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在《古兰经》的共同基础上，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一样呈现出差异很大的表现方式。在伊斯兰教产生的早期就形成了逊尼派（在阿拉伯地区占大多数）和什叶派（位于伊朗、伊拉克南部以及波斯湾的少数地区）的基本派别，后来又增加了一些较小的宗教派别。不同的宗教形式繁荣发展，其中也包括神秘-禁欲主义的苏菲派。一个普遍承认的教义权威是不存在的，但在具体信仰问题上或许有公认的权威。其中，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自19世纪后期开始脱颖而出，它为逊尼派提出了领导权的要求。

或许伊斯兰教在与其他宗教共处的传统上比基督教还要悠久：先知穆罕默德就已经接受被征服者仍信仰基督教或犹太教的事实。我们在《沙贾汉纳巴德》那章中已经看到，税收上存在着分别。困难时期也有暴力袭击事件发生，但一般来说是以包容为主。因此，科普特基督教得以在埃及幸存下来，科普特教会是自5世纪起从基督教主流学说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群体。在穆斯林居多的埃及，它某种程度上被封闭起来，从而逃过了一般来说可能性很大的对“真正”基督教信仰的“皈依”。19世纪中期，7%～8%的埃及人是基督徒，其中大多是科普特教徒。

20世纪50年代后期，伊斯兰教在阿拉伯世界还没有那么独立自主。纳赛尔偶尔以它来作为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基础。在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教应当掩盖外交转向美国的事实。穆斯林权威的所有说法都受到怀疑，是否实际上有其政治动机。但在这种官方的伊斯兰教之外还有平民的伊斯兰教。而且它的重要性增大。它是非欧洲人、非精英、非革命者的信仰。因此，它不是深奥的理论，而是包括宗教仪式、兄弟会、慰藉网络在内的实用的日常信仰。它取代了福利国家和政治对话空间，不管是欧洲人、旧精英还是阿拉伯革命者都没有带来这两样东西。

“伊斯兰教是解决办法”，穆斯林兄弟会多少有点儿天真的口号这样说道但是自“六日战争”和纳赛尔希望破灭以来，事实证明这是非常有效的。在民族国家、国际力量对比、政治制度以外的地方，在《古兰经》和从中产生的伊斯兰思想中蕴藏着一个宝藏。它将为动荡的阿拉伯世界指出一条通向未来的新道路。每个人都可以去发掘它。自20世纪70年代起，埃及城市里也有越来越多的妇女重新戴起了头巾和面纱。一种自觉的日常生活的伊斯兰化开始。周五到清真寺去祈祷成了一件时髦的事。平民自豪地展示他们新的自我认知：兄弟友爱-保守主义。在迅速增多的埃及民众当中，国家触碰不到的人越来越多，享受了良好的学校甚至大学教育、现在要寻找自己在世界的位置的人也越来越多。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真诚地认为伊斯兰教是解决办法。但有的人变得极端、闭塞，开始反对一切非穆斯林。

20世纪70年代末，极端分子开始显示出影响力。1979年，伊朗的一场穆斯林革命推翻了美国支持的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政府。同年，苏联军队进军阿富汗支援共产党政府。接着在东西对峙时期，美国为最有效的苏联的对手提供了财政和武器支持——年轻的伊斯兰圣战者。他们不仅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很快也来自整个阿拉伯世界。传统上与极端伊斯兰学说联系在一起同时又是美国忠实联盟伙伴的沙特阿拉伯扮演了关键角色。圣战者迫使苏联进入无法取胜的漫长的游击战。1981年，伊斯兰分子刺杀了纳赛尔在埃及的继任者安瓦尔·萨达特。1987年，巴勒斯坦出现伊斯兰哈马斯运动，它也是兄弟会组织。同样，在自1967年以来的以色列持续不断的占领下，该组织变得极端和激进。

三场海湾战争和持续的巴勒斯坦问题令极端化进一步恶化。1980年，伊拉克总统、阿拉伯军事与发展专制的一个后来但恶劣的代表萨达姆·侯赛因将伊朗拉入战争。他以为，伊斯兰革命已经削弱了邻国的力量。尽管得到了美国、海湾国家和埃及的支持，但胜利没有到来。伊朗用士兵的伊斯兰热情弥补了武器技术上的劣势并坚持了下来，它得到了叙利亚、利比亚和南也门的支持。1988年的停火实质上确认了战前的边界。这是第一场海湾战争。

为了支付惊人的战争债务，萨达姆·侯赛因在1990年突袭相邻小国科威特，据猜测，波斯湾20%的石油储备都在科威特的砂质土壤下面。这一次，除了少数例外，阿拉伯世界一致谴责袭击。它们几乎一致加入了解救科威特的行动，它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并由美国领导。这是1990—91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它以萨达姆·侯赛因的全面失败告终，但是他自己在伊拉克的权力得以保持。(www.xing528.com)

美军在沙特请求及其国内重要神职人员的同意下驻扎麦加和麦地那圣地，这激怒了极端分子。乌萨马·本·拉登决定结束他作为建筑企业家的平静生活，投身针对不信神者的地下运动。全球无数恐怖袭击都与他有关。血腥行动的高峰是：2001年9月11日两架被劫持飞机直接撞向纽约的世贸中心双塔令之倒塌。“9·11”事件促使美国对阿富汗作战并在2003年再次对伊拉克开战（这是第三次海湾战争）。按照美国官方的说法，两场战争它都获胜了。萨达姆·侯赛因被推翻。但是令这些国家实现和平这点却没有成功。

因为眼下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景象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在对伊斯兰教的新式诠释中，某些人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宣传自杀式袭击是战斗手段，是值得嘉奖的“圣战”以及对真主事业的热情的体现，这与传统和公认的伊斯兰权威相悖。自杀式袭击成为神圣的举动。先是黎巴嫩成为献祭者偏爱的地点，然后是以色列。此时某些阿拉伯国家已经与以色列达成了和平，起初是埃及在1977年（并且不顾其他所有国家的反对），然后是约旦在1994年。第三个前线国家叙利亚也不愿再作战。巴勒斯坦人认为自己落了单，而且在以色列自1967年起控制的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毫无希望了。他们的传统代表机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下更倾向于阿拉伯化和社会主义而不是伊斯兰主义，它的精力集中在得到阿拉伯世界和联合国的承认上。在非官方渠道，它也寻求与以色列实现和平。1995年，和平似乎距离很近了，但是和平进程在2000年破裂，这也是因为双方对反对和谈的极端分子抬头的担心过于严重。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被一名犹太极端分子刺杀。

很多巴勒斯坦年轻人转向对他们承诺了未来和精神慰藉的哈马斯伊斯兰极端组织。或许以色列特别是耶路撒冷是圣地所在也起了作用。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人在这里的重要地点崇拜他们的神，有的地点——比方说圆顶清真寺和哭墙名副其实地紧挨着。妥协的理由很多，但却没有什么空间。2000—2003年，在以色列把自己炸飞的穆斯林青年有100多个。成为他们牺牲品的大多是公交车乘客和咖啡馆的顾客。军队与平民之间已经没有分别。以色列建造了一座墙。此后特别是在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被毫无希望地困了起来，也被困在他们自身的极端化当中。

从以色列以及巴勒斯坦的角度来说，自杀式袭击在阿拉伯世界走出了它的道路。起初它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地区成为武器。大多数牺牲者是穆斯林，因为此时极端分子对纯正的要求主要是针对其他伊斯兰教派：所有不愿追随极端分子对伊斯兰教的绝对理解的人都被视为非信徒。

2011年，一股被称为是“阿拉伯之春”的革命潮流席卷阿拉伯世界。它的开端是突尼斯商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自焚。也就是说，并非袭击，而是一个并不极端的年轻人的绝望行为。它成为通过手机和脸书联结起来的年轻一代的火把，他们不愿再忍受阿拉伯世界的腐败专制和君主制度。但他们在伊斯兰主义中也没有看到解决的办法。新媒体实时传播的充满想象力的抗议和示威推翻了突尼斯、利比亚、埃及和也门的国家领导人，并令其他国家面临极大的压力。但只有突尼斯实现了向某种程度上的民主架构的过渡。其他国家的革命者被证明力量太弱。面对伊斯兰保守派、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军队的阻力，他们无力实现新的政体。利比亚和叙利亚出现了内战，它们很快又变得极端化。西欧、美国和俄罗斯介入。但是迅速获胜是不可能的。极端分子以欧洲和美国的自杀式袭击做出反应。在那里，有的人将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与整个伊斯兰教等同起来，这进一步加剧了矛盾。

阿拉伯世界走过了扣人心弦的20世纪，它充满了希望的破灭。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里在21世纪初才有大量失去了国家权威的暴力地区。此外也有完全不同的地区：阿拉伯半岛的石油君主国或者是位于边缘位置但影响巨大的“亲戚”土耳其和伊朗。这里有超级城市开罗，它是21世纪年轻的全球城市文化的一部分。在这里，年轻伊斯兰男子（以及越来越多的女性）危险的极端化并没有下面这个重大问题重要：国家触及并争取到不断增多的年轻民众的速度能有多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