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卷: 孙毓修与小绿天鼎助涵芬，梳理源流

孙毓修　（1871—1923）

江苏无锡人，早岁肄业南菁书院，又从无锡教堂的美国牧师学英文。。1908年应张元济之聘，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高级编辑，大展其才。编辑儿童文学读物《童话丛书》《少年杂志》《少年丛书》等，又翻译欧美文学专著，介绍国外历史地理。参与辑印《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等丛书。撰有《中国雕板源流考》《小绿天孙氏鉴藏善本书目》，辑有《书目考》等。

孙毓修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文献家和藏书家，关于其藏书堂号的来由，王绍曾在《小绿天善本书辑录》一文中称：“（安桂坡）好购异书，杂置胶山之西林，即以桂坡名其馆，而以小绿天题其藏书室。其后桂坡所藏，渐散人间，至晚近始尽为留庵所得，因亦以小绿天名之。一脉相承，渊源有自。”

此段话前半部分讲述的是明代无锡藏书大家安国的情况，王绍曾说安国的藏书室名叫小绿天，而其藏书渐渐散出后，有一部分被安国的乡贤孙毓修先生得到了，为了使这个著名的堂号延续下去，所以孙毓修把自己的藏书室叫了同样的名称。

孙毓修的确买到了一些安国家散出的小绿天藏书，他在《绿天清话》中记载了这件事：“无锡安氏，世居东门外之安镇。明嘉靖中，安国造铜活字版，刊行《颜鲁公集》《初学记》等书，至今收藏家珍为善本。子我素，以道学名儒，讲学东林。自明至清，宗姓繁昌，蔚然诗礼名宗也。其累代所藏旧刊名迹、师友笔札，至宣统三年辛亥六月，始一一散出。保守至四百年之久，亦可谓幸矣。予以乡邦文献所系，重价赎之，然亦不能尽也。”对此，柳和城在《孙毓修小绿天藏书及其书目》一文中称：“安国以小绿天题其藏书室，孙毓修也以小绿天为斋名（笔名乐天居士），可见安氏遗书在孙毓修藏书中的位置。”

1912年5月，孙毓修写了篇《绿天清话自叙》发表在《小说月报（上海1910）》第3卷第5期上，该文的第一段话就解释了室名的来由：“余少习乡居，门临山水。每至新年，则手书春帖于大门云：‘绿树村边合，清泉石上流。’盖集王、孟句也。可想见门巷之不俗矣。家有读书处，大不逾江南号舍四倍，然湘帘棐几，加意拂拭，颇自矜贵。门上亦署一联云：‘中散不偶世，参军善闭关。’窗外植芭蕉一株，夏润秋荫之外，颇赠我以秾绿，遂标此室曰小绿天，自称曰绿天翁。”

◎孙毓修撰《示儿编》不分卷，民国二年（1913）至民国六年（1917）写本，卷首

◎孙毓修撰《留菴日记》不分卷，民国稿本

孙毓修说自己的藏书室虽然面积很小，然而他却很看重，常常清理、打扫藏书室，藏书室的窗外种了一株芭蕉，江南雨水丰沛，这株芭蕉长得颇为高大，在阳光曝晒时芭蕉那大大的枝叶赐给了书室不少荫凉，所以孙毓修就把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小绿天”，而他本人也由此自号“绿天翁”。

如此说来，安国的小绿天也可能跟孙毓修的同名堂号没关系，这就如同黄裳先生笔名的来由，他本人就有多个解释，故由此可以猜测，孙毓修的小绿天也同样有多解，所以该堂号的出处并非一定要非此即彼。故柳和城在其专著《孙毓修评传》中把这两种说法一并写入了文中。

孙毓修后来出外工作，他先到了苏州，后来又到了上海，期间又奔波在南京、北京之间，虽然颠沛流离，但他走到哪里就把小绿天的匾额带到哪里，可见他对此堂号的钟爱，孙毓修在《自叙》中称：“己亥以后，始去其乡，载小绿天之榜而迁吴下。丁未以后，又载小绿天之榜而迁沪上。其间奔走两京，羁留江右，秘笈行三千之路，寒衣袭五斗之尘。世缘颠倒，怱怱如梦。回思少年之绿天翁，得不有升沉异路、静躁不同之概。年来回里扫墓，重过故居，则所谓小绿天者，亦复尘土封灰隐，窗黯墙圮。独旧日芭蕉，犹展数尺之阴，不减当年肥大耳。”

看来孙毓修对自己的堂号很是珍爱，某年他回家乡扫墓，还特意回故居探看了当年的小绿天。当时那间小小的书室依然封闭在那里，里面已灰尘满地，面对此况让他心下黯然，好在那株给他不少荫凉的芭蕉依然很茁壮，这令孙毓修突生感慨。

孙毓修出生于同治十年（1871），他上面有三个姐姐，家中终于有了男孩，所以母亲十分地喜爱他。母亲荣氏与当地大实业家荣宗敬、荣德生为一族，然而当孙毓修九岁时母亲去世了。当时父亲在无锡荣巷经营染房，无暇照看孩子，于是他把孙毓修送到了荣氏兰言室家塾就读，而当时父亲和表亲荣华生也在家塾兼任教师。后来孙毓修又入了村塾，塾师对他的要求颇为严格，孙毓修在《起居记》中写道：

塾师薛丙之，江阴乡人也，待予甚善。吾父恒治桑，又兼治商，常不得督课，然予所读书，悉手点而授诸师，师照本课读而已。时或得暇，即自课予。严厉不稍宽假，予见之未尝不凛凛焉。

◎《各省进呈书目》四卷，民国十五年（1926）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涵芬楼秘籍本，孙毓修跋语

◎《斜河孙氏宗谱》二十卷，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木活字印本，卷首

到孙毓修十六七岁时，他跟随父亲前往东亭，去向一位沈姓老师学习作八股文。不久孙毓修家境越发困难，当时父亲除了在荣巷开设染房，同时也兼营一些杂货，因为需要人手，孙毓修辍学帮着父亲经营，再后来父亲因为修宗谱之事前往上海商议相关事项，不幸在那里染病。光绪十五年（1889），孙毓修十九岁，为了让病重的父亲能够得到安慰，他很快娶张氏为妻，但转年父亲还是去世了，享年五十二岁。

此后的孙毓修为了生活，他在无锡做了两家的家庭教师。光绪二十一年（1895），孙毓修考入了江阴南菁书院。两年后，经过他的姐夫荣永清的介绍，孙毓修前往苏州中级学堂任教习。他在苏州期间，得以认识美国人赖昂女士，孙毓修由此接触到了西学，他觉得研究西学必须要先学会外语，于是就跟赖昂学习英语。转年孙毓修就从无锡迁居苏州，后来又到多地任职，光绪三十二年（1906），孙毓修又回到了苏州。在这个阶段，他开始翻译美国作家谦本图的《地理读本甲编》，而谦本图即卡本脱。

按照孙毓修自己的说法，那个阶段他翻译此书主要是想赚取稿费，孙毓修在《起居记》中写到了1907年初的一件事：“《地理读本》‘欧洲’上集，约五万言。此书发轫于去年春在孟里之日。去冬闭户家居，力疾从事，至十二月脱稿，寄至吕明叔处，托其消［销］售。历于广智、图书、乐群（皆上海书肆），皆不纳。”

孙毓修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地理读本》翻译完毕，而后将此稿寄给上海的朋友吕明叔，请吕找几家出版机构商量出版事宜。吕明叔分别跟广智书局、中国图书公司、乐群书局进行了商谈，但这三家都不看好此稿。后来孙毓修的朋友张云樵找到了无锡同乡沈缦云，沈缦云是上海著名的银行家，同时担任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议董，故人脉极广。张云樵知道沈缦云跟商务印书馆的老板夏瑞芳有不错的关系，于是通过沈把《地理读本叙言》交给了夏瑞芳，夏又把此稿拿给了公司总经理张元济，张看完《叙言》后，转天就给沈缦云写了封信：缦云仁兄大人阁下：

敬启者，昨由敝馆总理夏瑞翁交来孙君毓修《地理读本叙言》十叶，云系阁下介绍，愿来馆襄办编译事宜。当与同人展读一过，至为钦佩。孙君现居何处？年岁几何？曾在何处学堂肄习英国文字？抑曾留学外洋？敝处极愿延聘。每月约需修脯几何？能否来沪每日到敝所办事？统祈示知，以便酌定，再行奉复。孙君如在沪上，并祈开示住址为荷。再敝所预备膳宿，不过商业性质，多所简略，合并奉闻。肃此。祗请台安。愚弟张元济顿首　二月初七日

张元济虽然仅看了《地理读本》的叙言，但他很看好这个译稿，为此想请孙毓修入商务印书馆工作，并且在信中一一问到了孙毓修的状况，以及孙希望的薪酬数量。而孙毓修本人并未想到他的书稿能换来工作，于是此后不久，他就到商务印书馆正式任职了。

◎走入老街区

孙毓修先是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在这里继续翻译《地理读本》，后来又编纂《学生丛书》，为此他举家迁往上海。后来他又负责《童话丛书》《少年杂志》等刊物的编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孙毓修兼任商务印书馆图书室管理员，后来此图书室更名为涵芬楼。因此，孙毓修可称得上是涵芬楼的第一任馆长。他在《戊己丛稿·买书记》中写道：“岁在戊申，上海商务印书馆购得绍兴徐氏、太仓顾氏、长洲蒋氏之书，设图书馆于其编译所，即世所称涵芬楼者也。征毓修为之典签。”

关于孙毓修在涵芬楼的工作状况以及对他后来治学方向的影响，乐怡在其博士论文《孙毓修版本目录学著述研究》中简述道：“孙氏在涵芬楼的主要工作，为图书室藏书的日常借还管理、复本书的查核及普通复本的售卖、购买古籍时的查重及版本调查、出外访书、已藏古籍的分类整理及目录编制、破损书的修复、访书者的接待等。随着涵芬楼藏书规模扩大，声名远播，荐书、访书者络绎不绝，孙氏的工作量日渐增加，因其终日与古书为伴，对目录版本的兴趣亦日益滋长，而在版本鉴定经验方面亦渐有积累。”

◎门楼完好

从1915年开始，张元济决定筹印大部头的《四部举要》，此书后改名为《四部丛刊》，后来商务印书馆又影印出版了《涵芬楼秘笈》《续古逸丛书》等，孙毓修都参与了这些书的选目及征集底本的工作，而在工作初期，他还兼着其他的杂务。可能是因为张元济觉得孙毓修忙不过来，于是就给他派了一位助手，这位助手就是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茅盾。

民国五年（1916），茅盾被派到孙毓修身边，帮着他合译英文书，对于当时的状况，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写道：

孙毓修年约五十多，是个瘦长个子，有点名士派头。他是前清末年就在商务编译所任职，是个高级编译。他似乎又有点自卑感；后来我才知道这自卑感来自他的英文程度实在不算高。他不问我对翻译感兴趣否，也不谈合译什么，却自我介绍道：“我是版本目录学家，专门为涵芬楼(编译所的图书馆)鉴别版本真伪，收购真正善本。有暇，也译点书。有一部书，我译了三四章，懒得再译了，梦旦先生说的合译，就指这个。”我说：“是什么书？莎土比亚的戏曲？还是……”孙毓修插口道：“不是，你看。”他从书桌上杂乱的木版书中找出一本英文书，我一看是卡本脱(他译音为谦本图)的《人如何得衣》。……以后译完一章，就交给孙。他也不看，忙于做他自己的版本目录之学。他的书桌是一般编译者用的两个抽屉的中国式书桌，和我用的一样，但在背后有一只长条形无抽屉的木桌，专供他堆放“参考书”之用。

《四部丛刊》乃是商务印书馆影印历史典籍中最重要、也是部头最大的一部书，为此，张元济费了很多的心力，而其主要助手就是孙毓修。为了编纂这部大书，首先要选择最佳的底本，当时的底本一部分出自涵芬楼旧藏，另一部分则是向全国著名藏书家去征集，以数量论，常熟的铁琴铜剑楼贡献最大。这项工作的进行当然先要从选择收录范围做起，在这方面孙毓修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他曾向张元济建议在集部内增添道士、闺秀、外域三个小类，孙毓修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写道：

◎终于走到了孙巷

僧家诗所收独多，而道士、闺秀、外域三者阙如，终觉不称。拟添数种如下：

《杜光适集》（蜀道士，此集相传皆抄本，意《道藏》必收。今《石门文字禅》等书皆用《释藏》本，再采《道藏》一二种，亦无不可）。

《鱼玄机集》（宋本，在丁梅轩处，连跋有数十叶，可成一本）。

《回文诗》（馆有抄本）。

《桂苑笔耕集》（唐时高丽人。毓修有高丽旧刻本，比收藏家所得高丽活字本为古）。(www.xing528.com)

目录定妥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确定用哪个底本，以及底本现藏何处，而最佳底本是否有缺页，这些工作基本是由孙毓修来具体操作。与具体藏书家的联络，由张元济先作沟通，再请孙毓修具体操办。乐怡的论文中录有张元济写给嘉业堂主人刘承幹的信：“翰怡仁兄世大人阁下：昨承枉存，晤谈为快。委购旧籍，尚未奉到。清单于明日傍晚送到敝寓，亦尚不迟。欲得何时版本，并乞开示，俾有遵循，是为至幸。敝公司拟印行《四部举要》，目录尚未印出，将来当托敝友孙君星如赍呈鉴定，务乞不吝指教，无任感荷。邺架如有善本（不必宋元古本也）可以借我影照者，并恳批示。专此预陈，即颂箸祺。”

而张元济在跟刘承幹商量借底本的同时，又去信孙毓修：“示悉。《四部举要》书目印成后，乞惠寄数分寄京，并注某书已有，某书须借，何处可借，以便遵办。又刘翰怡处已致函告之，将来即托我兄面致，并商一切。匆匆，恕不走别。即颂星如先生台安。弟张元济顿首六年九月二十日。”

相比较而言，跟私人商量借底本相对较容易，而使用公家的底本，在那个时代同样颇费周折。当时南京的江南图书馆藏有大量典籍，其中的善本主体乃是得自八千卷楼，孙毓修曾三次前往该馆进行商议借底本之事。孙毓修后来写了篇《江南阅书记》，他在此记中写道：“（四月）十八日午前至省公署，携馆中带来之张仲任及本馆致省长之信，又借书清单、《四部丛刊目录》交号房投去，号房言省长病已五天，不见客。予强之传达，彼竟不肯，但云‘明日且来，再看光景’，只得废然而返。”

看来，那时要使用江南图书馆的底本，必须要经过省长的同意，但门卫告诉他，省长因病不见客。孙毓修很无奈，只能继续等候，在等候的过程中，他就先到图书馆翻书，而他在南京的几十天内，竟然将江南图书馆的善本几乎看了一过，仅在《江南阅书记》中他就记录下了二百五十多种有价值的善本信息。后来，他又多次前往铁琴铜剑楼看书，等书选好后，再与藏家商议如何拍照。等全部做完后，孙毓修还要给每一部书写一篇题记，对于这种题记的写法，乐怡在论文中称：“《丛刊》影印，模仿《四库全书》的做法，每书都撰有解题。孙氏所撰解题，主要介绍该书著者，其次版本行款，避讳，以及有无校记等情况，篇末以小字记录藏印等，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不同的是，《丛刊》的书录，对于该书的内容介绍以及评价等，几乎全不涉及，其体制更类于书志。”

对于孙毓修在影印《四部丛刊》等大书中所做出的贡献，乐怡将其总结为六个方面：“选目初稿的拟定，已印、未印、拟印、拟购书目的分类与统计；影印底本的选择审定，缺卷配补；用纸、版式等印刷事宜；与提供影印底本的公私藏家互相联络，商借古书及讨论版本等；受商务印书馆委托，赴各地阅书；对影印底本进行校订，整理或撰写校勘记；撰写解题等。”

孙毓修在文献学上的贡献不仅是帮助张元济完成《四部丛刊》以及他为此书所写的题记，更为重要者，他还写了一部《中国雕板源流考》。对于此书的价值，柳和城在《孙毓修评传》中给出的评价是“中国第一部版刻学史专著”。为什么将专讲雕版的书称为版刻学史专著呢？柳和城在文中解释道：“从书名看似乎考的是雕版，其实却是全面阐述中国古代印刷术的专史。商务初版本版权页刊有英文书名The　History　of　Chinese Printing（《中国印刷史》），倒是切合书的主题的。”

关于本书所谈内容，孙毓修在《中国雕板印书源流考序》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由今溯古，则有六端，其涉于雕版者一曰时：红岩开摩崖之风，鸿都为墨简之祖，知我先民，固从刻石之方，因省雕木之理。隋经唐典，虽作过眼之烟云；石室海岛，犹见当年之行款。故首述石版，而木版次之。二曰地：五季以还，释文继雕于开宝，《易》《书》重梓于祥符。于是监、蜀、京、杭而下，盛说麻沙；兴于建余之间，更推家塾。实斯文之先导，吾道之功臣。故述官监诸刻，而家塾、坊贾亦所不遗。三曰式：活字创于毕昇，而桂坡、兰雪绍其芳；巾厢源于衡阳，而行密字展极其巧。万历之世，乌程闵氏始有套版。此又印海之附庸，手民之外篇。故述活字、套版诸法，而终以巾厢、袖珍诸本。四曰价：古者物勒工名，碑记醵资。宋元旧本，有记工料纸张者，如李清孙之《易言》，王黄州之文集，虽类甲乙之簿，足征食货之经，故述工价；剞劂既竣，则及橅印。系于此者，又有二事。一曰纸墨：先唐传写，竞尚黄纸；北宋印拓，专用白麻。南渡以还，其类愈多。墨则宣城之李，云衢之蔡，并著盛名。两者相资，乃得字润版新，珍重书库也。二曰装潢：竹帛既湮，卷册乃起。于是包角、线订，插架可观。蝴蝶、旋风，新装弥盛。款式则今古不同，华朴而南北异趣。综是六类，为之遐稽收藏之志，亲访珍秘之家，益以史书之文、杂家之记，条分缕析，述而不作。非敢炫博，盖将以扬国辉而觇进步，其诸大雅所乐闻者欤。

孙毓修把印刷术的起源从碑石谈起，他认为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也属于雕版，将此命名为石版，之后他谈到了木版，木版的刊刻他从蜀刻的《开宝藏》讲起，之后又谈到了麻沙建阳本，而后又谈到了活字本、套印本。他在序中也谈到了古书的用纸，在用纸问题上谈到了唐以前主要是用笔写在黄纸上，而这句话也可证柳和城所言，孙毓修的这本专著虽然题目谈的是雕版源流，但实际上也讲到了雕版之前的写本时代。

◎孙毓修故居（右）前两门并立

孙毓修在此序中除了谈雕版，同时也讲到了古书的装帧，这同样可证孙毓修的这部书乃是对中国书史的系统梳理，而不单单谈的是雕版。故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自序》中说道：“我国最早发明印刷术，照理应有不少著作来记载歌颂，但过去就缺乏这方面的专史。近代孙毓修《中国雕板源流考》过于简略，叶德辉《书林清话》只是资料汇编。待美国卡特教授《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出版，始有系统的专书。”

虽然张秀民认为孙毓修的这部专著过于简略，但柳和城认为：“这一分析既肯定了孙著的首创之功，又指出了该书的不足。”孙毓修在目录版本学上的专著还有一部《书目考》，孙在该书的序言中称：

毓修内寡偫蓄，外好搜罗，不能多致典坟，每思览其名簿。虽未克穷究流略，窥其秘奥，而某家某录，确悉其名；若见若闻，常恨其少。悲往籍之日丧，惧来者之无征，遂总括存逸，撰为斯集，起自前代，迄于今兹。挹其风流体制，疏其遗文逸事，次其时代，别其类目；得书六百余种，计卷三千有奇，离为十卷，约文绪义，具见本书。牴牾不免，疏漏实多。拟《文选》之名，聊供排比；俪《经义》之考，所未敢言。

从此序中可知，他的这部专著乃是参考了朱彝尊《经义考》的体例，内容则是对古代书目进行了梳理，同样是一部重要的目录版本学专著。可惜这部书未曾出版，至今仍然以稿本的形式藏在上海图书馆。

以上所言均为孙毓修在版本目录学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关于他个人的藏书，孙毓修在《买书记》中谈到了他的祖父就有藏书之好：“毓修生于无锡之西乡，世以农贾为业，家无藏书。先王父喜拾字纸，偶得残书，不忍弃去，辄补缀之，弆于家塾。此寒家积书之权舆也。”

孙毓修的祖上虽然是以农商为业，但他的爷爷却对书特别偏爱，即便是偶然得到的残本，也会将残书整修好藏在家塾内，由此就成了孙家藏书的起点。孙毓修的父亲孙櫆虽然也经商，但他依然陆续地买书，孙櫆著有《禹贡汇解》两册稿本。宣统元年（1909），孙毓修的叔父将孙櫆的藏书寄给了上海的孙毓修，孙毓修收到此书后看到：“丹黄淋漓，手泽如新。其中如殿本《五经》《朱子年谱》《理学宗传》诸书，皆先府君置之座右，朝夕讽诵，小子耳熟能详者也。谨付工重装，为小绿天藏书之冠。”

孙毓修自己开始买书的时间是光绪十七年（1891）：“其秋偶于败簏中，得《四库简明目录》，乃知古今群籍之名，顾不知是等书籍何处可买。无何，获见金陵、江苏书局目录，所欲之书多在焉，倾半年馆谷，购致《文选》《两汉书》《楚辞》《曹子建集》。”

后来他进入了商务印书馆，在那里学到了更多的版本目录学知识，于是只要略有积蓄就会努力地购藏。这个阶段他买到了不少的善本，其中最难得者，当然是安国小绿天旧藏。除此之外，孙毓修还买到了整批常熟藏书家顾湘之孙顾葆龢小石山房的旧藏，而后又买到一批缪荃孙艺风堂的旧藏。由此可见，孙毓修小绿天藏书质量颇高。

小绿天藏书的散出，其实早在他住在苏州时就已经开始，那时的他经济比较困难，他在《买书记》中写道：“丙午（1906）八月自北京归，困甚，斥卖笨重之书数部与观前某坊，虽亡妻阻之，亦不顾也。”

后来，他又将自己珍藏的安国活字本《重校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卖给了涵芬楼，但这个过程中，孙毓修有卖有买。

1923年1月22日，孙毓修因病去世于上海，终年五十二岁。此后小绿天的藏书归其继室顾希昭和儿子孙贵定，1936年他的藏书逐渐售出，1949年左右，孙贵定也去世了，小绿天的旧藏于是整批散了出来。黄裳在《几种版画书》中写到了这件事：“一九五〇年，上海旧书市场曾经热闹了一阵子。修文堂主人孙实君伙同古董商孙伯渊买到了无锡孙氏小绿天的藏书，就陈列在孙家，整整摆满了楼下的三间客厅。”

十几年前孙家后人又散出了一批孙毓修的藏书，而我有幸买得了一部分，其中有几部孙毓修的稿本，更为难得者则是这批书中有一部《孙氏宗谱》，此谱前有孙毓修墨笔所书长题，讲述了该谱的价值所在，由这部家谱可考证孙氏家族细节，这也正是我跟小绿天藏书的一点因缘。

也许正因为有着这样的因缘在，我一直想找到孙毓修在无锡的故居。孙毓修出生在无锡孙巷，关于孙巷的情况，孙毓修在《张浣芬女士兴学记》中写道：

出无锡西门，在浓桑茂树之万绿丛中，行六七里，则吾故乡矣。孙、张、荣三姓，聚族居此，已三百年于兹。南临梁溪，风帆出没；北依惠麓，云树苍茫。西有蠡湖之胜，东则溪水潆回，远接蓉湖。山川文秀，风俗清嘉，居人擅蚕桑、菱芡、鱼虾之利。顾地狭而人稠，故就工商业于苏沪间者，几什居其七八。以是风气早开，见闻日广，不似他乡之弇陋焉。

孙巷有着如此美景，但他的旧居在哪里我却得不到任何的信息，故近两年我一直请无锡的爱书人梧桐女史查找。2018年7月，梧桐突然给我发来图片，她告诉我说，无锡的爱书人顾群涛先生终于找到了孙毓修故居。我闻言大喜，立即将其列入了我的寻访计划，当月下旬我就前往无锡，跟随当地的几位爱书人一同探看了孙毓修故居。

2018年7月27日一早，我在陶潜先生的带领下，跟梧桐女史一起寻找了丁福保纪念馆及赵翼墓，而后返回城区在一个餐馆内见到了顾群涛及当地古琴专家王伟丰。蒙顾先生美意，他请众人吃饭，就餐完毕后，他带领我等步行前往孙巷。我问顾群涛，何以能找到孙氏故居？他笑着说，正是梧桐告诉他韦力想寻找孙毓修故居，巧合的是他家就住在孙巷附近，于是他在这里慢慢查找，终于找到了目标。

孙巷位于无锡市滨湖区，这个街区面积不小，穿行在其中，眼前所见大多为破烂房屋，一副等待拆迁的模样。但这些旧房子中有不少精美的门楼，由此可窥当年也是高门大院。从附近的情形看，很多房屋都出租给了外来户，其中有几家收废品者，他们在院落中堆放着一些回收物资，可见这门生意供销两旺。

我们走过了两个街区，终于看到了孙巷的街牌，由此左转，看到了两个肩并肩排在一起的门楼，顾群涛指着右边的那个说，这就是孙毓修故居。如今故居的大门上着锁，今日阳光毒辣，我们一路走来晒得冒油，结果却是看到这种状况，不禁有些泄气，但也只好走到门前探看一番。

◎门楼雕刻精美

因为换门的原因，孙氏故居看不到门牌号，而它隔壁的那个院落则为“孙巷53号”。从外观看上去，53号院落保存得更完好，尤其那两扇大木门依然是原来的旧物，看上去比孙氏故居新换的门顺眼得多。两个院落贴得如此之近，说不定里面能够连通，我等用力推门，希望从门缝看到里面情形，可惜新门旧门同样牢固，我们的企图未果。

围着这片旧房探看一番，未曾看到保护牌及介绍名牌。我问顾群涛何以知道这是孙毓修故居，他说自己搜集民国文献，同时也搜集与无锡有关的老照片，他从一张老照片上看到过孙毓修故居的外观，于是他按图索骥对孙巷一带的老房子一一比对，终于找到了这里。其如此之用心，令我对他甚为感谢。

按照孙毓修在《小绿天记》中的描写，此院中之房有老屋三间，因为房子小，故并没有专门的书斋，后来父亲“于大门后，圈数椽作小轩”，看来这是孙家院中加盖的房屋，应该不算私搭乱盖，但这间房却“屋小如舟”。即使这么小的屋子，也因为家中人口多房子不够用而不能作为书房，这间小屋成了孙毓修祖母的卧室。祖母去世时孙毓修已十六岁，这时他才将这个小房间改成了读书室，他在《小绿天记》中描绘道：

粗知读书，念家中惟此室堪习静，乃不请于先人，躬身去扫除，处其中读《文选》，琅琅上口。父知之，亦不呵责也。顾其室，实陋甚，日影不至，当昼亦晦，雨至屋漏，床上几席尽湿。

虽然屋小还漏雨，但总算是一个独立的房间，孙毓修读书其中颇感自得，父亲也就默认了他占领此房间的行动，而这个简易的小屋也就是孙毓修的藏书室小绿天。读到这段话足令人唏嘘，爱书人的不容易跃然纸上。虽然我等到其门不能入，但还是希望院中的芭蕉无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