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价值：中国梦的文化指向

自鸦片战争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有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在文化界曾经引发过若干次比较集中的研究热潮，在这一次次省察和反思中，人们关注的“焦点似乎在于如何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问题本身又涉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价值观念的认识”^[21]。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价值取向的总体表征，就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而言，不仅包括儒家文化，还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文化形态，如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名家文化、佛教文化；不仅包括以中原文化为核心的汉族文化，还包括中华大地上其他民族创造的文化。张岱年先生曾说：“中华民族是由许多的民族（或称为种族）共同构成的一个整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各族的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构成为丰富灿烂的中华民族文化。从历史来看，不能不承认，汉族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的地位。汉族文化曾经对各兄弟民族的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但也汲取过各兄弟民族的文化成就。汉族和各兄弟民族，彼此之间有一个长期的文化交融的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文化是一个独立发展的体系，有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在这发展过程中，虽经常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但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因而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类型，影响及于国外，对于世界文化作出过巨大的贡献。”^[22]在这里，张岱年先生用“独特的文化类型”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准确定位，这也恰好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价值所在。

兰亭序

对于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岱年先生就有过精辟的论述：“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受帝国主义的欺凌，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由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人们特别注意考察中国旧有的思想意识中有消极衰朽的方面，注意考察旧有思想意识中的陈腐萎靡的病态。这当然是必要的。对于这些缺点、病态，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坚决地加以改革。但是，如果中国文化仅仅是一些缺点、病态的堆积，那么，中华民族就只有衰亡之一途了。过去，一些帝国主义者正是以此对中国进行恶毒的攻击。我们在严正地予以反驳的同时，应当注意考察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积极的健康的要素，深切地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指导作用的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力量。”^[23]在这里强调传统文化推动历史前进的指导作用和精神力量，就是在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思想文化发展的多元性表现在除了儒家文化外，还存在大量独立于儒家文化之外的文化内容。这些文化内容都程度不同地渗透、影响着民族心理素质、风俗习惯乃至人们的思维、行为、生活方式。这些思想意识对中国国民心理影响至深至远，在意识形态上往往与儒家文化形成互补结构。这些内容不同、类型相异的思想文化，与儒家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吸收、融合，共同熔铸了中国的传统文化。”^[24]也就是说，向来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也是大量融汇、吸收了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形态的内容。这一过程可称为文化的“内融合过程”。到了东汉末年，源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土，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受到异域文化的挑战，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不断展开斗争和融合，在克服所谓“夷夏之辨”的重重障碍之后，“在长期的论争过程中，佛教文化从传入、依附、分化，到渗透、融合，逐渐注入中国文化的血液，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成为一对难舍难分的‘孪生兄弟’。这一文化融合过程长达一千年之久，最后孕育出中国思想史上新的思想果实，即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就是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核心，以佛、道思想为骨架建构起来的”^[25]。这种外来思想文化与传统思想文化冲突、融合的过程被称为文化的“外融合过程”。这两种思想文化的融合形式，是思想自身辩证发展的必然产物。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是儒家文化，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其实，无论是在历史上若干次围绕中国传统文化的论争中，还是当下如火如荼的传统文化复兴热潮中，人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往往仅仅是指“儒家文化”，或者说更多的时候，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孔孟之道。也正因如此，学者王杰对“传统文化”做过这样的概括：“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为基线的、涵括其他各种不同思想文化内容的有机的文化体系，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寄托。”^[26]传统文化是一种“观念之流”和“价值取向”，作为观念和价值取向的传统文化渗透在一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被称为传统文化的东西，必定是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的东西。这些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为。不具备这一特征，就不能划归到传统文化的范围。”^[27](www.xing528.com)

张衡创制的地动仪

世界上不同民族都有其构成本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也是如此。构成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传统文化往往会作为价值判断系统，对整个民族文化系统的发展轨迹和方向起着调控、制约的作用，价值判断系统的这种调控制约的属性被称为“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性”。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有别于西方传统文化，这主要是因为二者之间有着迥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同样因为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组合形式，从而导致中西方文化中非常不同的内容形式和思维方式：“一方注重对自然本体的追求，一方注重对社会人生的探讨；一方是纯知识体系的建构，一方是道德规范原则的叠加；一方是理论性思想的突破，一方是直观性思维的构想。”^[28]在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中西两种不同类型的民族文化其各自的特征十分明显，通过这种简单的中西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对比，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有着浓厚的伦理道德倾向的重要文化特性。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这一特征早有察觉，孟德斯鸠就曾经说中国人经常“把宗教、法律、风俗、礼仪都混在一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道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品德，这四者的箴规，就是所谓礼教。中国人把整个青年时代用在学习这种礼教上，并把整个一生用在实践这种礼教上”。^[29]黑格尔也指出：“在中国人那里，道德义务的本身就是法律、规律、命令的规定……这道德包含有臣对君的义务，子对父、父对子的义务以及兄弟姊妹间的义务。”^[30]重视道德在人际关系中的建构作用，而不是一味依赖于法律的约束，这的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观念。早在先秦时期，我们就形成了“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念，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国梦，途径是多样的，但对中国人来说，首先想到的便是如何通过文化来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通过文化道德建设来增强我们的凝聚力和竞争力。时至今日，伦理道德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依然占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