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变革有两大特征：一是目的在于“革新求存”或“变法图强”，不至于亡国或被强国呑并。不同于战国时期的谋求“霸业”与统一各国。二是采取自身、内部的和平变革方式，用今语来说即改良或国内改革。不同于夏、商、周三代的“革命”[11]方式，以外来的武装讨伐与暴力推翻为主要途径。主要代表是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和邓析，反映了当时礼治日衰、法治初兴的历史进程。
1.管子“修齐国政”
管仲（约前723年或前716年—前645年），后人尊称管子，是法家先驱人物。他的言行思想，被其后学辑成《管子》一书，是后期（齐国）法家的代表作。作为“春秋第一（宰）相”，他辅佐齐恒公全面改革，迅速崛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东周版图中的东方第一大国，开启了“变法改制”的先河，拉开了建立霸业、统一中华的序幕。管仲主持齐国改革，旨在“修齐国政”[12]，即除旧弊而不废礼，推新政而行国法。其事绩为先秦各家所公认，连孔子都称赞他的和平改良是“仁政”的典型表现，认为如果没有管仲的“尊王攘夷”（尊奉天子王权，共同抵御戎夷），保持了华夏文明传续，大家都会沦为披头散发、袒肩露臂的野蛮人。[13]
管仲改革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以富裕民生、增强国力为目的，全面修正旧的法度，除弊留善，推行新法[14]。表现在：一是“国野分治”，实行“四民（士、农、工、商分业）”“三国（将国都内划分为三大区）五鄙（国都外分为五大块）”的行政管辖，按职业、统属定居。二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将全国民众按军事组织统一编制，不自由迁徙，平日做工务农经商，战时为国打仗立功，推行兵民一体、全民皆兵制度。三是废除“井田制”的贵族土地所有制，分田到农户耕种（类似于今日的承包制）；农业、手工业与商业同举并重，平稳价格，统一货币发行，盐、铁官营，以及降低关税、对外开放贸易等，推行“通货积财，富国强兵”[15]的经济政策。四是主张“以礼教民”“以法治国”[16]。从而对内（周朝）调停各国争端，对外抵御夷狄侵犯，成就了齐国近四十年的“霸业”。
2.子产推行新政
郑国处于中原腹地，是西周“井田制”最先失效的地区。私田虽普遍开垦却又逃避赋税，开垦者又多依附新兴的地主与官吏，致使公室世族收益减少，势力衰弱。面对政治矛盾集中、社会冲突加剧的状况，是恢复礼制还是实施新法，成为一个不可回避、必须回应并应予解决的大问题。尽管郑国的规模与实力不能与大国相比，但对当时的时局大势，却有重要的影响力。
子产（？—前522年），郑国贵族出身，郑简公时为卿，执政二十六年，实行新政，史称春秋末期继管仲改革后的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变革。有意思的是，子产改革，触动贵族利益，后果是先怨骂后称赞；严格税赋征收，实施宽猛相济，虽强化了对民众的管制，却获得了广泛认可。他品格之高尚，意志之坚定，为政之廉洁，均成为后世之楷模。子产死后，家无余财，其子只能用竹筐背土葬父，臣、民纷纷捐献金银珠玉，其子遵父遗训，不肯接受。众人遂将珠玉抛至其封邑河水（即今郑州金水河）之中，阳光一照，金光鳞鳞。郑人悲伤，三个月不作舞乐。[17]孔子称其为“仁人”，“古之遗爱”。司马迁赞扬说，“子产者，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18]。(www.xing528.com)
子产的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他不信天，不信神[19]，一手抓“经济”，即整顿、修正土地制度与赋税制度，一手抓“法制”，即公布成法令与实行“宽猛并用”的政策；并广开言路，择善而行，选贤任能，禁贪倡廉。执政三年，“郑国以治”[20]，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具体表现在：一是“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即整修“井田”灌溉系统，稳定公室贵族，同时颁布新制，以五家为单位登记造册，承认已占“私田”的合法性，并按财产与田亩的数量征收税赋。民众开始不理解，后来编歌称颂。[21]二是“作丘赋”，以丘（包括16井、128家）为单位征收军赋，每丘每年应出一匹马、三头牛。三是鼓励“乡校”议政，以广开言路。所谓“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22]。四是“铸刑鼎”，即公布成文法。自夏以来，虽有礼、刑的设置，但均系不成文的规定，或虽成文但秘而不宣，以求“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前536年，子产将郑国的刑书文本铸刻在大鼎之，矗于都城的广场之中，从而打破了刑律的神秘性，使国人遍知法律的内容。在中国历史上，这是首次将成文法公之于众（第二次是23年后晋国范宣子的“铸刑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3.邓析批“礼”重“法”
邓析（前545年—前501年），与子产同时且同事，亦为郑国大夫，是先秦名家，即“名辩之学”的奠基人，思想家。他开辟了法家重视概念的辨析与运用之路，被称为“刑名之学”。邓析又将其名学才智用于礼与法的辨析方面，著书立说并将其写在竹简之上的“刑书”（对“刑鼎”的解释与修正）公之于众并得到认可，所以学界将他列为法家的先驱人物。他对先秦“变法改制”的突出贡献，一是继子产、范宣子“铸刑书”之后，第三次公布了成文法，即将具有新“法”意义的“刑书”广泛传播。二是不同于管子和子产对旧礼的保留，最早否定礼义制度及其原则，主张君主治国应以“法”立威，循名责实。三是聚众讲学，传授法律和诉讼方法，被后人誉为中国最早的大律师与法律教育家。
作为思想敏锐、口才超人、知识渊博的郑国大夫，邓析不仅在民间拥有崇高的威望，在朝廷百官中也以足智多谋著称，有难题皆找他请教。据《列子》所载，子产执政期间，深感国事易理，家事难缠。他的两个宗室兄弟，兄名公孙朝，弟叫公孙穆。“朝好酒，穆好色”，一个终日酗酒，不闻天下事；一个沉缅女色，昼夜淫乐。子产很头疼，于是私下向邓析求教，说我“为国则治，治家则乱”，难道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吗？邓析回答说，我早就知情，但不能先说。你可用传统的办法，对他们晓以礼义之重和性命之忧。子产这样做了，二兄弟回答道，死很容易而活着很难，以法令治国虽有效但不合人心，用礼义治国没有实效，为礼义的虚名而活还不如死掉。我们故意这样做，是为了提醒你。子产还是不明其意，又问邓析，邓析这次明确回答，“子与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谓子智者乎？郑国之治偶尔，非子之功也”。即你与这些真人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还不知道，怎么能算上智者呢！旧的礼制必须更新，用礼义使郑国得到治理只是偶然的结果现象，其实在于民众好真人在，并非你的功劳。[23]将人们眼中的酒鬼或流氓说成“真人”，一方面显示出他的辩才，另一方面也招致了“不是礼义”的骂名。
邓析认为，只有“事断于法”，才是“治国之道”：“故有道之国，法立则私议不行，君立而贤者不尊。民一於君，事断於法。此国之大道也。明君之督大臣，缘身而责名，缘名而责形，缘形而责实。”[24]确立法的权威和以法循名责实，是君主的职责，而臣下只能奉法行令，依法办事，不得违背。他施展其卓越的辩才，将乱世说成礼义的结果，视盗贼为圣贤王道的必然[25]。因此荀子批评他“不法先王，不是礼义”[26]。同时利用其非凡的法律能力与技巧，推出新编“刑书”与子产的刑书相并行。并以此为教材聚众讲解，学法用法，培训时还要报酬，案情复杂的大案收一件长衫，一般案件收一件短裤。同样的案情，不同的视角与依据，尤其是礼与法的判断标准不同，常常将“礼”以为对的说成错，“礼”以为错的说成对。《吕氏春秋》说因此“郑国大乱，民口喧哗”，邓析因此被杀。他死之后，“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27]而据《左传·定公九年》的记载：“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邓析编写的刑书在他死后并未取缔，仍然通行。从管仲、子产到邓析的人身境遇看，同为“变法改制”，只因对礼义的态度不同，竟然会导致杀身之祸！可见当时守旧势力之厚，改革阻力之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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