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的社会保障制度起步较早，所以对于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相关问题，国外研究得相对较早。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它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比我国发展成熟得多，研究得也更为透彻。例如：早在1990年，Peter Diamond和John Geanakoplos（1990）就提出了通过将社会保障基金投放股市，在运营管理社会保障基金过程中实现保值增值，并可以通过增大社会保障基金筹资规模来满足未来可能出现的支付需求。
而后Booth、Yakoubov（2000）和Robert Poezn（2002）分别对英国和中国的历史数据进行研究，得出相似结论，认为能有效规避通货膨胀并使养老金计划可以顺利执行的方法是在养老基金的投资组合中增加在股票市场的投资，通过合理调整各投资对象的比例来实现投资的高收益、低风险。
然而也有人持不同观点，Deborah Lucas（2004）及Gollier（2008）不主张将社保基金投向资本市场。前者通过一些国家养老金改革的经验，认为人口危机根本上需要经济的发展来解决，股市高回报带来的高风险必将反作用于国家福利。而后者认为社保基金长期高风险的运行将限制和约束投资运营活动及其自身各种业务发展，最终减少参保人的回报。
虽然我国社保基金是从2003年起才正式进入证券市场，涉足时间不长，但我国学者依然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中汲取经验，在相关方面也拥有丰富的研究成果。
在社保基金入市的组合配比方面，郭纲（2001）和王琦（2004）通过对投资工具的配比分类研究和定量分析社保基金投资组合的资金分配，分别得出我国社会保障基金的合理比例为20%（或20%以上）及40% ～60%的结论。而肖华（2012）则相反，通过对金融危机时社保基金的损益分析，完全不赞成社保基金进入股市，将社保基金的超额损失归咎于社保基金的入市。而刘永泽、唐大鹏（2012）及邵怡蓉（2007）相对更折中一点，认为社保基金在投资时有其固有原则，通过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的一些指标衡量和监测投资结果，在风险最小时，可以拥有保值增值的良好效果。(www.xing528.com)
而在社保基金入市的监测方面，郭悦红、齐莉丽（2009）通过引入VaR方法对如何防范入市的相关风险进行了深入分析；高鹏、梁海明（2010）根据GARCH（1，1）模型计算社会保障基金的风险值。两者都得出了用VaR方法来监测和控制社保基金的市场风险是完全可行的结论。
除了通过社保基金的投资收益解决我国目前社保基金支付压力外，我国学者还从社保基金的来源出发寻求解决之道。裴宏波（2003）认为可以将国有企业的部分产权转让给社保基金，从而实现双方互利互惠的良性循环。孙一帆（2012）认为现阶段社会保费的入和出都存在很大弊端，建议往个体账户发展以解决未来的保障。
要解决我国人口及保障问题当然不止上述这些方向，像张良和陈煜（2013）提出的通过延迟人员退休来缓解社会保费入不敷出的窘境，虽然在经济数学层面可以行得通，但是在社会层面及其他一些方面所带来的问题都是未知数，所以延迟退休等方法有待商榷。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保障基金的入市和投资，都有不少深刻的论述，但对于综合风险和收益的投资效率结果衡量缺少一定的论述。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风险管理的理论研究方面已有不少成果，其中，VaR和RAROC因为克服了均值-方差分析的缺点，已经成为一种评价度量风险性能的主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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