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群体行动和集体性事件问题的探讨，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一个系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即从古典理论到资源动员论再到社会建构论。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家如T.Gurr，Davie强调怨恨与相对剥夺感等主观心理层面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学派则认为经济利益和不公平分配是主要原因，因此必须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入手。韦伯则从统治阶层的政治、社会控制力的消长来解释社会运动的兴起。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这种观点受到以奥尔森理性选择论为基础的资源动员理论的挑战，以J.McCarthy、扎尔德等人为代表，他们不再注重心理层面的不满和社会思潮，主张以组织能力的强弱与资源掌握的多少来说明社会运动的兴起。但资源动员理论无法解释那些出于公益事业的热情支持、民族义愤而非个人利益得失的社会运动。于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发展出社会建构论，他们强调文化和结构的相互作用，注重文化、意识形态、象征符号、媒体建构、集体认同感，以及意义建构对于集体行动的起源和后果所具有的重要性，以莫里斯等人为代表。[51]
20世纪90年代后，研究者的兴趣开始转向社会运动发展的动态研究，从宏观理论建构转向对诸如运动策略、动员方式等微观机制的研究，特别是强调文化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有学者将历史视为舞台，社会行动者是演员，文化是剧本，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和话语都是由文化文本决定的。[52]后来美国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通过对缅甸和越南农村社会的研究，主张仔细考察各种地方性的传统和文化特质，以及看似琐碎的农民日常行为，否则就会得出农民反抗研究的错误认识。[53]这弥补了西方社会运动理论重结构轻文化的不足，对于本文所探讨的护祠事件，以及文化抗争的提出具有很大的指导和启发。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如果仅仅关注正式的反抗行动，就无从理解为何当他们进入生存绝境仍未有公开的反抗。因此对于农民的政治行动，还必须考量镇压制度、暴力强度和意识形态治理等因素，[54]尤其是这些西方社会运动理论针对的西方社会那些政治性质的社会运动或集体行为，只能是有选择地加以借鉴，不能生搬硬套于当代中国实践。
中国学者对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研究较为晚起。20世纪80年代末台湾曾举行新兴社会运动研讨会，范围涉及社会运动的综论与分析，各种典型的社会运动，以及若干自力救济的行动，但仅仅停留在社会运动的现象分析。[55]90年代后，台湾学者对以文化资产保存为代表的集体行动予以了较大的注意。在大陆方面，除有个别学者对抵制美货与社会运动进行个案研究以外，[56]主要集中于革命时代的革命斗争以及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活动两方面。
关于改革开放前的群众运动与政治斗争研究，最为突出的是孙立平主持的“革命口述史”计划，他们旨在通过记述中国农村普通群众在社会革命与变迁中的经历、反应和感受，以此考察政府权力如何渗透于基层农村生活。该计划尚在进行之中，目前已发表不少研究成果，[57]着重反映的是国家通过非常政治化的模式，借助革命斗争的逻辑思维，发明并运用向村庄渗透权力的调查研究、上访、诉苦等政治动员方式，这些权力技术重塑人们的记忆方式和乡村社区生活，并有效地渗透到乡村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无事件境”“精英逻辑与灾民逻辑”等就是其中生动而深刻的个案，但他们瞄准的是特定时代的革命动员和政治斗争，这与本文研究主题有所不同。
对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学术界有三种主要的解释框架，即“日常抵抗”“依法抗争”和“以法抗争”。斯科特在1976年推出那本他声称为“主要不是分析农民革命原因”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后，[58]又先后于1985年和1990年出版了《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两书，对农民反抗形式和意识形态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其观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他指出，由于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于多数下层阶级来说是过于奢侈和危险，因此农民更多的是采取日常形式的反抗，例如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怠工等。这些“弱者的武器”，利用非正式的亲属网络、邻里、朋友和社区作为掩护；反抗是在小群体和个体层面进行，以及民间文化的匿名性进行秘密活动。“隐藏的文本”作为一种戈夫曼所说的“后台”式话语和行为，它不是被统治者反抗的专利，也为统治者所利用并实践，例如暗中雇用暴徒、贿赂、操纵土地产权等。(www.xing528.com)
李连江和欧博文撰文提出，当代中国农民抗争的一个重要形式和特征，就是“依法抗争”，即以政策为依据的抗争，是农民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来对抗地方上的“土政策”。它一般是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以上级政府为诉求对象，采用的斗争手段是上访，谋求一种集体利益的抗争。[59]
此外，贺雪峰认为宗族和经济利益是成为农民采取何种上访形式的两个重要因素，中国农民抗争的特点是：非对抗性，针对乡村两级，区域特点，限于经济领域。[60]贺雪峰所言的第四个特点其实就是前三点直接或间接原因所在，也就是说他只看到了当前中国农村抗争的经济层面，而未看到越来越多的文化和其他类型的抗争现象。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宪法的关怀”，[61]主张从法律的层面分析农民维权行动。
如果把革命时代的群众运动和政治动员视为政治抗争（斗争），把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的集体行动归入社会抗争的话，[62]那么，其性质、特点与内容多集中于政治和经济层面，而且关注对象都是中国农村社会和“三农”问题。这与我所探讨的已是城中村并正在城市化的钟村及其护祠事件显然不同，它难以归入上述两种集体抗争中的任何一类。也就是说，它们对这种新的抗争形式难以有深刻的解释。
钟村护祠事件爆发的缘起，在于涉及文化象征符号的祖祠面临拆除危险，后来钟村客家人将其进一步引申为其祖祠是客家古建筑，是珍贵的传统文化资源，它关系到K城文化、客家文化的影响和声誉。对渐已城市化的钟村人来说，寿山公祠和州司马第等古老祖祠已基本甚至是完全失去了房屋建筑最初的遮蔽风雨、栖身居住、防御侵害等功能作用，它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已不是“安全第一”的自然生存，而是关乎面子、声誉、地位等社会功能以及凝聚、团结族人的象征意义，而且这种特殊的文化意义和象征价值，依然在客家人的心目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不可替代，不可隐没。于是传统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与现代发展、城市建设之间的冲突矛盾日益彰显，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较量，民众与地方政府的对抗等一系列问题。此外，以往民间力量的斗争属于国家与百姓面对面的形式，具体到护祠事件来看，中间力量或第三方力量越来越多，例如专家学者、客家人士、记者媒体等。因此，钟村护祠抗争事件主要是一种为争取社会和文化生存，围绕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包括借助国家法律政策等各方面的资源，但重点是从地方性草根文化系统或网络中汲取养分，充分运用和经营文化资源和文化力量所进行的集体抗争，我将其称之为“文化抗争”，这也是钟村护祠事件的性质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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