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与普遍历史：对立与统一的解析

字面看来,在“文明比较”这个提法中至少包含这样一些基本意思:(1)文明的多样性,预设至少有两种以上的文明主体,才能谈得上“文明”之间的比较;(2)单一文明内部的统一性,作为比较对象的“文明”主体各自成其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由此才能成立为相互比较的对象;(3)文明之间的可比较性,一谈到比较,就很容易想到“同”和“异”,而无论是求“同”还是求“异”,无论对“同”或“异”内容做何种理解,至少已经预设了求“同”或求“异”的可能性,预设了某种超出个别“文明”形态之上的判断“尺度”,尽管这个“尺度”的内容本身可能还不够明确。

在对以上三点进行更具体的论述之前,先做一点前提性的反思:真的存在“文明”这样一种既是复数形式同时又具有内在总体性的“对象”,可供我们做一种“比较”研究吗?我们提出“文明比较”这样一种研究“视域”,自然蕴含着对上述疑问的肯定性回答。但真要对这种研究“视域”的合理性做出恰当的说明,却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我看来,一个较为方便的路径是向黑格尔-马克思所代表的某种思想传统的复归,而这首先又意味着至少要在哲学基础上应对“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发展过程中对这一思想传统提出的某些根本性挑战。

简单说来,黑格尔-马克思所代表的这种思想传统,意味着一种“思辨历史哲学”的立场。这种哲学立场预设作为一个总体性认识对象的“历史”是可能的:历史是一个有着内在逻辑、内在必然性或内在合理性的过程,并且我们可以对这种内在的逻辑、内在的必然性或合理性做出正确的认识和描述。这种“思辨历史哲学”的立场,也可以称作是关于“历史”的“形而上学”立场,是一种古典的“历史哲学”立场。

在“黑格尔之后”,上述思想立场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挑战,其中最为核心的挑战来自三个方面:(1)马克思、海德格尔等人所发动的对旧哲学或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批判;(2)经验科学的实证主义对思辨形而上学传统的反叛;(3)作为一种哲学立场的后现代主义对所谓“元叙事”的解构。上述三个方面,最复杂也最具理论重要性的是第一个方面。

言其复杂,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传承中,曾经一度与第二方面合流,而作为一种哲学立场的后现代主义与海德格尔哲学之间也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因此,首先要将第一个方面与其余两个方面剥离开来。简单地说,经验科学的实证主义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反叛,实质不过是海德格尔所揭示的传统哲学的“终结”或自我完成;而作为一种哲学立场的后现代主义,不过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政治解放”或新世纪以来人们议论很多的“承认政治”在哲学文化上的反映。

言其重要,是因为在马克思-海德格尔这个方向的挑战中,批判继承了黑格尔思辨历史哲学最基本的内核,从而构成了对黑格尔哲学或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发展:黑格尔哲学揭示的客观精神或世界精神的发展,在马克思那里演变为关于历史必然性的思想,在海德格尔那里表现为对“世界-历史天命”的领会。

当然,要对上述三个挑战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剖析,恐怕需要写一部“后黑格尔”时代的西方哲学史或西方思想史才有可能做到。这里暂且撇开不谈,下面回到正题。(www.xing528.com)

我们知道,黑格尔是坚持思有同一原则的,并且出于“思维经济学”的考虑,把历史归结为思想史,把经验存在的本质性导回到思维本身的范畴推演和概念体系,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赋予历史实践或人们的感性生活以真正的基础性地位,海德格尔则通过强调“此在”在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强调通过对此在在世的生存论分析来重新理解整个西方形而上学史,后期更通过强调专注于存在本身或存在历史之新开端来探寻一条不同于传统哲学的“思”路。但在我看来,尽管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等人对西方历史的具体表述与前途判断不同,甚至后来者对前辈有非常极端的批评,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基本思想视野上存在十分重要的共通之处,亦即我们所谓的思辨历史哲学的或普遍历史的思想立场。三者之间的这个共通之处或这个普遍历史的基本立场,是我们倡导“文明比较”研究思路时试图特别强调的第一个方面。因为这种普遍历史的基本立场,是我们能够将某个“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和认识的思想前提。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进行“文明”之间的整体性比较。

因此,事情的实质在于:一旦确认“文明”的独立性、自主性和整体性,我们就已经承诺了某种“普遍历史”的思想视野;而一旦涉及作为独立整体的“文明”系统之间的比较研究,也就承诺了某种“文明论”的思想视野。卡尔·勒维特在《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一书中探讨了普遍历史哲学的一些重要的历史版本及其神学前提,其中包括马克思与黑格尔,但没有提到海德格尔。而在我看来,不要说海德格尔本人,就是对海德格尔思想做出过激励批评的列奥·施特劳斯,其政治哲学也可以看作是普遍历史哲学的一种变形,因为他也致力于对西方文明的历史做一种总体性的把握与判断。至于“文明论”倾向的思想家,我们也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单,比如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亨廷顿,以及中国近代的梁漱溟、梁启超、李大钊等。但我个人最看重的还是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等人,虽然他们在“文明论”的立场上持某种非常坚定的“西方中心主义”,但他们的确是迄今为止对西方文明的特质与弊病给出了最深刻诊断的人。

为了方便展开我们的论述,这里特别介绍一下复旦大学丁耘教授在其近著《中道之国》中谈到的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观点。他化用雅斯贝尔斯的学说,特别强调了“轴心时代”的“文明论”意义:“对于全部人类历史而言,轴心期的古今之变产生的、复数意义上的大现代性,比西欧的小现代性更为重要;理解与解释小现代性要以轴心期的‘大现代性’为背景;解决小现代性所蕴含的种种危机和难题,只能回溯到它之所从出的大现代性;轴心期的文明给予了人类更多的‘现代’可能。”换句话说,“轴心文明说可发挥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印度、希腊只是大现代文明的不同类型。有差别,有相通。其中只有希腊文明通过文艺复兴的再次突破,衍化出了小现代性。在希腊文明无法克制这个似乎是它召唤出来的、我们意义上的‘现代性’之时,人类最有希望的出路可能只是诉诸其他轴心文明,具言之是中国或印度”^[1]。

所谓“大现代性”与“小现代性”的区分,的确让我们的思路变得豁然开朗,可以大大减轻由西方现代性对我们的威压所造成的生存焦虑(尽管其本身文明的弊病已经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有充分的显现)。由此,我们似乎可以从“轴心时代”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平等”或“平行”地位出发,来重新思考中西文明的交汇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着不再把“西方现代性”视为一切“文明”形态都必须经历的一个历史通道,即便是我们也承认我们的“文明”传统需要某种意义上的“现代化”。关于中华文明传统的现代转化,学术界也已经有许多探讨,很多学者试图把这个过程的起点从近代上推到宋明甚至秦汉之际。但关键的问题在于:(1)西方文明内部的大、小“现代性”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对我们的文明存在方式构成真正挑战的“西方现代性”的本质内涵是什么?(2)如果我们假定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并不完全起始于现代西方文明的挑战,而是有自身文明更长远的基础,而且在应对“西方现代性”挑战时必然要在此基础上谋求自身独特的“现代化”道路的话,那么,这种文明基础及其相应的“现代性”特质究竟是什么?(3)当今中国正在构建的“小现代性”,无论是作为中华文明“大现代性”基础的自我发展或突破,还是作为接受西方文明“大”-“小”现代性挑战或启发的结果,其实质性的内容究竟是什么?(4)马克思主义作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的意识形态引导力量,同时作为对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激烈批判,在中华文明自身的现代转化或当今中国的“小现代性”建构过程中已经发挥和还将发挥怎样的实质性作用?

顺便说一句,上述第(4)小点的内容,是很多讨论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学者有意无意淡化或忽略的,比如在甘阳先生著名的“通三统”学说中,革命文化传统的根据止于毛泽东思想,但对毛泽东思想内部马克思主义内涵问题语焉不详,对于马克思主义继续中国化或化中国的问题几乎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说白了,如果这一点被回避的话,所谓西方与中国的“大”“小”现代性问题,则完全可以演变为与马克思主义传统无关的所谓“古今中西问题”。其中需要核心关注的是如下几个方面:西方文明传统内部的古今之变问题;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化与自身文明基础的关系问题;中华文明传统现代转化与西方“小”现代性之间的关系问题。

目前看来,面对这一问题,至少有三种基本思路:(1)依循黑格尔、马克思和海德格尔等人在西方文明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普遍历史哲学”的路径,把中华文明的现代化看作是受现代西方文明(西方“小”现代性)支配而近乎必然展开的一个历史过程;(2)强调中西方各自文明传统内部的古今同一性,因而强调中西“大”-“小”现代性之间一种在根本意义上的“平行”或“平等”地位,对于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历史效果采取极其审慎的态度,不急于下结论,或者说留待更遥远的将来,让世界历史本身去做结论;(3)不仅强调中华文明现代转化过程中的自主性,而且强调中西文明交汇之后在中华大地展开的文化结合的锻炼,不仅能够成功化解“西方现代性”的挑战,而且能够在充分占有西方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呈现出一种超越或包容中西文明基础差异的积极意义,能够为人类社会开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

上述三种思路,第一种可以说是狭义的或原初意义上的“普遍历史”思路,第二种则是与狭义的“普遍历史”思路处于对立地位的狭义的“文明论”思路,第三种是试图超越“普遍历史”与“文明论”思路的一般对立,把“文明论”视角综合到自身之内的更高层面的“普遍历史”思路。三种思路,构成了一种由“西方中心论”到“中西平行论”再到“中国中心论”的递进格局,分别代表着“被动适应”“防御相持”和“积极挑战”三种文明心态。从主观愿望来说,我们当然愿意采取第三种思路,并且希望特别突出地强调、观察和描述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传统在其中发挥的实质性作用,但就目前中国的实际状况而言,恐怕我们还必须充分尊重和深入思考前两种思路的内在理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