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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文化研究关键词

时间:2023-08-18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民族”的词源是拉丁文“nationem”——意指人种、种族。第二部分“国家”这一概念,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从这个概念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具有了丰富的政治含义,事实上,“政治”一词的词根poli,就是古希腊语的城邦国家。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它的含义更随历史不断地发生变化。同时,德国古典哲学对历史的阐释也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提供了观念基础。

民族国家:文化研究关键词

民族—国家这一概念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民族”(nation)的词源是拉丁文“nationem”——意指人种、种族。这个词早在13世纪就已经普遍使用了,那时主要指种族意义上具有共同特征的族群。但后来在历史的变迁中,民族一词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文化政治含义。特别是在18世纪前后,虽然像“领土”(realm)、“王国”(king-dom)、“国家”(country)这些概念仍然普遍流行,但“民族”开始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概念,它指向现代民族—国家疆域内的所有公民,与“外国的”(foreign)一切相对立起来。同时,“nation”一词也衍生出许多变种:“national”既充当形容词修饰与民族—国家有关的实词,也作为名词意指国民;而“nationality”一词则是现代民族国家疆土意识完善的产物,它将个体的身份与国籍联系起来;“nationalism”(民族主义)是一个充满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概念,支持这一理念的人会强调国家是民族或文化共同体集体意志的表达,国家有效地保护了国民的共同利益和文化传统,还体现了理性与历史规律的本质;而反对民族主义的人往往将这个概念与狭隘、自私联系起来,同时指责民族主义的基础是“种族主义”(racialism),而种族主义是排他性的和野蛮的,在历史上曾犯下滔天罪行。因此,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时期和具体情境里,会有完全不同的阐释,以及包括完全对立的善、恶判断。

第二部分“国家”(state)这一概念,起源于古希腊的城邦国家(city-states),从这个概念产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经具有了丰富的政治含义,事实上,“政治”(politics)一词的词根poli,就是古希腊语的城邦国家。国家在古希腊就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机制,不惜使用暴力来约束其成员的行为,使所有成员遵守制度和承担义务,也因此维系了权力对城邦成员的政治权威

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也是现代性的产物,它的含义更随历史不断地发生变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一书中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与各种新形式的传播媒介的产生有关,在欧洲近代史中,18世纪报纸的出现,促生了人们的民族与共同体的意识,使当时的欧洲人可以将自己想象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从而产生了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当然,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特别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还需要中央集权对自治的区域有效的整合,而这种整合往往以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以及跨区域的联合作为前提条件。18世纪以来,公共教育系统、统一语言的努力、民主参政、议政,以及现代权力网络对全社会的控制等等,都有效地将一个民族/文化共同体整合起来。

更重要的是,民族—国家作为现代性的产物,与现代个人主体意识的强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从18世纪晚期的德国古典主义时期开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个人主体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建立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歌德(Goethe)和洪堡(Humboldt)一方面强调完善个人的能力和自由,以便构建个人特殊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强调学习民族文化中的精髓,继承德国传统,通过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展示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整体性。从歌德肇始的成长教育小说被广泛视为德国民族文学,为后来德国的统一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同时,德国古典哲学对历史的阐释也为现代民族—国家意识提供了观念基础。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Philosophy of History)中,强调世界发展的动力是理性,而国家既体现了理性前进的规律,又达到了理性的巅峰。在18、19世纪四分五裂的德国历史背景下,古典主义思想集中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并将这一概念体系化和历史化,大大拓展了民族—国家理论的外延空间。(www.xing528.com)

随着19世纪民主进程和政治平等意识的深入,贵族与平民开始享有较为平等的公民权利,这使得民族—国家理论在现实中越来越成为可操作的意识形态;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人类惨剧,又使它成为一个充满异议的政治概念,现代西方社会对于民族—国家理论的讨论变得非常多元、复杂。20世纪早期,人们将民族—国家概念与种族主义和自私的民族主义联系起来,赋予它负面的价值判断;20世纪中期,殖民主义瓦解了,民族自决和独立运动又给民族—国家概念套上正义的光环;20世纪晚期,经济全球化席卷整个世界,民族—国家再次被重新理解和解读,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发出了“人权大于主权”的呼吁。作为民族—国家理论基础的民族文化同质性,也受到了主张人性普遍性观点的学者前所未有的质疑。哈贝马斯在《欧洲民族—国家》(The European Nation-State)一文中分析了欧洲民族—国家意识的产生过程,认为在19世纪贵族王国向平民国家意识转变的过程中,曾一度对民族—国家怀有的积极认同感逐渐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排外情绪;他进一步作出推论说,随着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文化融合和传统现代思想的交错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文化的单一性和同质性已难乎为继,只有开放、民主的现代商业社会才可能顺应历史的发展。

与之相对的文化多元主义认为,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是精神平面化和文化贫瘠,不同的文明所蕴含的丰富文化遗产,会被武断、单一的消费文化所扼杀。总之,民族—国家这一概念从产生的那一刻起,就被赋予各种对立、冲突的价值判断,它仍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被意识形态话语所裹挟,成为人们争论、讨伐的焦点。

(王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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