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是一组相关概念，主流的观点是将传统与现代视为对立的二元或两极，把传统看成与现代格格不入的文化模式，传统文化会随着工业化的成长、城市的扩张而消退。这种思想的渊源和理论依据来自于19世纪的社会学家斯宾塞等人的社会进化理论，包括后来的现代化理论亦持此论。当现代化和城市化被人们接受并被界定为与那些所谓传统的、古老的、乡村的一切东西彻底决裂，甚至终结和取代之后，当城市化等于现代化的发展逻辑被视为理所当然，于是就有了大规模的扩城、造城运动，以“旧城改造”“危房改造”“城市建设”等名义以摧枯拉朽之势全面铺开，取而代之的是一排排清一色的玻璃幕墙、火柴盒般的“水泥森林”。这时房屋建筑的高与矮、新与旧、洋与土等已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差异，而是具有实质内容的价值评判。
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大陆已全面进入高速城市化阶段，这就意味着大规模的扩城、造城运动的开始，意味着大量的城市房屋被拆迁和土地被征用。一方面是政府和开发商步步向前，进行大片大片的“圈地”，征地拆房，另一方面老百姓则是步步退却，并据理力争，讨价还价。双方相峙，强弱立分，无数房屋建筑就在以行政和市场主导下的拆迁中被强力拆除，老百姓不满的声音也越来越多，上访、自焚、静坐等成为拆迁户抗争的无奈之举，2003年更是被新闻媒体称之为“拆迁年”。[1]城市拆迁之所以产生纠纷，除了由于拆迁户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受到公然的践踏之外，另一个就是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张力与矛盾，特别是围绕那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民居古建筑而引起的冲突、抗争尤其引人注目。目前许多城市在现代化的名义下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改造、建设，于是诸如北京四合院被成片拆除，浙江定海古城被大肆拆毁，福建的三坊七巷遭到破坏，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襄樊的千年古城墙被毁等历史街区、古建筑被破坏的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却是专家学者的大声疾呼和普通民众的愤起保卫，于是有了诸如“四合院保卫战”“守卫石库门”“与推土机的对抗”等民间抗争行动，有了王军《城记》一书的热销和所引发的热烈讨论。
这种现代化城市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的尖锐矛盾，也同样出现在广东省，甚至比其他地区表现得更加突出和激烈。广东是岭南地区的中心，有着广府、客家和潮汕三大汉族族群和瑶、畲、满等少数民族。广府族群分布于珠江流域一带，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广州话、繁荣的商业、开放务实的民性、发达的宗族制度、城镇骑楼和侨乡碉楼，以及粤剧、粤菜等被视为广府文化的代表。潮汕族群分布于粤东韩江中下游，闽南语系的潮州话，“四点金”和“四马拖车”的民居建筑、多神崇拜和游神赛会、潮剧、功夫茶，团结开拓精神以及商业贸易是潮汕文化的突出特色。客家族群聚居于粤东北一带，其强烈的族群认同和祖先崇拜，有着“中原古汉语活化石”之誉的客家方言，中国五大传统民居之一的围龙屋、客家山歌、二次葬以及崇文重教、刻苦勤俭精神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识。[2]广府、客家和潮汕这三大族群及其文化各有特色，争奇斗妍，构成广东文化的主体。
在广东省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传统文化、历史文物被破坏的现象相当严重。据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广东省已有30 处文物保护单位被完全毁坏，数百处古遗址、古墓葬、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已消失。[3]在广州，许多具有典型岭南文化特色的古建筑被拆被毁。例如1999年年初，因广州内环路施工，原沙基惨案发生地的六二三路沿线建筑包括一些近现代岭南特色建筑的骑楼，一星期内被迅速拆完。在珠海，作为其开埠历史见证的朝阳路和香埠路在城市改造中灰飞烟灭，而建于光绪八年（1882）的市级文化保护单位的“愚园”，也在2002年城中旧村改造中受到侵蚀。
K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具有较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郭沫若先生称之为“文物由来第一流”。早在新石器时代的百越先民就已创造了灿烂的百越文明，从秦朝开五岭到明朝的两千年间，K 城就已经成了中原文化和南方土著文化的重要交汇点，出现了众多的文化遗址，涌现出一大批著名人物。K城文化的主要特色在于“客家”，我国七大方言之一的客家方言，独具特色的客家山歌、汉剧和民俗风情，我国五大传统民居之一的围龙屋等，构成了K城地区质朴而又绚丽多姿的历史画卷，铸就了丰富多彩的客家文化。然而这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反而日益受到破坏与摧毁，更遑论加以开发利用了。近年来K 城快速的城市发展和城区建设，使得到处大兴土木，一边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边则是古老的房屋建筑轰然倒地，其中包括许多历史悠久、风格独特的围龙屋古建筑。
历史上，K城的经济基础薄弱，市政建设缓慢。民国以后，K城的市政建设虽有所发展，但速度较慢，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K城的南部还是成片成片的水田、沙滩和荒地。1988年K城改为省辖市后，城市建设开始突飞猛进。据统计，到1983年城区面积仅有4.7 平方公里，到2003年已经达29.92平方公里；城市人口由1988年的11.4 万人发展至2003年的30.71 万人。在房屋居住方面，由过去聚族而居的围龙屋，发展到现在花园式的小区和单家独院。除小部分市民还居住在老屋外，大部分市民住上了套房、小洋楼。
若以统计资料记载为标志，K城的房地产开发业始于1987年，起步虽晚，发展势头却较为迅猛。从最初的一家国有企业开始，至2003年已发展到具有国有、集体、私营个体、股份、外商投资等157家开发企业。开发工作量逐年增加，自1999年起以年均36.0%的速度增长。房地产开发工作量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量的比重由1999年的7.51%增至2003年的16.44%，成为K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新亮点，其中一大批私营企业积极参与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建设，并逐渐成为该行业的主角。在正常纳入统计的房地产企业89 家中，私营企业有30家占33.7%。至2003年末，全市房地产企业共完成开发工作量12.95亿元，房屋施工总面积202.23 万平方米，竣工面积78.68 万平方米。2003年全年土地开发投资额1.63 亿元，房地产经营收入8.74 亿元，商品房销售面积83.11万平方米，销售额9.13亿元。[4](www.xing528.com)
K城的大规模城市建设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小的损失。许多历史文化资源正是在一纸纸的拆迁公告中，在无数的巨型勾机怪手下，悄然无声地消失。一些领导干部很坦诚地说，K 城的文物保护工作不力，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没有处理城市建设与文化保护的关系，致使一些重点文物古迹或历史街区遭受破坏，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而且法人单位破坏文物的现象很突出。一些省、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先后被拆除或破坏。近期又不顾文化部门的强烈反对，强行将建于宋代的学宫予以拆除。至于拆除的理由，具体负责此事的官员是这样解释的：“学宫历史上经过多次修建，现在看到的已经不是宋朝时期的，已经面目全非，因此要原封不动地保留是不对的，于是决定对其拆除，按宋代风格仿建。”[5]宁要仿制的假古董而不要真文物，历史似乎就是在这样不断的篡改中被书写、被记录、被传承。
二是政府对文物的保护力度太小，文物维护基本上没有政府拨款。K 城虽然是“国”字号的历史文化名城，无论是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和质量上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很多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已经公布了第六批，K 城至今才公布了第一批，这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称号很不相称。2003年K 城文化局就曾组织了包括寿山公祠、州司马第等19 处历史文化古迹申报为市级和省级文保单位，然而上报一年多仍未能获得市政府主管领导的批准。一些领导认为，地方财政困难，无力维护，加上一旦批准成为文物保护单位，就负有保护等相关责任，加之他们认为文物保护单位与城市建设有矛盾，不利于推进城市规划和发展。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自找麻烦。囿于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和一些领导的短视，连已有的文物保护单位都得不到应有的维护，上述擅自破坏、拆除历史文化古迹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不仅如此，近期以来K城各地偷窃、盗卖文物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诸如上述事例所体现的城市建设与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正是将传统与现代视为线性的、二元对立的思想的具体表现。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实践和研究表明，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势不两立。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洪认为：“一个社会要想从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离开文化传统的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失败。”[6]瓦德在研究日本现代化的连续性时指出，日本现代化迅速成功的原因在于传统因素的支撑与运用。他认为，日本的现代化证明，不但现代的制度与意识可以与传统共存并生，而且传统的态度与行为对现代化过程还有正面的价值。传统与现代是相互支持的、互以为力的双元体。两者的关系是共生而非敌对的。[7]将传统与现代视为对立的观点，尤其无法解释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绵延性以及历史在现实中回归的实际情形，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大陆，宗族祠堂、游神庙会、民间信仰等所谓“迷信的”“落后的”“封建的”东西得以复振，一些学者从“传统的创造”“传统的再构建”等角度审视传统文化的现代变迁，并认为在现代化情境下，地方传统不但没有消失，相反在鼓励或默许之下被加以开发利用。[8]美国人类学家萧凤霞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小榄镇菊花会的个案研究，认为传统的文化遗产有时会对经济增长起意想不到的作用，地方性资源被视为国家政策而为人们所操控。[9]
城市拆迁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包括上述K 城的城市化遭遇都说明这一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但是与“三农”、水库移民、下岗失业、外来工、艾滋病、SARS 等问题的研究相比，有关城市拆迁的研究却很少，人类学取向的学术研究尤其缺乏。笔者在学术期刊网进行检索，收获甚少，[10]为数不多的文章皆是房地产、法律纠纷、土地管理、城市建设等方面的报道与评述。与这种学术研究的现状形成鲜明对照，单向的、强制的城市拆迁在不少地方遭到了否认、抵抗，尤其是涉及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古民居古建筑的保护抗争日益增多和突出。这些抗争冲突的原因背景是什么，它们具有怎样的性质特点，其过程结果如何，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影响？这给我们提出了开发合理认识与把握问题的思维模式。本书以粤东K 城的一个城中村钟村为调查地点，集中探讨面对城市化的冲击——作为地方文化载体的传统建筑围龙屋面临拆迁——当地宗族组织自发保护他们的祖祠这一文化抗争过程，试图从一个侧面对目前城市拆迁所引发的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以及传统文化的保护发展趋势进行思考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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