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护祠理事会决定正式登门拜访宗亲南伯。南伯是何人，为何大家对他如此敬畏和慎重？说来话长，他家可说是钟姓宗族和钟村有名的富贵人家，在K城也是名声在外。南伯，今年80 岁，二十三世，退休教师。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南伯的命运验证了“风水轮流转”这个道理。这个当年被人瞧不起、“文革”期间被夺去教鞭而放养鸭子的“臭老九”，不仅“文革”结束后名誉恢复，重登讲台；而且他的三个儿子老大（绰号“大佬”）、老二钱哥、老三（绰号“勇哥”）乘改革开放之东风，下海经商搞房地产开发，仅在K 城就已经开发建设了多处楼盘，都以“鸿辉”命名，总计建筑面积6 万多平方米，地处黄金地段，建筑设计现代典雅。钱哥兄弟捐助学校、修路等社会公益事业达几百万元，成为当地富甲一方、有名望的大家族。南伯则“父以子贵”，为族人和当地百姓所倚重。[1]他自1986年加入居士林研习佛经，主张与人为善，要回报社会。由于南伯的三个儿子常年在外，难以见面，于是护祠理事会决定通过南伯寻求钱哥兄弟的帮助和支持，利用他家雄厚的财势和广泛的社会关系来增加护祠的砝码。其实早在2002年，钟校长、晋成和三叔曾拜访过南伯一家。当时传出K城市政府要在钟村实施房屋拆迁，而且是由钱哥兄弟负责开发。于是他们决定前往钱哥家了解情况，打探消息。钱哥的父亲南伯说K 城市委领导确实曾有意请他儿子开发，但他不同意，听说准备将开发权交给其他开发商。之后我又亲自找到护祠主要领导人钱哥和他的兄弟访谈，均证实上述说法，钱哥的大哥——“大佬”更是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那还是在1999年，K城一位市领导叫
到他办公室，将梅江四路口到英帅公园约两百亩土地交给
开发，那位领导说：“老弟，这一块归你去搞，
帮你弄好红头文件，免一切税收和报建费。”
当时估计需要3 亿左右的投资，但至少可挣几千万元，因为光店面就可以做800～1000 间。但
始终认为是自家的宗祠，不能动，
就一直拖着，从1999年拖到2000年，从2000年又拖到2001年，一直到现在。如果
当时承领了，寿山公祠可能被拆了。这一片地方政府早就想拆，因为领导一下飞机，就看到这片破破烂烂的，有碍观瞻，从城市规划来说也确实不好看。因此K城的几任领导都曾下决心要拆，但都因没有钱而没有动工。[2]
但是钟校长他们依旧不太放心，于是决定再次拜访。钟校长、老钟等人的到访，受到了南伯的热情招待，他态度鲜明地表明他们全家对祖屋、宗祠的认识，表示全力拥护和支持保祠行动。南伯说：“拆这个寿山公祠来搞房地产，就是能挣三五千万元，又怎么样呢？不仅
等这一代人会（被人）指着脊梁骨骂，而且子孙后代都会骂。”[3]大家一直聊到正午近12 点，南伯留钟校长等人在家吃饭，说他的儿子一会儿就会回来，大家见个面，认识一下。不多久，勇哥和钱哥先后开车回来，钱哥没有说话，而勇哥则当即鼓励、表扬护祠理事会的工作和所取的成绩，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首先要自保，立足于自己；其次祠堂的大门要开，人气才旺。钟校长等人告诉勇哥说护祠理事会也知道自保的重要，但关键是缺乏资金，“那时快过年了，
等想买一个‘拿沙’[4]来捞起门前塘里的脏物，用火烧掉，因为没有钱只能做到这些。勇哥听了微微一笑，意思这太简单了，他说下昼会到寿山公祠去看看。”[5]南伯父子的讲话，让钟校长他们十分感动，钱哥兄弟参与钟村房屋拆迁开发的传闻即行完全冰释。钟校长他们感到很振奋，于是极力谢绝南伯父子的挽留，返回祠堂分头进行准备。
2004年1月1日下午2点30 分，下祠、上祠、城西黄塘、梅县白宫镇等地宗亲代表共50多人济济一堂，举行了2004年的第一次会议。会议上，勇哥首先发言，他从此次房屋拆迁的背景、护祠的形势，到寿山公祠的特征与价值，再到护祠的抗争策略和手段，进行了客观、详细的阐释，明确提出“自保自救”的思路，[6]并当场拿出一万元现金作为护祠的活动经费，大家当即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副会长老钟发言，他充分肯定了勇哥提出的合理且中肯的分析与建议，并感谢他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参与。未等老钟话音落地，这时不太喜欢说话、一直抽着香烟的钱哥“唿”地站了起来，大声宣布：他将出资负责清理寿山公祠门外、池塘的垃圾以及负责卫生绿化，众人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7]很多人也就是在这一天才真正认识钱哥的，他身高1.75 米左右，长着一张棱角分明的国字脸和一双锐利的眼睛，微胖的身体挺着一个不大的啤酒肚，乌黑锃亮的头发一丝不乱，厚大的口鼻之间有一道“八”字形的凹痕，精明能干中又隐藏着一股威严和杀气。钱哥47 岁，高中文化程度，曾经在部队摸爬滚打过，在暗无天日的矿井下挖过煤，十多年前下海经商，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深广的社会关系。
会议结束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了，钱哥叫大家不要走，从现在就开始动手清理。当时的寿山公祠不仅祠堂里面一片零乱、破旧，祠堂外面更是杂草丛生、垃圾满塘、苍蝇乱飞，与繁华、热闹的K城大道形成较大的反差。
造成寿山公祠的这种状况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新中国成立前寿山公祠做过学堂，自土改以后，寿山公祠被收归公有，先后做过城南区、水白公社的会场以及生产队的仓库，两侧的横屋房间则被分给农户，门前的鱼塘则划归生产队。据满叔公回忆，寿山公祠屋后有背胡岭[8]和半圆形围墙，围墙内为小背胡岭，外为大背胡岭，种满了竹子和果树。寿山公祠后面的围墙则于20世纪60年代因建烤烟房而被拆除，风围和竹子、果树则或被拆或被砍，就连被客家人视之为“风水要地”的化胎，也被人们占用、建房。(www.xing528.com)
改革开放后，寿山公祠的上中下厅堂被收回宗族共有。80年代初旅港宗亲钟晋成等人出资添置了供桌，神龛也得到简单的修复，重制的祖先牌位被安放于其上，每年的春节祭祖仪式也逐渐得到恢复。然而除了逢年过节族人前来祭拜外，寿山公祠平时很少开门。随着族人们纷纷搬进新楼，两边横屋或出租或闲置，卫生环境很糟糕。特别是门前的鱼塘，由于属寿山公祠所在的钟村第五村民小组集体所有，没有人管理，大家随便在此扔垃圾、丢杂物，舀水淋菜，鱼塘变成了一个垃圾池、臭水塘。鱼塘周围还种上了菜，还搭建了棚寮，虽然是不值钱的小东西，但一旦拆除就需要做解释、说服工作，不能蛮干。钱哥告诉我说，他对寿山公祠的人事不熟，于是他依靠老钟、钟俞生、阿细以及住在寿山公祠左边横屋的“赌博山”等人，特别是派钟俞生去做那些种菜的、搭棚寮的工作，因为他长期担任该村民小组的会计，人头熟。[9]得知是护祠工作的需要，菜地和棚寮的所有者较为配合和支持，不但没有闹纠纷且没有提出要一分钱的补偿，这在以前是很难得的。于是众人热情高涨，连夜就将菜地、棚寮清理完毕。第二天就正式清理垃圾，寿山公祠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卫生运动：上至80 多岁的白发老者，下至七八岁的儿童，有的手挥扫帚打扫灰尘，有的手持撬棍疏通下水道，有的拿起锄头挖塘泥，大家忙个不停，不甘落后。这次浩浩荡荡的清扫工作整整持续了三天两夜，参与人数达到几百人次，总共动用了四部大泥头车和一部钩机，先后运走垃圾、泥土380车，四周还种上花草树木；然后抽掉塘里的臭水，清洗池塘，最后灌上钱哥的鸿辉小区的消防水，总计费用为1.5 万元，[10]全部由钱哥资助，作为他捐献的护祠经费。
4日，在钱哥的指挥下，对寿山公祠由上而下，由内而外进行清扫、洗涤。参与清洗队伍的钟屋人很多，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大家在欢声笑语中，把古老的祖祠清扫得干干净净，“这样我们便堵住了他们（拆迁办）拆我祖祠的借口——环境恶劣，影响市容”。接着二十四世裔孙大韦又主动捐款5000元，买了两套木沙发和一套办公桌椅；还有人送来两盆花草。[11]护祠理事会也开始有了基本的办公场所和设备。经过这次彻底的清扫，寿山公祠顿时焕然一新，惹得许多路人驻足观看。钟屋人就更不用说了，家住在寿山公祠左侧大约10米的钟寅明说：“以前寿山祠很破败，垃圾遍地，从
家到寿山祠门前这一段路简直无法通行，甚至家门前都不能坐，而且臭气熏天，平时根本无法开窗。现在环境搞好了，心情舒畅多了，而且来祠堂的人越来越多，人气旺很是热闹。”[12]
经过长达九个多月的抗拆保祠行动，护祠理事会逐渐形成“自保自救”的思路。所谓“自保自救”，按照护祠理事会的说法是：“我们从长时间向政府陈请的经历，使我们的思想认识有了较大的转变，靠天靠地固然重要，而更重要的是靠自己！要自立、自强、自尊、自保。”[13]即立足宗族本身内部，在继续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基础上，广泛争取海内外宗亲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和援助，开始坚持“内外结合”[14]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简而言之，前一阶段的护祠抗争是关起门来要文（物）保（护），主张“不准拆”，斗争主体是护祠理事会和海内外华侨、宗亲等少数精英；现在则是打开大门谋自保，坚持“不能拆”，依靠并动员全体寿山公祠后裔和社会各界人士。
自2004年1月5日起，寿山公祠每天大门敞开，上午自8点至12 点，下午自2点至6点，晚上6点至12点，对外开放，聘请归乔、国泰为专职保卫，每人每月150元的补贴，负责寿山公祠的安全守卫，以及日常管理、清扫卫生、淋洒花木等。同时每天的上午和下午各安排一位理事义务到寿山公祠进行值日，处理有关事务，接待来访者，如遇较大事情则通知会长、副会长，并负责记好当天的值日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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