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学界在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自然观的差异问题上有所认识始于20世纪8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和介绍。在此之前，在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下，国内学界不自觉地流行着关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自然观的一致性的观点，甚至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观就是马克思的自然观而不对两者进行区分。我国自“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来掀起了“反思哲学”的浪潮，学者们结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自然观的关系发表各种看法并进行了争论，对立论、一致论、异同论同时存在。国内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自然观上是根本一致的。少数学者如丛大川和朱宝信从自然的概念、辩证法的使用角度认为恩格斯同马克思在自然观上是对立的。还有部分学者认为恩格斯同马克思的自然观有差异。朱传启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致基础上的差异，张奎良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个性和分工不同，恩格斯出色完成了自然观，使其成为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补充；吴家华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受生平、个性差异的影响和分工合作关系的制约在自然观上有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在根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基于时代变化、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的不同[12]。俞吾金在《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虽然恩格斯没有如同马克思一样全面地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但恩格斯的自然概念是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概念相一致的，恩格斯没有脱离人、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来谈论自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在以人的活动为基础和媒介上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的辩证法是一致的[13]，二者有如下一些差异：其一，马克思的哲学研究从实践出发，而恩格斯则从自然界出发；其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是本体论的，而恩格斯的实践概念则是认识论的；其三，马克思把人作为核心，而恩格斯则把纯粹的思想作为核心[14]；其四，恩格斯将自然当作辩证法的载体，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辩证法置换为自然辩证法，马克思始终坚持现实的人才是辩证法的载体[15]。何中华认为，把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自然观完全看成是一回事是不切实际的，无异于一个神话，但夸大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差异也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在重大误解上进行合作[16]。在何中华看来，恩格斯的自然观同马克思的自然观在视野、实现人与自然的解放、自然与意识的关系上有较大的区别，并不能用“分工说”和“情景说”来说明[17]。对于俞吾金和何中华的观点，学界有反对意见。孙亮强调马、恩的本质一致性，批判俞吾金运用“差异分析法”塑造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辩证法问题上的迥异，有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倾向[18]。赵家祥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知识结构、家庭出身、经济状况、兴趣爱好、性格特点、研究领域、辞世先后等方面上的不同使二者的自然观有相异之处，但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有一致的观点，表明二者的自然观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认为俞吾金把“差异分析法”当作与“本质认同法”相反的路向，实质上是“对立分析法”[19]。杨楹、周世兴批评何中华的马、恩差异论是“异质性差距论”，是变相的马、恩对立论，认为何中华提出的所谓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辩证法上、在物质和自然概念上、在实践观点上的异质性差异是没有文本依据的，强调恩格斯和马克思的一致论[20]。任暟认为，恩格斯同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一致与互补的关系，在从本体论维度、价值论维度和历史观维度研究人与自然的多重关系上是一致的，在研究思路和研究重心上有差异[21]。持对立论或异同论的学者认为马、恩的差异点主要集中在：其一，马克思从实践出发理解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恩格斯则忽视实践，强调自然的本体论意义，不关注人对自然的反作用；其二，马克思的自然观是脱离旧唯物主义的人化自然观，而恩格斯的自然观依然停留在旧唯物主义的水平，是本体论的自然哲学；其三，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对黑格尔的批判继承，而恩格斯则没有达到马克思的水平。这些都表明国内学界对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自然观上的差异的研究突破了单一的模式，拓展了研究恩格斯的自然观的视野。国内学界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自然观区分开来，主张马恩一致论，但一致中有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两个有不同生活背景、经历的个体，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完全一致。国内学界改变了不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传统，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的研究，有助于合理评价恩格斯的自然观的地位和理论贡献。我们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的自然观在从人的实践活动理解自然的辩证发展、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上是一致的，在研究的侧重点和思路上是互补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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