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西周宣王时器，清道光间出土于陕西岐山，历陈介祺、叶恭绰等递藏，今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铭文四百九十余字，乃迄今所见青铜器铭文之最长者。铭文满布于鼎腹及底穹状部位，极难拓、亦极难裱褙而传其篇章神韵，比较而言，应以陈介祺本最为称善，余之所临即据于是。
凡青铜器铭文拓本行字呈弧状扇形展开者，均为先是受制于捶拓位置，后乃剪纸以使其平复使然。如此，则书范制模之初，受器形所限，字已不能尽由平正；捶拓裱褙之后，穹状纸因剪开、或濡湿而挤压不能不有所变形，而技艺精湛如陈介祺者，则可以把这种变形降至最低。如果想把文字行款强行拉直，反而失掉真实感和足供想象的空间，印刷品中选字本不如全拓本也在于此。
毛公鼎通篇有行无列，书写者不能预谋字形的大小划一，也无法均匀其篇章疏密。也就是说，洋洋洒洒近五百字的长铭书写，依托在球状字模初范之上，完全无法如平面那样正常地分间布白，而只能凭借经验和感觉，其过程充满了随机性。也正是这种随机性，为其增添了许多自然、生动和变化之美；虽然有很强的随机性，结字仍是业已成熟的大篆，不失法度与秩序精神，并未因字模特异而损减固有的美感或改变风格。假如尝试将全铭一一置入界格之中，则其面目必然大变，世间再无毛公鼎矣。所以，毛公鼎铭文能够从容进退于自然生动与法度秩序之间，个性与其成功诀要，尽在于斯。
李瑞清《跋毛公鼎》云：『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他的观点代表了清至近现代人们对毛公鼎书法的基本见解，但今天学书者虽多，却很少有人念及其事，即使是专攻篆书者亦然。那么，何以冷落一至于此？其一，毛公鼎铭文有『庙堂文字』的特点，而其美感风格却不单纯，与虢季子白盘之类和而不同，近于后世楷模的『锺王』，后者犹『颜柳』是也。有法而又不能尽得于法，变化又不离绳墨，极难把握，认知有亏，何况于学。再则，今天所见皆凭印刷品，又多为均匀排列的选字放大本，既失全豹，何来自然生动？其二，更有甚者视篆为书法之始，毛公鼎为篆之始，俱通之后乃可研习近世诸体书，自然通达无碍。其见解一则祖述唐代孙过庭《书谱》的『兼善』说、张怀瓘《评书药石论》的『复本』说，二则推广宋以降楷、行、草诸体之『篆籒气』观念。虽渊源有自，却不免迂阔，与书法史不合，行之亦难于落到实处。致使言之者自言自语，闻之者犹若未闻。其三，笔者以为，毛公鼎书法庄而不拘，放不失则，圆而骨峻，欹乃实正，皆须置于篇章之原生态中审视之。实际上，凡界格分明的大、小篆作品，但选数字即可评说其美感风格；凡有行无列参差错落者，须选数行以观其一片段，而后试言之；至若毛公鼎之特异的拓本状态，尤宜多选至半拓乃能试言其美。选字本一页不过八至十字，即使仅论字形，也要面对业已减损的状态，不可不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偏执一端，管窥蠡见，即难得要领，顾此失彼，无从探其奥赜。自毛公鼎出土至今，学其书而鲜有成就者，或当权舆于此。其四，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今人好古，犹叶公之好龙，泰半学古者或浅尝辄止，或肆意笔墨，皆欲取古以就我，托意丑拙，寄名抒情，标新立异，奔竞于时，不独对毛公鼎，对其他金文书迹亦然。
上古金文中界格的功用有二：一为正体，务使字形齐整划一而展示秩序之美；二为依字数布白，便于字模的书制。有行无列、字形小大不一而参差错落者，乃古法遗绪，若书简然。初学金文，如就选字本临帖，往往循法而入，不知生动变化；如从全拓通临，但堪用的佳本实在太少，应努力搜讨。如从毛公鼎通临入手，即可以循法而入，又能从容变化字形，疏密篇章，既明秩序之美，复通自然之理，学习效果当远胜于学习墙盘、逨盘、虢季子白盘之类。有心者不妨一试。(www.xing528.com)
如何临习毛公鼎，还会涉及一些具体问题。例如，或评其『仪态万千』，虽然夸张，尚不为无据；评其『天真烂漫』，则令人费解；评其线条『浑凝拙朴』，不知从哪里看到的『拙朴』；又言『浑厚、拙重、雄强之气』，也不清楚这些不同的意蕴自何处感知、又怎样融于一体的，等等。其实，如果溢美过度，反而会使美感风格变得模糊，以简驭繁，才是正道。至于察之不精，述之不伦，则徒增分缪，于学者无益。其他若怎样选择纸笔、拟定水墨，需要综合考虑，不能一概而论。
毛公鼎铭文 拓本
通临《毛公鼎》 70cm×90cm 纸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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