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客户是我的一个在某汽车集团担任品牌总监的客户给转介绍的，曹先生，他是电视台的知名主持人。在电视传媒行业，他的资历很老，知名度也很高，主持风格大气儒雅，文化底蕴非常深厚，有很强的人文关怀精神，深受观众好评，他个人主持的节目跨度比较大，做过新闻，做过大型晚会主持人，为人诚恳低调，下面呈现的就是我们之间的一次关键性沟通过程：
我：曹老师，周末快乐，很高兴认识您！您比电视上看起来更年轻更有活力啊！
曹：看来我还能继续在电视台混饭吃，您这个观众都觉得我还年轻嘛，谢谢。
我：那倒是，我绝对是您的忠实粉丝啊，如果一段时间在电视上没有看到您，我就在想，曹老师最近是不是又在谋划什么大型活动吧！
曹：咳，那您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啊？
我：哈哈……我打电话您老是不在线啊！
曹：哈哈……您很风趣，这次咱们见面了，有了我的电话号码，咱们就能经常联系了。
我：是啊，曹老师，我爸妈这段时间老是在唠叨，说是怎么好几天都没有在电视上看到您了，您最近又在筹备台里的晚会或者活动吗？
曹：我啊，最近确实在策划一个说大也大说小也小的活动，盖茨和巴菲特不是来中国宣传他们的慈善理念嘛，所以我们台里也在做相关的准备，希望通过我们传媒人的努力，为中国的慈善事业尽一份力量。
我：原来您在幕后为中国的慈善事业鼓与呼啊，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业。
曹：近一点绵薄之力吧，虽然我们不是足够富裕，但是可以为社会的慈善理念传播做一点贡献，这总是能够做到的。
我：可以说，通过你们的呼吁与鼓励，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慈善事业当中来，这种价值可能比咱们自己捐款多少的本身要大得多，毕竟中国的慈善事业需要更多人参与，才能走得更快更好。
曹：不过说是说，盖茨和巴菲特在美国在做慈善事业风生水起，他们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来带动中国的富人也来做慈善，精神可嘉啊！
我：是的，我最近也看到很多这方面的新闻，感觉中国富人的心态很复杂。
曹：是的，最近两周，很多中国富豪陆续收到一份神秘的邀请信，这封来自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的私人信件，邀请中国的富豪参加一个私人聚会。
我：不过有些收到信的富豪在感到“荣耀”的同时选择了拒绝这个“令人担忧”的邀请。邀请信大致内容：我们邀请你们参加一个会谈，讨论巴菲特与比尔·盖茨的慈善理念、做法和在美国的经验，希望与在中国的慈善事业的人进行交流……
曹：是的，邀约给那些中国富豪们带来的压力远大于荣耀和喜悦。盖茨基金最近陆续接到来自这些嘉宾的询问电话。他发现，虽然邀请信中特别提到了两个承诺——一个是不会要求承诺捐款，不会有任何压力；第二是保证这是私人聚会，不会有媒体参与报道。
我：那些受到邀请的中国富豪还是有人打电话给盖茨基金在北京的代表处，确认“真的不会在会上要求任何捐款承诺”后才答应“愿意来。”
曹：原因很简单，此前三个月，晚宴的主人盖茨和巴菲特向美国的世界级富豪发出了“慈善捐赠誓言”的倡议，40位富豪随后承诺在去世后将自己至少一半的财富捐赠出来，其中两个人甚至更改了遗嘱。
我：是的，在此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巴菲特亲口宣布，自己将和盖茨一起到中国和印度“推广”这个捐赠誓言。盖茨和巴菲特在中国的这次“慈善聚会”缘起2009年11月盖茨的一次私人访华。
曹：在与“中国首善”陈光标和其他几位中国富豪见面后，盖茨就表示希望和中国有能力做慈善的人做一些“交流”。
我：2010年《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64人上榜，居美国之后排名第二。同年4月，《2010胡润财富报告》显示，中国内地资产超过千万的富豪达到87.5万位，其中资产超过亿元的富豪为5.5万位，资产超过十亿元的有1900位，超过百亿元的有140位。
曹：从这100多位候选人中挑选出一些人来应该并不困难。但问题并不像盖茨基金会在西雅图总部的慈善聚会项目组期望的那么简单。
我：根据盖茨的要求，他希望会面更多的是“对话”，与中国富有的人和已经有慈善基金的富人交流有关慈善的理念。更希望听到中国除了拿出钱外，还有哪些方面能做些工作，比如为有关组织做一些能力建设，或建立一些合理的监管或支持制度。
曹：也就是说，在这个大约4小时的聚会上，盖茨希望最大限度地听到有关中国慈善产业的情况和经验。甚至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与慈善有关的“智囊团”和“工作组”，“结交一些朋友，以后做深入的讨论。”
我：实际情况是，在中国，有些财富排名靠前的富人几乎没有做过慈善，有些“巨富”并不在排行榜上，有些做过慈善的富人排名也不靠前。按照财富排名进行邀请的方式很快被放弃了。
曹：邀请对象被确定为三类：第一类是有慈善经验，不一定是捐钱最多的人，而是能组织其他人一起做慈善而且做得比较好的人和设有慈善基金会的富人；第二类是纯粹的有钱人；第三类是少数几个中国大企业的老总，因为中国慈善捐赠的款项，以企业名义捐的比以公司名义捐的更多。
我：最终产生了一个50～60人的名单，上面的富人绝大部分都有过慈善举动，有些人捐钱的比率甚至比盖茨还高。
曹：为了能更近距离地与中国做慈善做得比较出色的人沟通，除了这个50～60个人的聚会，最终还可产生一个“顾问组”，或由5～7个人组成，他们将由比尔和巴菲特亲自发出邮件邀请。在会前或之后与盖茨和巴菲特进行小范围交流，并在未来形成一个不定期进行沟通的“联盟”。
我：不过，这个做法还在论证之中，不知最后是否成行。虽然这次慈善聚会的形式与美国不同，达成的目的也很“初级”，但这实际上会是中国慈善工业对外交流的一个开始。
曹：盖茨和巴菲特对中国慈善产业的兴趣，有可能给中国的慈善系统的机制和管理模式带来一些建设性的推动。而对于中国新兴的富豪阶层和拥有私人基金和慈善家们，除了捐款以外，他们将有更多的方式推动事情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我：是的，9月5日，有着“中国首善”之称的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今日在其公司网站上刊出一封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一封信，陈光标在信中指出，当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把财富归还世界，是一种高尚和伟大。
曹：他还谈道，“如果在巨富中死去则是可耻的。”所以，“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不是捐出一半财富，而是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
我：陈光标在信中表示，将做第一个响应并支持“巴比”行动的中国企业家，在离世时将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这也是我给你们两位先生中国之行的见面礼”。
曹：陈光标曾宣布，愿意将他自己遗产的90%捐给社会。据介绍。目前陈光标每年都在把公司一半以上的利润拿出来做慈善。2009年该公司净利润4.1亿元，捐出3.13亿元。陈光标创业10年来，目前累计向社会捐赠款物13.40亿元，直接受益者超过70万人。
我：据了解，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家首度表态支持该活动。陈光标在接受采访时回应，“高调做慈善”是因为自己不怕“枪打出头鸟”。
曹：据他介绍，目前他全部身家为50余亿元，但希望自己可以从中国“首善”变成“首善兼首富”，所有挣回来的钱，死后都将一分不留，全部捐献给社会，并接受各界监督。
我：此次巴菲特和盖茨夫妇虽然宣称来中国只是与中国的富豪们交流、探讨慈善事业，但在国人的眼里看来此事并非如此简单，在“慈善中国行”的背后是对中国富豪们道德暗示。
曹：中国不缺少慈善事业的先行者。陈光标的“裸捐”言论，以及后来的爱国者冯军的“裸捐”表态，让人们看到了中国富豪们还是有慈善之风的，也让其他中国的富豪们开始思考自己该以怎样的方式去进行慈善事业。
我：是的，目前陈光标和冯军是国内宣称“裸捐”的两个代表，他们的“裸捐”颇为胆大，也让人为之叫好。但他们“裸捐”却并不一定适合其他的中国富豪，也不是符合中国土壤的慈善模式。
曹：陈光标被喻为“中国首善”，其财富观念让人自愧不如，但在中国除了慈善事业，更重要的还是要推动经济发展。
我：没错，中国不比美国，中国富豪们的财富还要进入生产领域，为员工发薪水，为社会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如果中国富豪将大量的财富捐出，不但不是幸事，反而可能成为坏事。
曹：其实，慈善和发展并不冲突，中国富豪们创造大量价值的同时，他们员工的生活也能得到了改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创造价值带来的幸福感一点不比慈善事业带来的幸福感和责任感差。(www.xing528.com)
我：当然，不能因为要生产就否定了慈善事业，因为二者不是矛盾体，不存在谁先谁后，是可以同时进行的，这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在公益事业上，我们拿中国和美国去比，美国人平均到每个人的收入大体上有23%用于公益慈善，我们中国人平均起来，个人收入不到1%用于慈善。
曹：换句话说，美国人比我们慈善高40倍。另外，我们看看在中国这么多年平均看下来谁在捐款，从绝对数到相对数来说是那些社会中下层。
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们认为捐款是富豪的事，其实不是，捐款积极的人是月收入在2000元钱以下的人，最积极的人是月收入在1200元钱以下的人。还是没钱人慈善，因为有钱人要慈善的话就挣不着钱了。
曹：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们现在经济上按GDP算大体上是美国的1/3，但是我们的慈善事业是人家的2.5%，这是中美在这个行业上的差距。
我：我们有名的公益慈善组织99%都是半政府机关或者叫纯政府机关，真正民间慈善组织搞得比较好的寥寥无几。当然有个别的，比如说成龙、李连杰，腾讯公司自己搞一个还算不错。
曹：当然还有一个监管的问题，商业跟慈善的关系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比如说比尔·盖茨和巴菲特他们搞的这个基金会，说通俗一点，就是拿出一笔钱来再做商业运作，大家每年固定拿出三四百亿美元，这个钱从哪来？就是从利润当中拿出，不断地拿的话，本钱就没有的。
我：是的，因为大家约定俗成的是不管慈善基金会有多少钱，这个允许经营但是赚钱的本钱不允许拿走。但是在这方面不能不佩服盖茨，他除了有慈善心之外，运作慈善事业情况非常好，不亚于他做的微软。
曹：我也认可您的观点。在中国也面临着亲情和慈善的关系，就是您挣的钱要给老婆孩子留着，还是要贡献社会。
我：过去说富不过三代，现在也是一样的。国外的遗产税，如果按照美国或者日本的方法到第三代、第四代，钱基本上没有了，就是这样制约你。
曹：中国现在遗产税争论的也很激烈，如果子女能力很强，用不着你的钱，所以简单来说就是看不开。
我：还有就是成功标准的问题，从道义上来说应该支持，这对中国慈善事业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做慈善也是一种营销方式。
曹：当然我们的国情和美国有点不同，美国人像盖茨、巴菲特捐款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目标就是要避税，包括最早的福特基金会都有这个目的。
我：但是做着做着他也觉得应该做好事了，所以他转变过来了，所以慢慢地也变成纯慈善的事业。但是中国这方面现在是没有的，就是捐款部分给您百分之百免税，其余的就没有了。
曹：看来做慈善也需要国家政策支持，其实我们做电视节目也需要政府政策支持，但是这确实需要时间。
我：哈哈，您说的没错，电视传媒需要为国家的大局服务。
曹：没错，尤其是像我们这些新闻评论节目。
我：咱们这个行业，本来就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不光需要面对台里内部人员的竞争，还要面对整个传媒行业人才的竞争。
曹：没错，因为现在人才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动，加之各个电视台之间的竞争也趋于白热化，所以电视台对人才也展开了前所未有的争夺。
我：因为一档节目除了本身的策划包装之外，节目主持人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环，谁拥有了更优秀的节目主持人，谁就有可能赢得更大的市场号召力，比如湖南卫视就是最好的案例。
曹：您说的没错，所以电视台往往通过收视率和吸引广告的能力来决定一个节目以及主持人的职业寿命的。
我：如果节目收视率委靡不振，第一个动作往往是更换节目主持人，然后再不行，那就是面临着节目下马。
曹：是的，所以说在我们这个行业，主持人表面看似风光无限，其实也是面临着巨大的内外部竞争压力，加之观众的口味也在不断提高，对节目和主持人也更加挑剔。
我：所以电视台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留住节目的目标观众，因为遥控器握在观众手里，他们能够随时更换频道去寻找他们更感兴趣的节目。
曹：加之电视台也在构筑人才梯队建设，一些观念或者思维老化的主持人逐步走向边缘化。
我：因为电视台也需要新陈代谢，因为观众的口味也在变化。
曹：电视台的节目运作其实已经完全市场化了，所以节目主持人的职业寿命周期其实是由观众和市场反应来决定的。
我：没错，不过像您这样资历的知名主持人，我觉得您在台里的地位还是非常稳固的，您可以说是中国新闻评论节目主持人的老师。
曹：哈哈，这都是过去式了，至于究竟到何时，我们自己其实也没有把握，我们能把握的其实就是尽量做到最好。如果哪一天因为某件事情处理不到位，也就可能意味着自己主持人职业寿命的结束。
我：不说话说回来，主持人最大的资产其实是来自于个人的品牌资产，品牌的支撑点就是才能、口碑和道德判断。
曹：您说的没错，我们主持人最看重就是自己的个人品牌了，就像一个企业一样，如果牌子砸了，那这个企业也就很难再次起来了。
我：所以说，作为节目主持人，维护自己的个人品牌就是保护职业寿命和个人总资产的最核心使命了。
曹：一旦自己的个人品牌出现缩水，很多问题就会接踵而来。
我：我个人觉得，您的能力和人品是得到大家认可的，但是不能说没有风险，因为很多事情的发展自己也左右不了。其实对您来说，可以通过安排寿险投资，来给自己上一道安全锁。
曹：您的意思是通过寿险来转嫁自己的职业风险、个人品牌风险以及生活品质风险，对吗？
我：曹老师，您的提炼能力太强了，因为选择寿险就是选择您的未来生活方式和生活品质。况且在你们这个行业，职业风险、个人品牌风险发生的概率非常大。
曹：确实如此，因为自己的职业寿命总有一天会结束的。
我：况且你们经常会因为节目需要，在全国甚至到国外去做节目，所以航空意外发生的概率也会大增，而且你们这个职业也是劳心费力的职业，身体处于亚健康的可能性非常大，一旦患上重大疾病，那曾经在您庇护下的家人，将来指望谁呢？因为您的家人还需要您持续的爱和承诺的传承，您说呢？
曹：嗯，这倒是。
我：所以说，您现在仅仅拿出现有收入的一小部分，将来就能给家人创造巨额财富，如果一切安好，这是您今天明智决定给家人额外带来的一笔财富。如果真有职业风险、个人品牌风险或者人身风险发生，那么您今天的睿智决定，仍然可以传承您对家人的责任、爱心和承诺。
曹：有道理。我信任您的分析。
【经过细节沟通，曹先生给自己和家人都做了保险投资，分5年缴期，每年缴纳保费32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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