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民间法研究进路分析

小说《西游记》自创作至今，500年间研究不断拓展，从早期传统的文本评点到近代以来的历史考证和文艺批评，^[11]直到当前的各种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式的综合介入，《西游记》研究越来越深入和广泛，俨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对这部古典通俗小说名著来说，文学以及文化研究、历史考证和宗教研究作为一直以来的主流研究方式无可非议，并构成我们进一步深入探究《西游记》的基础。然而，在揭示小说文本的社会价值、现实意义的功能方面，上述研究方式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技术局限性，而将文学理论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研究进路去解读小说的社会意义，甚至会出现谬误偏差。正如余宗其在《法说〈西游记〉》一书指出的纯文学理论之“现实主义文学讲究细节的真实”在涉法文学作品中遭遇到的两大偏颇，即“一是所谓‘细节真实’，并无客观检验标准，往往只是论者个人的主观认定；二是此种理论不能回答浪漫主义文学是否也可以做到细节的真实”。^[12]这就涉及“法律与文学”研究中的基本命题：虚构文学所能提供的现实意义在哪里？尤其是对于《西游记》这一浪漫主义旨趣的神魔小说，从文本中提炼的法律观念、制度规范与真实法律制度存在何种关系？

苏力在《法律与文学：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中，也承认了发端于美国的法律与文学运动在中国遭遇到的难题：“中国是一个成文法的国家，因此，她既没有那么多可以作为故事并且是法律学界共同并长期关注的司法案例，也没有那种长期受共同关注而可以作为文学作品阅读的精彩司法意见。”^[13]更为重要的是，“法律与文学并没有一个或至今还没有（以后有没有也很难说）一个坚硬的理论内核，它仅仅是一个领域，还没有自己的稳定的理论体系和方法”。^[14]然而，以中国传统戏剧为材料的法律与文学研究，证明了这种研究进路的可行性。其根本原因在于，来源于现实生活的虚构文学所提供的法律规范、法律事实和适用场域，在法律与文学（或者是法社会学）视角下，已经独立于虚构情节本身，而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客观现实意义。在此，以《西游记》中猪八戒的婚姻为例进行分析。

在“三藏不忘本　四圣试禅心”一回中，菩萨们幻化成美女试探师徒四人取经决心，猪八戒难抵诱惑又有顾虑：“话便也是这等说，却只是我脱俗又还俗，停妻再娶妻了。”^[15]古代奉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停妻再娶”属于现代意义的“重婚”行为，按明律规定：“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改正。若有妻更娶妻者，亦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猪八戒与高老庄的高翠兰并未正式断绝婚姻之约，西天取经途遇艰险要散伙时，也时常将“回高老庄”挂在嘴边，因此，猪八戒面对菩萨幻化美女的入赘引诱有“停妻再娶妻”的顾虑。在此一情景下，“停妻再娶”有明确现实的法律规定，猪八戒的个人行为选择亦符合条文适用，则无论猪八戒、高老庄和菩萨是否真实存在，并不影响这一行为的法律适用和法律评价，对小说情节的法学考察已经独立于小说本身，其所揭示的意义超越但并无违反小说的文本内容。同时，借助猪八戒婚姻这一小说具体情境，“停妻再娶”的古代法律规定已然如判例一般鲜活可证，比之僵死的条文更具有生命力。这就是“法律与文学”研究的一般进路。另外，《西游记》中的一些场景并没有现实法律的具体支持，但却有着强烈的法律与社会治理意义，如各路妖魔有自己的地盘和利益分配，白骨夫人急于捉唐僧的原因在于管辖范围的有限性：“这些和尚，他去得快，若过此山，西下四十里，就不伏我所管了。”^[16]这种地域管辖和利益划分尽管没有现实法律规定的支持，但却源于基层政权、绅权或者黑恶势力的真实生活运行状态，因此也应纳入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视域。

研究《西游记》社会意义的著作，除了前文所述的萨孟武《〈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近人吴闲云另辟蹊径，从小说文本出发，以时下流行的经典解构的“揭秘”形式解读《西游记》，其出发点为“一部《西游记》虽然反映的是神仙鬼怪，但实际上折射的仍然是现实世界，或者说他说教的仍是俗世的道理。这些道理自然各人有各人的解读，各人有各人的说法”。^[17]然而，过度个人化的“揭秘”不免有“阴谋论”的诟病，书中关于“唐僧出身之谜”^[18]、“红孩儿之谜”^[19]等颠覆了大众通常认知，引起广泛热议的同时也饱受质疑。尤其是以学术视角审视，这种揭秘式解读将小说文本作为唯一“正确”对象，既不与其他社会情境发生关系，又有意忽视文本本身可能存在的写作疏忽和自相矛盾，并非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进路。

以法学视角研究《西游记》成果，除了本文引言中所述的将小说出现的律令条文与明律对比的研究，^[20]另有两部代表作，一部是张未然著《神仙世界与法律规则：法律人读〈西游记〉》，另一部是余宗其著《法说〈西游记〉》。前者以法经济学和法社会学现代性视角分析和批判小说中神仙世界的规则秩序与人治模式，如在“天庭的治理模式”中以富勒关于法治原则的八要素为标准分析天庭治理情况，认为“天庭的法律制度建设是不完备的，具有中华法系‘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特点”。^[21]张著在许多细节方面把握住了《西游记》法学研究的本质，对小说具体场景的法经济学分析也较为独特。但是，以现代法治标准对小说中神仙世界的治理作出要求以及价值评判，本身就是消解小说法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的做法，因为明清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小说情节均无诞生现代法治的可能性已成为普遍共识，那么对之的现代法学批判也失去了基本重心和意义。余宗其著《法说〈西游记〉》将《西游记》定位为“涉法”名著，并概括出小说的三大法律特征，即“幻想世界遍布法律的天罗地网”“经得起检验的法律细节真实”“刑事案件一线穿珠地出现”，^[22]并以之为研究基础与评价标准，探讨小说文本的各种法律事实、法律关系、典型案例等，从多学科关系的角度延展法律与文学的研究意义。余著对于古典名著中法律问题与法律现象的解读抓住了“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基本脉络，对《西游记》的涉法情节进行了系统总结，拓展了“法律与文学”的交叉学科研究价值。但是，如前文所述，《西游记》作为一部神魔小说并非法学著作，涉及的天条律法与民间规范是服务于小说情节设定，也并未以一种特殊形式单独呈现。因此，法律视角和法学研究只是观察和解读小说的一个面相。正因其本身不是法学著作，小说里呈现的法律现象和治理规范是一种对当时现实社会的高度模仿或忠实记录，情节中的涉法现象才更具备客观价值，对之的法学解读才有更为广泛的现代意义。而将小说情节视为“弥天法网”或许反倒忽视了小说应有的法学研究价值。(www.xing528.com)

通过对《西游记》社会意义与法学视角研究的文献梳理可知，对于古典名著的法律视角观察与法学研究切入，应当在理解和尊重小说文本的基础上，客观分析情节中的法律现象和治理规范，并结合小说所反映的当时社会现实，如国家法制规定、社会风俗习惯、法律心理与法律文化等，探讨小说的社会治理意义与法制文化传统。既要防止完全以现代法治观念和制度建设为标准，一厢情愿地作出不合时宜的价值批判，也要避免将小说作为法律著作，完全以涉法取向研究文本，最终将消解小说本身的法学研究价值。回归于《西游记》神魔世界的世俗映像这一前提，仙佛与妖魔的等级秩序格局和治理形态，反映了明代社会的真实图景，如天条律令与世俗人情、宗教戒律与世俗利益等的矛盾与融合，充分体现了世俗民间的实际法律运行状态。因此，解读小说情节的法律现象，探寻神魔世界的秩序格局与治理规则，挖掘小说反映的社会治理意义，是《西游记》民间法研究的基本进路。而有学者已经展开《西游记》的相关民间法研究，旨在“着重分析玉帝天庭秩序的现实来源，梳理玉帝的治理规则与‘潜规则’，反思玉帝治理秩序的失衡，展示天庭禁令与民间习俗的冲突与互补，并分析其背后的时代思潮与历史语境”。^[23]本文将研究范围扩展至《西游记》中神魔世界的秩序格局与治理形态，这种民间法研究进路的基本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游记》之民间法研究进路旨在对小说涉法情节和社会规范的描述性分析，并不欲以现代法治文明标准评判明朝中叶的社会治理。《西游记》中的涉法情节与典型案例固然需要现代意义解读，但是这种解读是一种以“同情式理解”为基础的描述性分析，即整合小说中有关神魔世界秩序建构以及治理形态的制度规范、典型情节、具体场景与人物身份等，系统描述并客观分析其中的发生根据、演进逻辑、治理理念和相关规则运行状态，不涉及以现代法治标准对小说进行价值评判。因为，在古典小说中寻求现代法治资源的正面支持无异于缘木求鱼，同样，对之进行的现代法治批判也失去了现实价值。

其二，《西游记》之民间法研究进路聚焦于神魔世界的秩序格局与治理形态，还原神魔表象下的世俗社会运行状态。小说中的神魔世界包括仙佛、妖魔和人间三大领域，通过森严的等级秩序实现利益格局划分，其中的治理理念与治理规则反映了明朝中叶的社会治理现实与法律心理，是世俗社会关系的表达。这种观念和制度具有的遗传惯性深刻塑造着当时以及后世的治理形态，即便在当今时代的社会治理与交往关系中，其法律与人情、道义与利益的矛盾也具有超越时代的永恒性。

其三，《西游记》之民间法研究既涉及神魔世界中反映国家法制的明律，也包括各种民间习惯、潜规则与社会治理方式，均构成本文研究对象。前文已述，《西游记》中许多人物熟稔律令法条并可以灵活运用，这些法律条文都确实是明律的基本内容，是小说民间法研究进路不可忽视的基本内容。但除此之外，《西游记》更具有民间法价值的，则是维系神魔世界等级秩序与利益格局的各种规则与治理方式，其与国家法制（小说中体现为仙佛界的天条以及人间的王法）形成一种互动关系，塑造和影响着整个神魔世界的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