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生育决策与政策透视

家庭生育决策的过程主要包括基于生活经验和有限知识（有限理性，受到社会、文化、环境、政策、邻里等的影响）对家庭未来需要和未来利益关系的预测、生育预期、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等部分。

（一）决策参与者的转变：“个体决策”到“集体决策”

家庭生育决策过程与家庭权力分配关系密切，而家庭权力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家庭劳动分工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家庭内部丈夫与妻子之间年龄差距、受教育程度差异，都会决定夫妻双方在家庭决策博弈中的地位，家庭劳动参与率或是为家庭带来的经济收入越高的一方，在家庭生育决策上拥有更高的话语权。

在我国，长期以来，大多是以丈夫为主导的传统夫权家庭，即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所以生育决策往往由丈夫个人占决策主导地位。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大大提高，劳动参与率上升，同时性别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女性在家庭生育决策中获得更高的自主权，决策地位也相应提高。家庭生育决策的主体开始由个人决策转变为大多数家庭成员参与的集体决策。

（二）生育目的的转变：“生存型”到“发展型”

诺特斯坦（1953）提出家庭生育变动的原因在于生育动机的改变。人们倾向于减少生育数量是因为在工业社会中子女经济价值降低，而养育成本提高。(www.xing528.com)

以往，由于生产效率低下，家庭生育多是为了增加劳动力。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养老形式主要是家庭养老，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普遍倾向于生育多个孩子以达到“养儿防老”的目的。

近年来，随着社会政策改革、经济体制转变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日益完善，家庭也正在实现从“生存型”到“发展型”的演变，家庭决策出发点由偏重当前家庭需求转为偏重家庭未来发展需求。与此同时，家庭生育的目的也不仅仅局限于维持家庭生存，而转变为更高级的、注重家庭发展的目的。

（三）决策环境的转变

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逐渐从“强力限制生育”到“引导合理生育”转变。我国曾为了限制人口的增加，缓解过多人口带来的压力，实行强力的计划生育政策。而近年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独生子女家庭的脆弱性，政府开始逐渐放开二胎，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缓压力。

此外，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普惠性政策，例如新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九年义务教育政策等，以完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以减轻生养负担、减少抚养孩子的成本，鼓励人们生育二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