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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科姆·克拉克:奥斯卡获奖者解析好故事

时间:2023-08-0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作为一位“剧本医生”,您认为什么样的故事才算是好故事?为电影提供好的故事是我的工作范畴,我认为任何能够使观众被主人公情感所感染的故事都是好故事。纪录片制作与剧情类影片相比确实要更难以制作。事情并不总是这样,但我有些小小的特权。我的另一部作品,两年前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短片奖。您认为什么样的人物是理想的拍摄对象?纪录片和剧情电影在某些方面是一样的。

马尔科姆·克拉克:奥斯卡获奖者解析好故事

被访人物简介:

马尔科姆·克拉克(Malcolm Clarke)是英国著名纪录片剧情片导演,在全世界80多个国家拍摄制作过影片,作品几乎获得各个国际电影节大奖,包括4次奥斯卡提名、2座奥斯卡奖、艾美奖、美国导演工会奖、美国作家工会奖、加拿大导演工会奖等。获奖作品包括《六号房的女人:音乐拯救了我的生命》(2013年),《天堂之囚》(2002年),《你不必去死》(1989年),《藏匿的战士》(1985年)等。

对话人简介:

董浩珉:导演、制片人,中央新影集团董浩珉工作室创作总监,伦敦艺术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从2002年开始服务于中央电视台,获得包括金熊猫人文类大奖、中国龙奖金奖在内的十余个纪录片奖项。2015年、2016年“金熊猫”国际纪录片节评委,是大型纪录片《瓷路》执行总导演,《稻米之路》《景德镇》总导演。

【董浩珉】今天让我们聊聊关于故事的事。作为一位“剧本医生”,您认为什么样的故事才算是好故事?

【马尔科姆·克拉克】为电影提供好的故事是我的工作范畴,我认为任何能够使观众被主人公情感所感染的故事都是好故事。在面对故事这件事情上,我跟中国的电影人或许有些不同之处。对我而言,影片中的人物是否有趣、是否能够在我的镜头前敞开心扉是最重要的选择标准。因此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寻找好的、有趣的人物,而不是寻找一个宽泛的主题。一旦你找到好的人物,通常你便能够拍摄出强有力的作品。

【董浩珉】人们都喜欢看剧情类影视作品,因为这些故事都是根据观众的观影习惯编织出来的,能最大限度满足我们对故事悬念和戏剧性的要求。然而纪录片却不行,我们要面对一些无法改变、而且需要真实记录的故事。仅仅从故事吸引力角度讨论,您觉得纪录片故事的精彩程度是否一定不如剧情片?

【马尔科姆·克拉克】纪录片制作与剧情类影片相比确实要更难以制作。在剧情电影中有演员,有剧本,或者说导演已经有了故事的路线图。演员都是有报酬的,依据故事要求完成表演是他们的工作,剧组里所有的工种都是朝一个方向努力。而在纪录片中,你合作的对象是真实的人物。真实人物和演员完全不同,他们会紧张、焦虑、不信任,甚至不愿意向陌生人敞开心扉。有时我拍摄的对象仅仅才认识几个小时,没有足够的时间获得他们的信任,很难得到他们的真实反应。但如果你有能力让人们信任你,我相信每个人都愿意讲述他们的故事。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很重要,都认为自己的生活是有趣的,他们都坚信自己的故事是重要的。如果你给某人一个机会来述说自己的故事,同时你尊重他们,尊重他们所说的内容,通常而言,这种故事会在影片中非常精彩。

【董浩珉】您说一定要找到好的人物、好的故事,但您又提到每个人身上都有精彩的故事可挖掘。我们能否在任何人身上都找到合适的故事?举个例子,如果我给您一个项目,您会怎么去找故事?

【马尔科姆·克拉克】这就有趣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曾经被派过任务。那是一部BBC的节目,他们让我去拍摄一个小乡村,拍摄这个小村的故事。村里人都是普通人,生活很平淡,他们的人生没有大起大落。他们是农民、商店老板、警察,他们如此普通,以至于在他们身上寻找有趣故事便成为挑战。我是怎么做的呢?在拍摄前,我花了6个月住在这个村子里和他们交朋友,让每个人都信任我。几个月后我竟然发现——举个例子,商店老板的妻子和警察有婚外情;村子里一个女孩谈恋爱了,而她想跟男友私奔。你看,我发现了大量这样的细节。貌似大家的生活都平淡无奇,但每个人的生活又都具有戏剧性。你得自己去寻找并发现这些戏剧性,然后才能拍摄出有趣的影片。最后,这部关于一个普通村庄的纪录片获得了极大成功。因为影片告诉我们,在平淡无奇的表面之下充满了普通人的冒险,只是一般人不知道而已。其中有一个农民,他是个同性恋但没有人知道,他也羞于承认;要知道在25年前,在这样一个小村庄里,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可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每个人都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挑战,都有戏剧化的故事。还有一个人赌博成瘾,钱输光了,他的妻子要离他而去。最后,当你把一个个故事如珠子那样串联起来,就会成为一串非常美丽的项链,便会得到一部非常有趣的影片。所以我相信,总有办法拍摄出有趣的影片。但前提,你是一个诚实可信的人,你还得有一双能够观察的眼睛和深入挖掘故事的能力。

【董浩珉】深入挖掘人物和故事,那就一定得花很多时间和很多钱。预算总是能支持你这么做吗?

【马尔科姆·克拉克】事情并不总是这样,但我有些小小的特权。人们雇我拍片的时候就知道,我的项目得花些时间,预算也要高一些,因为他们知道我的影片会展现很多细节,而这些细节需要消耗预算。比如在我的纪录片《善良天使》中,预算能支持一年的拍摄周期,但这个项目从开始到结束整整花了三年,出乎所有人意料。第一年结束时,投资人看了我拍摄的素材印象深刻。然后我说还需要时间,如果时间足够我会拍出一部很棒的作品。幸运的是他们非常信任我,也相信我深入故事的能力,于是便继续支持我的拍摄。不过也有例外,有时候就得速战速决。我的另一部作品,两年前曾获得奥斯卡最佳短片奖。你知道吗,那部作品我们仅仅花了5天就全部拍摄结束。你能相信吗,从开始到结束只有5天。不过这是一个很小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切入点非常小,因此可以这么做。我现在做的《善良天使》是个大项目,就像我跟其他人提到的,如果你要在21世纪拍摄一部关于中国的影片,就等同于拍摄一部关于全世界的影片,因为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因此你得有足够预算的支撑,来叙述这一个大故事。

【董浩珉】非常好,让我们继续深入讨论人物的问题。您认为什么样的人物是理想的拍摄对象?

【马尔科姆·克拉克】纪录片和剧情电影在某些方面是一样的。如果你想拍摄一部好的剧情电影,你得挑选优秀的演员。比如你需要一个愤怒的老人,就要找到符合这个年龄又有情绪展现能力的优秀演员。如果你需要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也许可以找安吉丽娜·茱莉。在纪录片中,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情况变了。你不再需要演员扮演,而是去寻找真实的人物,具有特殊品质的真实人物。他们有魅力、吸引人、能说会道。他们的行为能让你欢笑或生气,甚至让你哭泣。不过我可以说在中国比较难,因为西方人更习惯向人敞开心扉。不信你可以做个试验,让你团队的一个人坐下来谈谈他的私生活,他会非常羞涩,不会那么容易敞开心扉。于是,要在中国拍摄真情流露的纪录片会更难,因为敞开心扉,让人知道自己的想法不符合中国人的性格和气质,因为这样会令人难为情。因此,在中国拍摄遇到的困难会比我在其他国家遇到的更多。

【董浩珉】在中国面对这样的困难时,您会怎么做?

【马尔科姆·克拉克】我自有法宝。我的制片人韩轶很善于与人沟通。不仅如此,她还经常担任翻译。在拍摄之前,我们通常要花很长时间与拍摄对象相处。因为一旦进入拍摄,你知道,很多人就会僵硬和不自在。但如果他们信任你、了解你,而你又提前向他们做了解释,告诉他们即将聊些什么、问些什么,比如我们会说“聊聊关于你去世父亲的事情,这会很痛苦,但我们需要聊聊这个话题”。同时,我们还会给对方足够的时间考虑自己想说什么,他们可以就某个主题做些准备。这绝不是让他们提前准备答案,因为我们只是划定范围,我们不会提前提出具体问题,这样拍摄起来才会真实并有新鲜感。逐渐地,人们就会信任你并敞开心扉,因为人们是有谈论自我的欲望的,我们每个个体都是非常有趣的。在纪录片工作中,互相取信是最重要的。

【董浩珉】您会在策划之前做预设吗?比如做一部纪录片,在拍摄前会有一个预设,这部片子需要三个故事,一个是关于一个老人的,一个是关于一个漂亮女人的,一个是关于一个孩子的。然后到现实中去寻找对应故事。您觉得这样的方式可行吗?

【马尔科姆·克拉克】我觉得这是个有趣的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导演的能力就在于他能变通。如果你在寻找一个小女孩的故事时,要到一个山村小学寻找一个三年级的孩子,可是你却找不到一个有意思的小孩。然而,这时你却发现老师很有趣,你完全可以把重点放到老师身上,你可以从他的视角来看孩子的故事。纪录片是实用至上的,需要有弹性,不能局限于既定的思维。我知道在中国,拍摄纪录片有一种方式,就是先写剧本然后去拍摄。对于我来说,那真是不理智的。当我有一个拍摄想法的时候,我会先写一个小小的方案,我绝不先写剧本。因为如果预先写好剧本,当影片摄制完成后,如果你关掉画面听声音就能明白故事原委,这种解说词先行的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电视电影是视觉媒体,不是文字媒体,我们不是小说家。莎士比亚有句名言:百闻不如一见(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我们要用画面来引导故事表达,而文字在必需的时候才会出现。如果你制作一部由画面讲述故事的纪录片,文字应该只是它的标点符号。我不喜欢以解说词推动的纪录片,人们应该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

【董浩珉】你的新作《飞虎之心》与之前关于飞虎队的作品有什么不同?

【马尔科姆·克拉克】很多人在拍摄新作品时,会看看前人都做了些什么,而我正好相反,我最不愿意做的就是看别人做了什么,我想保持自己的新鲜感。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其他人拍摄的飞虎队是怎样的。我的作品,严格意义说并非关于飞虎队,它讲述的是一个飞虎队队员的故事。当年他被日本人击落,幸运的是被中国农民拯救了。这些农民住在深山里,完全不识字,但却能穿越数百公里日本人的控制区,将他送到安全地带。这个飞虎队员是个英雄,因为那个时候美国还没有对日宣战,但他却加入飞虎队为中国而战。而那些中国农民也同样是英雄,因为一旦被日本人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日本人完全会血洗整个村子,但他们还是这样做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难以置信的勇敢。所以这部片子是以两个英雄的故事为主线。当我见到这个飞虎队员时,他已经很老了,有很严重的心脏病。他决定在去世之前故地重游,去感谢那里的人。然而帮助过他的人大部分都过世了,但他依然想去感谢救命恩人的儿女们。当他在中国完成这个心愿回到洛杉矶不久,这个飞虎队员也过世了。这是一个有着很强线索的故事,这个故事跟飞虎队关系不大,讲的是英雄主义和心债,是一个非常感人的主题。(www.xing528.com)

【董浩珉】这部作品是为网络平台拍摄的吗?

【马尔科姆·克拉克】虽然它获了一个网络的最佳奖,但我并不认为只是为网络拍摄。这部片子本来是提供给电视播出的,最终机缘巧合我们把它卖给了网飞公司。不过这片子很受欢迎,它很感人,很少有纪录片让你如此感动。一般剧情类电影会给我们以强烈的感情冲击,而纪录片相对较难。而这部片子却不同,你在片中看到的情感完全是真实的,不是编剧写出来的,不是表演的,是真实故事。当你与真实的情感相撞击时,这种冲击力将非常震撼。

【董浩珉】您认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内容在制作上会有不同吗?

【马尔科姆·克拉克】没什么不同,好故事就是好故事,不管你是在优酷、网飞上播,还是ABC、BBC这样的电视台播出,好故事以及好的叙事还是很重要的。唯一的区别或许是时间,网络上的内容相对更短一些,一个小时长度的节目就很罕见,网络用户的专注时间更短,这也许就是不同之处吧。但不管节目内容在什么平台播出,它还是会影响到你,它会让你笑、让你哭、让你思考。从我的角度来说,作为一个导演,工作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把最真实、最诚实的生活从被拍摄主体里挤压出来,呈现在屏幕上。

【董浩珉】有人说,不同平台的内容有不同的结构,比如线性叙事或是非线性叙事,您觉得这样说有道理吗?

【马尔科姆·克拉克】其实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技巧,没有一个人的技巧是完美的。我这样做可以,其他导演那样做也不错。线性叙事还是非线性叙事、解说词为主还是无解说词。其实对某个故事而言,一定要有最适合它的技巧来展现,这就是最合适的技术。你的工作就是要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并感动他们,最终他们也会记住你的作品。很多电影大师拍摄的方式都很不一样,但我们至今仍在谈论他们,因为他们的作品让我们感动,这才是重点。

【董浩珉】您提到观众,网络观众与传统媒体的观众,在特征上有何不同?

【马尔科姆·克拉克】网络的注意力比较分散,关注的时间更短。如果你是在影院看电影,你不可能换到其他频道;在多影厅的电影院,如果你不喜欢看一部片子,你可以走出来换一个影厅。但如果你是在iPad或是iPhone上看电影,你只用点击几下就可以更换节目。要想让年轻人长时间专注于一个主题,长时间跟随这个故事进展要难得多,他们想要的是即刻的满足。我想我可能是老了,有点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董浩珉】您是否能跟上这个时代?我看到的正好相反,您的节目在网络上依然还是受欢迎的。

【马尔科姆·克拉克】是的我很幸运,人们还在雇我拍片,应该是我还有自己的特点吧。有时我拍的片子很长。比如现在正做的这部片子就是2小时长的纪录片,这可是件很重的任务。我的《飞虎之心》成片是38分钟,获得奥斯卡最佳短片奖的《六号房间的女人:音乐拯救了我的生命》甚至更短。我认为根据项目不同,每个故事都有它的最佳片长。但不幸的是,很多项目的片长并不适合项目本身。如《六号房间的女人:音乐拯救了我的生命》,很多人说该把它做成1小时的片子,这样它就更好卖了。但有个问题,如果把它做成1小时的片子实在是浪费了这个故事,它现在的片长恰到好处。有的时候,你要有强硬的姿态勇于说不。我不想做太长的片子,我只想做完美的片子。

【董浩珉】你说完美,何为完美?

【马尔科姆·克拉克】我说的完美,是指它达到的最好状态,是指拍一部片子,完全达到了拍摄它的最初目的。

【董浩珉】我还想跟您讨论纪录片的商业问题,这是有利可图的生意吗?

【马尔科姆·克拉克】我要说以拍摄纪录片为生的人,要么是有几分英雄主义要么就是太疯狂了。因为纪录片很难盈利,很难找到大量的观众群体。在西方,如果纪录片能吸引观众,那就能挣钱,因为纪录片的成本并不算高。无论你是投资30万美元还是3000万美元,在电影院里票价都是一样的。我自己还是希望看到更多人、更多年轻人进入到纪录片领域。由于今天视频制作门槛降低,制作纪录片的花费变得非常便宜。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摄像机很贵、胶片很贵、录音室也很贵。但现在,如果你很有激情,你完全可以使用iPhone拍摄纪录片,手机就是你的工作室。你可以在上面做调研、写脚本、拍摄、剪辑,这就是所谓的拍摄过程“民主化”,当然这也意味会有大量糟糕的片子涌现出来。不过制作片子人多了,出现好片子的几率就会大幅度上升。有更多的人能够尝试去做片子,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我希望看到更多样的片子,听到更多不同的声音。

【董浩珉】除了纪录片,您也拍了很多剧情片。一个真实一个虚构,导演跨界在这两种不同类型上,这两种创作思维会相互制约还是相互促进?

【马尔科姆·克拉克】是的,我两者都做。我喜欢在这两种类型中切换。明年我要拍摄一部剧情长片,同时我还要拍摄两部纪录片。我喜欢忙一点。我也很幸运,人们还愿意为我提供工作。拍摄纪录片对我拍摄剧情片有很大帮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拍摄纪录片需要去到不同的地方,与各种各样的人物交谈,我知道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知道真实的人会怎么做。这就是作为纪录片导演的福利。于是当我导演剧情片时,便能给演员更好的指导,因此我能告诉演员怎么做才能表演得更真实,这完全得益于我在纪录片工作中的训练。因此,纪录片与剧情片这两种类型对我而言,相互之间是有促进作用的,因此我喜欢在这二者之间进行工作切换。一般在后期剪辑时,我就会准备下一部片子。这个时候我会一心二用,但在拍摄时我就非常专注,不会有半点儿分心。

【董浩珉】您反复说,人物是最主要的元素,深入理解人物是你影片成功的重要前提,这种创作观念会反过来影响你的工作流程和方式吗?

【马尔科姆·克拉克】我明白在任何一部影片中,最重要的不是美丽的风景,不是美食。这些东西很美或者很美味,但就是没有情感,人物才是故事的引擎。我不习惯大团队工作,不习惯跟一大堆人合作。这没什么好与不好的,只是我的工作方式而已。因为团队工作不利于和主人公的深入沟通,于是我会花时间跟他们相处,了解他们,获得他们的信任,然后他们就会给我呈现一个不同的世界,最终成就一部好的影片。

其实我年轻时曾经也与大团队工作过,不幸的是经常被老板责怪,我发现自己并非一个好的团队合作者。后来意识到,最适合我的工作方式其实就是关注自己想关注的,拍摄自己能理解的故事。人物始终是故事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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