏之辨”的批判。但在乾隆看来，带有局限性的控制，显然还远远不够，历经康熙雍正二朝的禁毁，以及他本人执政以来的努力，知识分子所热衷的“夷夏之辨”虽在政治高压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华夏正统思想仍散存于无数的书籍中，在到处流传，尤其是，江南一带多存有明末清初“违碍”著作。因此，要通过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对这些私下流通的禁书作一次全面的清查。

在乾隆的威慑和诱导下，各地督抚很快将查禁违碍书籍作为征书活动的重点，《四库全书》的编修也日益倾向禁毁书的一面。在查禁毁书过程中，乾隆还令四库馆将应禁毁书列出一张清单来，发往全国各地，作为禁毁依据。

正人心、兴教化

乾隆朝虽然在政治、经济方面达到了古代社会鼎盛时期，但也隐伏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乾隆晚期，由于人口急剧膨胀，远远超过了耕地面积增加的速度，人均耕地面积迅速下降，加上土地兼并、水旱自然灾害频发，时常出现人民流离失所的现象。同时，吏治日趋腐败，贪污受贿之风盛行，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导致零星的抗租抗粮运动不时发生。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的王伦起义，规模较大，打破了清初以来中原长期稳定的局面，乾隆面对这种局势，一方面对人民起义给予严厉镇压，整顿吏治以扭转衰局，另一方面，他也深知“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因此，十分重视书籍的教化功能，在禁毁违碍书籍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提倡儒家伦理纲常，对异端思想给予严厉的批判，以“正人心、厚风俗”。

从征书伊始，乾隆就强调征书重点就是“历代流传旧书，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自当首先购觅。至若发挥传注、考核典章，旁既九流百家之言，有裨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同时，乾隆对程朱理学非常推崇，早年读书时期，他就接受了福敏、朱轼、蔡世远等理学名臣的教育，随着阅历的增长，以及学术环境的变化，虽然乾隆对理学的弊端有尖锐的批评，并扶持汉学的发展以挽理学之弊，但终乾隆一朝，他并未公开反对程朱理学，对理学在护纲常、维人心方面的作用也始终称赞有加。因此，在征书时，他特别留意搜求有利于教化人心的理学著作，以理学著作正人心，来克服社会危机，稳固自己的统治，为后代子孙留下一份永久的基业，这是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的另一个重要意图。

反结党营私、防门户之争

朋党之争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官员各自经营势力，为争取政治权利而互相攻击排挤，致使朝廷决策难以形成，办事效率低下，政治腐败不堪，成为古代社会改朝换代的重要原因。清朝的朋党问题虽不如唐、明两代严重，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康熙年间的索额图与明珠之争，乾隆初年张廷玉与鄂尔泰之争，都影响较大。

乾隆不时以前明为例警戒大臣，对康熙朝的党争也极力贬斥，屡次以明珠、索额图为例，教育群臣要引以为戒。当他发现于敏中在朝培养势力时，即便于敏中已经去世，仍对其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以警戒后代，防止出现朋党之争的局面。(www.xing528.com)

在反对朝臣结党的同时，对于元明以来因讲学而标榜门户之风，明代东林讲学以致酿成门户之争，乾隆也十分反感。将理学内部的程朱、陆王之争，也概加批判，欲通过纂修《四库全书》，对朋党之害、门户之弊，从学术上给予清理，以永远消除此项弊端，巩固皇权统治。

修正宋学，鼓励汉学

乾隆对程朱理学的推崇主要目的在于利用其纲常伦理，以束缚臣民的思想，在利用理学教化人心作用的同时，对理学之弊端也深有所悉，不时予以纠正，对程朱的某些不适合其加强君主集权的言论，则多有批评。到乾隆中期以后，开始有意识地修正理学，以汉学补救。乾隆中晚期，科举试题增加了不少考证学的内容，而理学的思辨内容则大大降低。随着乾隆文治策略的调整，一大批擅长考证的学者如朱筠、纪昀、钱大昕、王鸣盛等，通过科举，得以名列朝廷，这说明乾隆为统治的需要，在有意识地对理学进行修正，以实学补充。但所有的调整都是以巩固其统治为目的，在整个清代、统治者始终没有真正贬低程朱理学，更没有放弃的意图，越是社会危机严重时，统治者越是感到程朱理学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理学的教化功能，乾隆对程朱理学的批评，只是部分的修正，或有意对其加以取舍，以便于国家长治久安。

以史为鉴、加强统治

以史为鉴是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一贯传统，在经历王朝更替之后，统治者往往要对朝代兴衰加以反思。乾隆从登上皇位开始，便非常重视对以往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大规模地纂修史书，为其统治政策提供历史借鉴。在编修《四库全书》过程中，他一面禁毁书籍，一面又对某些“违碍”或文不经传的书籍或删改或重新编纂加以利用。乾隆谕令馆臣纂修《明季奏疏》一书，借明臣之口揭示明朝秕政，说明明朝灭亡的原因，又对忠君爱国的高尚人格给予表彰。这些书籍都是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乾隆特谕新修之书，包含了明确的以史为鉴的修书目的。

雍正开始，创建了秘密建储制度，但仍令乾隆不能放心，如何防止子孙们内部争权夺利，从历史上吸取教训，教育子孙防止内部斗争，乾隆在编纂《四库全书》中，谕令馆臣编纂《储贰金鉴》,即是为教育子孙而作，利用编修《四库全书》的机会，教育子孙后代共同维护皇权。

宣扬盛世、好大喜功

乾隆本人在学术文化上有较深的功底，也热衷于编刻书籍，时时以“稽古右文”为标榜，宣称“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令儒臣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为了向后人显示自己的丰功伟绩，在位期间编纂《临清纪略》《石峰堡纪略》《台湾纪略》《兰州纪略》等记叙其镇压农民起义的“业绩”；编纂《平定准噶尔方略》《平定廓尔喀纪略》《平定两金川方略》等记载其辉煌的“武功”；编纂《大清一统志》《日下旧闻考》《皇清职贡图》《河源纪略》《皇舆西域图志》《南巡盛典》《盛京通志》等，大力宣扬大一统局面之盛。乾隆在位六十年间，大兴土木，修建圆明园、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等，又大规模扩建皇宫、北海、中南海、各地行宫，以及多处城垣、官署，修治河流湖泊无数，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用工精细，为历代所罕见。他又到处巡幸，宣扬盛世，一生六次至苏杭南巡，八次至泰山、曲阜东巡，四次到盛京，五次西巡，所到之处无不陈设豪华奢靡，所有这一切都与他喜欢大规模宣扬有关。编纂《四库全书》是乾隆一个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部头之大，中外罕见，又抄成七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之举，正是乾隆好大喜功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