舶来的宪政文化：探析理性主义的二元对立

1. 理性主义的内涵

对于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现在一个基本的认识是: 西方人的思维模式是以理性为特质。[2]例如，当代哲学家张岱年认为: 人类的思维方式，不同民族之间，既有共同性，又有差异性。在西方古代，理性的“形式逻辑比较发达”。“亚里士多德已经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3]所谓理性，其主要特征被叶秀山总结为“对象性思维方式”。所谓对象性，就是从主体出发，将客体视为外在的客观实在，并在主体和客体之间划出泾渭分明的界限，从而预设了主体——客体二元分立的认识结构。对象性思维通过严格区分主体与客体，从而强调主体的独立性。主体可以运用逻辑方法以探求客体的内在本质。[4]

理性思维从其结构上来说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个层面指的是人与自然二分后，人对自然进行分析所采取的逻辑推理方式，从而发现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该层面所指的即是分析理性。第二个层面指的是价值理性，即把人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进行提升，升华到一个作为个体的人普遍性地具有追求自由和真理的精神层面，即形成一种理性精神。为保障个体的人权和自由，必须确立宪法的至上权威。于是宪法成了国家的根本大法，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宪法的制约，从而产生了法治的价值观。

在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中，很早就萌生了人与自然相对、主体与客体二分的意识。这一意识与中华民族传统“天人合一”、主客体不分的思维模式具有本质性的差异。正是由于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认识论，促使人们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去了解自然的内在本质，从而使得理性精神得以萌生，因此，总而言之，人和自然的对立也就是理性和自然的对立。[5]这也就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本特征: 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和理性主义。

对于理性的逻辑特征，从一开始，古希腊的哲学家在面对自然时便以根据理性探究宇宙自然的终极原因为己任，他们的思想武器不是类似于中国人的直觉、顿悟，而是理智化的、形式逻辑化的思辨以及为思辨提供证据的经验观察。[6]在近代，唯心主义哲学家笛卡尔的“惟理主义”哲学不仅强调“心”“物”二分，而且把这种主客体的二元对立推到了极端，主体可以基于理性对客体持绝对怀疑的态度，凡是没有经过理性“检阅”的事物都可以被主体 (人) 否定，从而把理性的作用予以绝对化。(www.xing528.com)

2. 理性主义的社会根源

这种二元的理性思维被认为与古希腊人当时的社会生存条件有关。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古希腊，其地理范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中的各岛屿、克里特岛及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沿海地区。这一带地区海陆交错。那里……土地贫瘠……农业生产条件恶劣，但却富有银矿、大理石和优质陶土，而且希腊海域的地理条件得天独厚。希腊半岛三面环海，有着世界最为曲折的海岸线和优良港口。[7]由于土地贫瘠，古希腊人生产的粮食不能自给，为了生存下去，他们便致力于发展手工业。他们将种植的葡萄、橄榄等酿酒榨油，开发矿产、制作陶器，通过海上交通源源不断地运往地中海各地，通过贸易从而获得所需的各种物质资料。[8]发展海上贸易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频繁发生的各种海难。人与天、神的合致并不能解释海难，而通过发展航海和造船技术则有可能克服海难和获得生存的物质资料。这使得古希腊人在意识的发育中把人与自然二元对立起来，自然界被视为是人们征服和改造的客体。古希腊人所研究的各种新技术是否具有可行性，是要通过实践来进行检测的，即看其是否能真正克服海难，其中关于技术细节的思考从经验上说，只有通过检测被证明具有可行性后才有可能成为生存的手段和条件。这相对于中国粗放的原始农业文明而言，它要求更高、更为细致、更为务实和更为符合以三段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逻辑要求。[9]

然而问题在于: 西方文化中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究竟对宪法的产生起到了何种影响? 以理性主义为基础而形成的西方宪政文化其主要内容为何? 理性主义促使西方形成了哪些不同于传统中国文化的价值观念? 只有了解西方立宪主义的文化基础，才不至于将“大兴土木”的法律文本更新视为宪政建设的全部内涵。相反，中国的宪政建设还可以大胆借鉴和吸取西方宪政文化中的先进文明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