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励目的认识不足的解决方案

经济学研究试图用“完美”的机制设计来保证激励目的的实现。可是，从实践结果看，效果并不理想。为什么“好”的机制设计不能引发好的结果？可能有学者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学的模型过于理想化、简单化。如果经济学激励模型考虑的变量再多一些，讨论的可能性再全面一些，是可以取得预期结果的。本研究认为这种观点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西方激励理论的最大问题在于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哲学思想存在不足。

（一）对人性的片面认识

经济学研究在回答“人为什么会被激励”或“为什么要激励”问题时，无论是从本能，还是从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寻找答案，都是在“经济人”假设下推导形成的理论体系。虽然后来用“社会人”假设对“经济人”假设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但其“经济人”假设的本质并没有根本改变。

近年来，西方实验经济学家通过实验发现的公平偏好（Fairness Preferences）和互惠动机（Reciprocal Motivations）^[2]经济人假设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作为经济学领域的一种分析和思考问题的简化办法，经济人假设这种思路并无对错之分，它只是一种思考工具。而且，从历史角度看，经济人假设曾为人类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过重大的贡献。文艺复兴之前，中西方均在神权以及代表神权的君权统治之下。一般民众基本没有当代人具有的人权。在物质方面，禁欲主义因宗教而成为主流的社会思潮，导致长期以来人类在解决自身需求和物质供应之间的矛盾时，选择禁欲（控制需求）而不是增加供应。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很难得到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水平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文艺复兴运动后，人权才被从神权中解放出来，但人们仍普遍认为占有财富和追求物质享受是与宗教精神不符的。16世纪20年代，马丁·路德在德国发起宗教改革运动。17世纪中叶，英格兰的清教徒运动要求以加尔文主义改革妥协保守的安立甘国教会，新教对教义的表达和阐述逐渐形成新的体系，形成了所谓的新教伦理。新教伦理将个人通过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以此为目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天职”^[3]行动，把赚钱本身当作一种目的，当作一种职业责任，被视为一种美德和能力[98]。在这种背景下，人类的生产能力和创造能力才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人类的生活水平才得到极大的提高。从历史上看，提倡对物质的追求和财富的占有是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是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因此，早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将人性定义“经济人”是有其现实意义和重要价值的。在人类物质生产仍很匮乏的时代，通过每个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人类因此而进入更加文明的时期。因此，早期的激励理论以经济人为假设，通过物质激励激发出人的潜能并促进生产力的提高，有其正面的历史价值和意义。

随着人类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人的物质需求强度逐渐下降，人们对社会性等精神需求的要求越来越强，人的主体性要求也越来越强。原先为了经济利益可以忍耐在主体性上的一些损失，此时，则不能再容忍。如果此时施激者再一味强调经济利益而忽视受激者的精神需求，激励就不会达到预期效果。这是人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把人对经济利益的追求绝对化，把人的经济性当作人性的全部，片面强调物质利益的重要性，引导人过分追求经济利益，则犯了没有全面认识人性的错误。

人是肉体和精神的统一体。人所追求的利益不仅包含经济的，还包括精神的。人追求的绝不仅仅是物质或经济利益，因为经济利益只能满足人对物质的需求和很少一部分精神需求。人对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是由人的本质——人性所决定的。激励的目的不能仅是单纯的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二）目的的控制性与一厢情愿性(www.xing528.com)

绪论中分析过现有理论主要从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施激者角度分析和思考问题的原因。由此导致施激者经济效益最大化成为激励的终极目的。这样的激励目的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1.目的的控制性

在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经济效益最大化主要的受益者是施激者。这是激励出现的前提。但是，如果激励的目的只是施激者利益的体现，受激者的感受会怎样？受激者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于是有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消极怠工，有了受激者不可能全心全意地为实现施激者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全身心投入工作的现实（无论激励机制和手段被设计的多么完美），有了激励怪圈和激励综合症。出现这样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施激者和受激者都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时，两者的目标不能同时达到。如果施激者要求受激者放弃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为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全力以赴，如果不是出于受激者的自愿，这种要求对受激者来说就具有控制性、强制性。

2.目的的一厢情愿性

由于信息不对称、契约的不完全性以及委托合约的路径依赖性和刚性，委托人无法实现对代理人完全的监督和控制。就给代理人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留下了空间。由于路径依赖和刚性，即使代理人没有认真履约，委托方在一定程度上也无可奈何。因此，西方激励在对激励目的的认识上有一厢情愿性。

综上所述，如果按照理性经济人假设——每个人都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施激者如此，受激者也是这样。于是问题随之产生：当受激者像施激者一样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施激者在设计激励方案时希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就无法实现，激励悖论由此产生。

一些西方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通过分析激励在长期的无效性来提醒大家警惕激励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