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即将成立

马克思实现了思想上的彻底变革，但这不是他的目标，他的视野在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根据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无产阶级的实际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越发体会到将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团结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成了最迫切的任务。创建一支工人革命政党势在必行，正如恩格斯在回忆这段历程的时候提过的：“无产阶级要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就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 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他们从思想上建党开始走出了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在1846 年2 月，马克思同恩格斯组织居住在工人住宅区的毕尔格尔斯、赫斯夫妇和塞卫斯提安、戴勒尔在这里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后来还来了几个波兰和比利时的朋友，其中有档案管理员日果。燕妮的弟弟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也成了通讯委员会成员，后来，威廉·沃尔夫也到这里来参加了委员会，德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代表魏特林也来到通讯委员会。大家民主选举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档案管理员菲利浦·日果（1820～1860）为常务委员会委员，领导委员会的日常工作。选举日果为常委，显然是为了通过他便于联系比利时的共产主义者。

新选出的常委会当即拟定了发展组织和开展宣传的计划。随后写信或派人分别与伦敦、巴黎和德国的爱北斐特以及威斯特伐里亚、西里西亚地区的一些城市的战友建立联系，先后在英、法、德三国建立了几个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或共产主义小组。通过通讯委员会的努力，又很快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发展成立了其他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逐渐成了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中心，提高了各国共产主义者和先进工人的思想觉悟，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团结，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做了准备。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领导下，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广泛的成效。他们与德国的多个城市、英国、法国、荷兰和丹麦等国的社会主义组织建立了联系，相互之间通信，交流工作情况，研究斗争策略，具体指导各国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发展。用这样一种有效的手段宣传了刚刚创立不久的科学社会主义，为国际工人运动保驾护航。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要不遗余力地同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斗争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初期参加通讯委员会的魏特林。

看到这里，可能有读者朋友会有点不解，都是加入的成员，怎么还成了斗争关系呢？这里我们需要说明一下魏特林的特殊性。魏特林是一个裁缝出身，他所追求和宣扬的是一种平均共产主义，主张财产共有、共同劳动、平均领取生活必需品，等等。魏特林认为革命的力量是手工业者，这里就不难看出他没有跳脱自己的阶级出身，思考问题的局限性很明显。1846 年初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建立后，多次举行理论研讨会，马克思、恩格斯时常邀请魏特林参加。在3 月30 日这一次研讨会上讨论工人运动领袖们如何共同行动和如何开展共产主义宣传问题，魏特林大言不惭地坚持要首先出版他的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和多位委员都不同意这样做，并且批评了魏特林的手工业者平均共产主义和否认政治斗争的密谋宗派策略。他置若罔闻，拒不接受。俄国自由派作家安年科夫也被邀请参加这次会议。他在于1880 年发表的回忆录《美妙的十年》中生动地记述了这次会议上争论的实况。根据安年科夫记录，在魏特林口若悬河地兜售自己那些只有煽动而没有革命策略和步骤的言论后，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个像德国这样的文明国家，如果没有进步的理论，就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事实也是如此，至今除了喧嚣叫嚷，有害的感情冲动和事业遭到失败，什么事也没有做出来。魏特林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辩驳说，一个为了正义、团结和兄弟般的帮助而把几百个人集合在一面旗帜下的人，不可能是头脑空虚的无用的人……他认为他的平凡的准备工作，也许要比抛开苦难的人民来进行批判和空洞的理论分析更有助于共同的事业。马克思听到最后几句话时，气得再也忍不住了。他使劲捶了一下桌子，桌上的灯都震得摇晃了，直言：“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其他参会者也都跟着他站起身来。会议结束后，马克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简直是怒不可遏。

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一度在德国工人群众中很受拥护，出于维护革命队伍团结的需要，马克思一开始努力争取过魏特林，也苦口婆心地纠正过他的错误思想，但是魏特林十分自傲，根本看不上马克思这种晚辈。魏特林渐渐飘起来了，觉得自己成了工人的救世主一般，自己的成就大大的，这种心态作祟注定他无法听进任何不合他心意的建议。魏特林和马克思、恩格斯撕破脸的起因是魏特林明里暗里要让自己的观点主张成为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的指导思想。这样的话，冲突就避无可避了。我想，看到这里谁空想、不切实际就很清楚了吧。(www.xing528.com)

“真正的社会主义”在美国的代表人物是海尔曼·克利盖，他把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思想继承个彻底，天天鼓吹“普遍之爱”是共产主义，自称是德国共产主义学说的代表。克利盖主张以抽象的爱为基础，每人分一块土地，以便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爱”的乐园，从而也就实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其实这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农业社会主义的观点，即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样只得逼得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发表声明与他决裂，这就是《反克利盖通告》，言辞深刻的通告由布鲁塞尔发向德国、伦敦和巴黎的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并且寄给了克利盖在纽约主编的《人民论坛报》，要求其公开发表。这份通告对消除克利盖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不久，克利盖的拥护者纷纷闪人，报纸也办不下去了。而魏特林从一开始就成了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里唯一一个投票反对发布《反克利盖公告》的人，表明他已经完全倒向了“真正的社会主义”，魏特林在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找不到一个支持者，他主动与同盟决裂，只身前往瑞士想要创立一个独立的政党，结果被现实狠狠地上了一课，灰头土脸，后来与克利盖搭上线去了美国，两人打算合办一个刊物，结果一事无成。至此，魏特林在通讯委员会和德国工人运动中的影响逐渐减弱至消失了。

如果说“真正的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努力下逐渐被清除出工人运动，那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蒲鲁东的恶劣影响则要严重得多。马克思不得不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与之作斗争。

蒲鲁东当过学徒、放羊娃、办事员，勤奋好学的他靠着自学出版著作，成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新星。马克思早年对蒲鲁东评价很高，在巴黎与他结识之后还跟他研讨过理论问题。马克思曾经希冀蒲鲁东可以克服世界观的缺陷，对社会主义形成科学的理论认知，却落空了。本来马克思于1846 年5 月5 日与恩格斯、日果三人联名写信给在巴黎活动的蒲鲁东，约请这位工人理论家做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在巴黎的通信人，信中诚恳地说：“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比您更合适的通信人了。”还说蒲鲁东寄来的信件的邮费不用他自己负担。可是蒲鲁东妄自尊大，对马克思的邀约冷眼以对，明确表示自己反对革命，支持被马克思批判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格律恩，甚至放出话来，我马上就要出版一部大作，欢迎你马克思来反驳。这本“大作”就是《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蒲鲁东试图在这本书里用黑格尔的哲学和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的研究来形成自己的一部划时代巨著。

马克思拿到这本书后，当场给了一个评价：“是一本很坏的书。”抓紧时间写一本反驳性的作品成了当务之急。马克思争分夺秒地用法语写成了批驳蒲鲁东的一本小册子，即著名的《哲学的贫困》。从题目上是不是能看出来一点马克思的冷幽默呢？用法文写是为了更好地让巴黎的工人群众阅读和交流，着实用心良苦。1847 年7 月，《哲学的贫困》在巴黎和布鲁塞尔同时出版，这是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公开阐述的重要文献。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 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中第一次做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概述。”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深入批判蒲鲁东错误思想的同时，对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以及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做出了较之《德意志意识形态》更为精确的表述，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获得了突破性进展，为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