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看来，古代蒙学的教学内容局限于“习经读书”，基本类似于当代的“语文课程”，无非是读诵和书写而已。的确，古代蒙学的课程主要集中在语文学科，数学、常识之类属于“辅助课程”，不是一种普遍现象。从目前能查阅到的资料可以看出，从先秦至清代，蒙学阶段的课程主要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统领，以“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为主体，以专题性教学（如《九章算术》《三字经》《千字文》《增广贤文》等）为辅助。
按学科分类，古代蒙学的课程有识字、语文、作文、数学、音乐、体育、常识等，因时代不同、塾师能力不同而设置不同的课程，塾师本人有决定权。一般来说，识字和写字是儿童入学学习的第一关，“初学童蒙以识字为要务”（梁家园语）。几乎所有的教材都承载着识字任务，典型的识字教材有《史籀篇》《千字文》《杂字》《百家姓》；阅读类教材则以“四书五经”为主，时人新文为补充。算学在古代童蒙教育中算不上必修课，教材也远不如语文丰富，代表性的有《九章算术》《算经》等。至于常识，潜伏于各种教材之中，如《千字文》，以四字韵语的形式，从古人关于天地形成开始，把律历、历史、道德、读书、地理、饮食、园林、祭祀等知识连缀成文；《三字经》中有专门讲述历史的章节；《千家诗》中也按时令、竹木、宫室、音乐、兽虫等进行了分类；而宋代王应麟的《蒙学绀珠》“始于三才，终于万物，经以历代，纬以庶事”，是一部集语文、历史、地理、自然科学为一体的全科教材。
古代蒙学设置的课程和选用的教材有两个突出特点，一个是德育为首，另一个是服务于科举（隋唐以来）。历朝的统治者都注重对儿童道德品格的培养，蒙学也就顺势应时，开发了大量适合儿童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的教材，并在课程中加以强化。我们熟知的《论语》《孝经》《小学》《弟子规》《朱子家训》等都是典型的德育教材。蒙学德育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使学生“心中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治家之道，终身受用不尽，虽不能为入学之秀士，亦为安分之良民”。朱熹在《题蒙学》中说：“古者从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师、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朱文公把打扫卫生、交际礼仪这些日常琐事的养成教育上升到国泰民安的基础，实为卓识。
《兔园策》成书于唐，是为儿童编写的适用于科举考试的一本教材。入仕是隋唐以后最优的生存方向和立世选择，各类教材不免都打上了科举的烙印。清朝的入泮和科举考试中的作文题目皆出自《四书》（朱熹所注），因此“初学幼童，读《弟子规》。即读《小学》《孝经》，再读《四书》。《四书》概读朱注，以为将来上进地步”。从这段话里，既可以看出古代蒙学的课程内容，也可以看出学习本课程的目的在于为将来的仕途打下基础（“以为将来上进地步”）。
现整理清代浙江善化人唐鉴所设金陵义塾的课程和课时如下，可窥见古代蒙学课程之豹斑。
每日卯时（晨5：00—7：00）以前到学，向老师行礼。
早晨：点书（学习新课文）。(www.xing528.com)
上午：温习（复习）、习字（写字）、讲书（讲解已学过的课文）；对学习适合者“做破承起讲（学做八股文，应对科举考试的专项训练）”。
下午：点诗、读古文或时文（老师提供的新阅读材料）。
酉时（傍晚17：00—19：00）：向老师行礼，放学。
在校期间，“随时教以礼仪揖让，以长幼为序”（品德教育贯穿整个学习过程）。
可以猜想，唐鉴是嘉庆年间的科举进士，义塾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流程是其所受蒙学影响而一脉传承的，有一定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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