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启程：梅州好故事

客家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一个具有显著特性的汉族民系, 也是汉族中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泛、 影响最深远的民系之一。 从上一章节有关梅州人口和民族构成的介绍中, 我们初步提到, 梅州的主体人口大都是客家人, 至少从宋代以来, 客家的先人们已开始在梅州这片土地上生活, 历史久远。 那么在历史的长河里, 客家人是怎样形成一个独特的民系, 创造出一种既有历史传承、 又颇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的? 对这一现象进行探讨和梳理, 对中华历史文化的回溯具有积极的意义。

秦汉以前, 包括梅州在内的广东岭南地区是百越族生活的地区, 在当时中原人士的眼里, 这里是瘴气横行、 文化落后的蛮夷之地。 然而沧海桑田,今天的广东不但经济总量稳居全国首位, 社会竞争力乃至文化的创新力, 也在全国位列前茅。 今天生活在广东的居民中, 汉族已占了主要的比例, 广府、客家、 潮州三大汉族民系在这里落地生根, 一起创造了灿烂的岭南文化。

三大民系的主体构成均来自北方的移民, 但只有客家人定居了诸多岁月,依然在自己的头上冠着一个“客” 字, 对祖先的强烈崇拜也异于其余两者,遵循传统的老幼尊卑、 敬老爱幼, 从客家的宗族祠堂, 从聚族而居的围屋建筑, 从强调中原郡望的姓氏堂号可以看出, 客家人的确是独特的移民群体的后裔。

从历史记载看, 汉族人从北方迁徙到南岭之南, 在秦末已经开始。 当时秦朝的大将任嚣、 赵佗率领军队南下, 征服岭南地区, 秦朝就在此设立南海、桂林、 象郡。 梅州周边当时设有揭阳县、 龙川县, 距离均不遥远, 特别是今天隶属龙川的五华县华城镇的狮雄山一带, 发现大量秦汉前的建筑遗址, 又是传说中越王台的所在地, 这些南下士兵、 驿卒的后人大多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他们或许是第一批南下的汉族移民。

当然, 这些早期南下的汉族人士并不一定就是客家先民, 这批人士主要居住在以广州为核心的地区, 追随赵佗建立南越国, 梅州地区当时虽隶属于南越, 但在南越立国的93 年里, 始终属于边缘地带, 并未形成行政、 集贸中心, 人口稀少, 即使有汉族人士在此生活, 数量之少且年代旷远, 对日后客家民系的形成影响甚微。

从历史长河来看, 中原汉族的大规模向南迁移, 起始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发生的标志性历史事件就是“五胡乱华”, 而“五胡乱华” 的祸端又要从西晋的“八王之乱” 说起。 晋太熙元年(290) 晋武帝司马炎病危, 临终时命弘农大姓出身的车骑将军、 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为太傅和大都督, 掌管朝政。继立的晋惠帝司马衷能力平平, 其皇后贾南风(即贾后) 为了让自己的家族掌握政权, 于元康元年(291) 与楚王司马玮合谋, 发动禁卫军政变, 杀死杨骏, 而政权却落在汝南王司马亮和老臣卫瓘手中。 贾后不满政治野心未能实现, 当年六月, 又指使楚王司马玮杀汝南王司马亮, 然后反诬楚王司马玮矫诏擅杀大臣, 将司马玮处死。 贾后执政后, 于元康九年(299) 废太子司马遹, 次年杀之。 之后, 杀戮和宫廷阴谋的血腥大幕拉开, 诸王为争夺中央政权的掌控权, 不断进行内战, 史称“八王之乱”。 光熙元年(306), 东海王司马越迎惠帝回洛阳, 成都王司马颖、 河间王司马颙相继为其所杀, 大权落入司马越手中, 八王之乱到此终结。 16 年中, 参战诸王多相继败亡, 人民被杀害者众多, 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西晋的力量消耗殆尽。

汉朝以来就有胡人不断向中原内地迁徙, 逐渐盘踞华北地区, 势力不断壮大。 到西晋时期, 胡人已入居关中及泾水、 渭水流域, 对晋都洛阳形成包围之势。 在晋惠帝时期的“八王之乱” 以后, 晋室分裂, 国力空虚, 民生凋敝, 中原汉族的军事力量迅速衰退。 胡人趁机起兵, 反抗西晋, 于是中原大乱, 在百余年间先后由胡人及汉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 大小各异的政权,史称“五胡乱华”。 一般认为五胡是指匈奴、 鲜卑、 羯、 羌、 氐, 它是晋朝历史上重要的事件, 有学者也称之为“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 以后, 中国北方长期陷于战乱, 位于洛阳、 长安的西晋政权灭亡。 晋室政权流亡南方, 建立了东晋。 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 农民、手工业者、 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 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使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 最终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重心。 迁到南方的中原部族与当地的人民和百越各族相融合, 形成了一种饱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 东晋建立后中原人民为躲避战火纷纷大量的南迁, 一共有六次南迁高潮, 累计迁入人口过百万, 东晋因而设置大量侨州。

这次中原士族和平民百姓的南迁, 主要是迁往今天的淮河以南地区, 核心是安徽、 江苏、 浙江等地, 江西北部的鄱阳湖地区也有不少汉族人居住,至于一次性迁移到南岭之南的梅州地区的汉族人还是少之又少。(www.xing528.com)

在梅州的地方史志上有记载的南迁汉族人士是程旻, 称他来到今天的平远大柘镇坝头, 结庐居住, “性嗜书, 不慕荣达。 素以忠信结人, 人服其行谊。 有不平者辄质成于旻, 各厌其心而返, 至有望其庐, 立自刻责者”。 这段简略的记录可以解读出一些历史信息, 一是在南北朝时期已有汉族人士因躲避“五胡乱华” 的战乱南迁到梅州的北部地区, 还在今天的大埔县一带设立义招县安置流亡的百姓。 二是当时的梅州地区, 总体尚未设有完善的政府管理机构, 百姓之间出现矛盾争端, 不愿远涉路途寻官府解决, 而是求助于程旻这样德高望重的人。 程旻作为古梅州七贤, 被后人称为程处士, 显然他是一个未担任过任何官职的读书人, 今天有人说他是衣冠士族, 是与历史不相符合的。

有关程旻的生活跨度, 历史记载说法不一, 如果程江、 程乡县的命名来源于对这位高风亮节的处士的纪念, 那么程旻应该是东晋年间或至刘宋时期的一位历史人物, 因为程乡县的行政建制是从南齐开始的。 可见, 程旻是罗香林所说的客家先民第一次大迁徙的代表人物。

说到客家先民的迁徙, 不能不提著名的客家研究学者罗香林。 罗香林在他的著作《客家源流考》 中提出“五次大迁徙说”。 这五次大迁徙, 分别是东晋五胡乱华、 唐末黄巢起义、 北宋末年宋高宗南渡、 明末清初鼎革、 晚清太平天国事件及广东西部土客械斗五个阶段。 从客家民系的形成到定型来看,前三个时期应是客家形成的重要阶段, 后两个时期则是客家成熟、 进一步向外扩展生存空间、 形成“客家” 这一民系重要概念的阶段。

由于梅州客家人的先祖主要是南迁的汉族人士, 从各个姓氏现在采用的堂号来看, 大多是从河洛地区的中原地带搬迁来的, 如河南堂、 汝南堂、 颍川堂、 南阳堂等。 也有不少是从山西、 陕西、 甘肃、 河北等地搬迁来的, 如陇西堂、 关西堂、 上谷堂、 太原堂、 安定堂等。 堂号的郡望, 难免有后人光耀门楣的贴金色彩, 但其中包含了对最初创业祖先崇拜的文化心理, 这种强烈的认同心理, 确是客家人来自中原的最好明证, 至少其主体构成是来自北方的汉族。 他们渡过黄河, 越过淮河、 长江, 溯着赣江而上, 最终越过南岭,来到闽粤赣地带, 在这里生生不息, 最终形成一个独特的汉族民系。

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个缓慢的过程, 首先取决于客家先民的迁徙是个逐步的过程, 取决于群体之间的融合过程, 甚至包含与部分少数民族的融合过程。在适应新的生存环境, 吸收当地土著文化、 语言的精华, 最终在语言、 文化、风俗、 群体的自我意识的形成和自我身份的认可等要素上, 真正构成一个新的汉族民系。

根据这个标准, 从南北朝五胡乱华到黄巢起义时期的移民, 严格来讲还不能说是客家人, 只能说是客家先民, 因为不管从历史记载还是从建筑遗存地下文物的出土, 都不足以证明新的、 统一的语言、 民俗和文化意识已经形成。 客家民系的初步形成应该是在宋代, 那时, 客家核心地区基本上有了完备的行政设置, 中原儒家传统文化得到大力的宣扬和传播, 客户的人口也逐渐与原住民旗鼓相当, 梅州的行政命名就发生在那一时期。 驿道的建设, 驿站的设置, 加快了地区内的交流互通, 为客家语言、 客家民俗、 客家文化、客家族群意识的养成提供强力的保障。

现在客家人的族谱可证明, 杨、 古、 卜、 侯、 罗、 黄、 廖、 蔡等姓氏的先人, 在元朝乃至宋初, 已经在梅州大地繁衍生息。 宋代应该是客家人形成的里程碑式的重要时期, 北来的中原汉族有了一个独特的民系特征—— “客家人”, 尽管当时还不曾有这称谓, 但所具有的文化心理形态已经形成。

明清是梅州客家人发展成熟的朝代, 人口主体已成为地区的主要组成部分, 文化的发展表现出强烈的后劲和特色, 人才辈出、 教育发达, 文化的影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到了近代, 梅州客家人的优秀儿女已站在中国历史舞台的中央, 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