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指一种家庭、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有机体系。它是一种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机制。在这个体系中，男人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或通过仪式、传统、法律、语言、习俗、礼仪、教育和劳动分工等来决定妇女的性别角色与社会地位，同时把女性置于男性的统辖之下。“父权制”一词在社会学意义上，意味着一种父亲就是家长的社会结构，在女权运动中，它被作为一个斗争的概念重新挖掘出来，对压迫和剥削妇女的关系及其制度进行总体描述，强调在家族体系中的等级，以及家族等级观念在社会上的延续。
父权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在旧石器时代，男女皆以采集植物和狩猎为生。女性在生育中所承担的角色使妇女地位较高，崇拜“母神”的现象较为普遍。然而到公元前五千年至前三千年，由于频繁的战争、技术及交通工具的运用，男人在生产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也由于人口增多、粮食积累、劳动分工及畜牧业的出现而导致的奴隶制的发展，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日渐衰落，男人对女人进行统治与控制的父权社会逐渐形成。从此，妇女的社会角色由男性界定，她们在教育、财产、公民权、大众生活及劳务市场的境况被男性所限制，被家务劳动和养育子女所桎梏。无论是在古典的、基督教的，还是日耳曼的及儒教的文明里，女性皆是低于男性的二等公民。正如批评家乔纳森·卡纳所指出的，从《圣经》中女人是由男人的肋骨造成的这一典故开始，男人/女人就是一对无穷生成的二元对立。
西方哲学便沿袭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充斥着大量歧视妇女的言论。亚里士多德认为，男性天生要比女性优越，男人统治女人恰如君主统治臣民；阿奎那公开宣称妇女是“迅速生长的杂草”，是男人的仆从，且只有男人才拥有使用语言的能力，女性臣服于男性标志着理智的归趋；提倡“天赋人权”的洛克所指的“人”并不包括“女人”，他仅仅强调“男人”的权利，丈夫拥有支配妻子的权威，对妻子的支配权像私人财产权那样不可侵犯；康德与黑格尔皆认为妇女缺乏理性思维及审美的能力，应臣服于男人，其职责在家庭；尼采更是一个著名的男权主义者，公开鼓吹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女人与真理一样难于接近，乃至于基督教也因包含有女性的仁慈与博爱而遭到他的排斥。这种两性关系的等级制使女性成了在世界民主化潮流及宪政改革的进程中受到忽略最久也最深的一个群体，许多妇女也按这些歧视妇女的言说来理解与模塑自身。
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是最早将“父权制”这一概念引入女权主义理论的人。她在《性政治》（Sexual Politics）一书的第二章引入了这一概念，成为女权主义理论大量使用这一概念的起点。通过对有关两性关系的规范、制度进行考察，米利特发现“从历史上到现在，两性之间的状况是一种支配与从属的关系”，即男人依据天生的、生物学性别就可获得特权，并以此控制、支配女性。米利特认为男人按天生的权利统治女人比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与积极壁垒都更加牢固与持久；无论目前这些思想表面上是多么沉寂，但实际上却仍是“我们文化中最普遍的思想意识、最根本的权力概念”。她将这种已经制度化的社会秩序看作是女人受压迫的主因，并将之命名为父权制。
在《性政治》一书中，米利特从意识形态、生物性、社会性、阶级、经济和教育以及神话、宗教、心理等方面对父权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在意识形态上，父权制通过个性气质、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三个渠道肯定父权统治。在对人的品质教养上，父权制根据自己的利益强调其所需要的品质为正面的，比如，父权制赋予男性一系列正面的品质：如积极进取、智慧、力量和功效，而女性则是顺从、无知、“贞操”和无能；父权制还为各个性别制订了一系列行为准则、举止方式等强化男性的统治地位。性别角色将料理家务、照管婴儿之事划归女性，其他的人类成就、兴趣和抱负则为男性之责。这种分工也很自然地使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肯定了男性地位高于女性的社会偏见。父权制的信仰与态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以科学的面目出现，假设男女两性的社会心理区别是由他们的生理区别造成的。家庭是父权制的基本单位，通过家庭，父权制的统治得以具体实现。在一个家庭里父权制给予父亲最高的权力，并传授价值观念，教育下一代扮演父权制分配的性别角色，成为父权文化的制品。经济上，传统的父权制没有给女性任何经济权力，女性在家中的工作被认为没有经济价值，即使在社会中从事工作也局限于报酬低微和无地位的下等工作。米利特甚至分析强权（即暴力）本身是怎样强化男性的统治地位的。比如，父权制要求中国妇女折断脚骨裹小脚，以满足男性对女性的欲望和控制，这种对女性——对被统治者的身体的残酷折磨是父权制的一个明显的特征。父权制还制造了种种神话，创造各种宗教帮助父权的统治。在父权文化里，女性的形象都是男性根据自己的需要创造的。心理上，父权文化对两性的心理都进行塑造和控制，结果是两性都把父权文化内在化，认为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人类之天性。这种思想体系的深层意识化使女性自我厌弃并相互鄙视，无形中加强了父权制的统治。(www.xing528.com)
父权制在文学创作中表现为大量歪曲女性形象及贬抑女性的想象与描写。波伏娃认为，男人所描绘的女性“有着双重而不实的形象……他在她身上投射了他所欲望的、所恐惧的、所爱的与所恨的”。在男性作家作品中，女性不是“天使”，就是“妖女”。伍尔夫认为男性作家对女性的描写篡写了妇女的真实处境：“在想象中她无比重要；但实际上却完全无足轻重。她占据了一部部诗集的扉页，却在历史名声上留白……在文学中有些最富灵感的字句，最深远的思想从她口唇吐出；但在真实生活中，她却几乎目不识丁，只是丈夫的所有品。”
因此，女性主义批评家首先从文学入手，打破以往女性的固有形象，从新的批评角度切入旧文本，为“女人”这个能指写入新的意义。米利特在《性政治》中展示了劳伦斯、亨利·米勒以及诺曼·梅勒等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对女人性凌辱的怪诞描写，突显了个体性领域中的政治关系，即“性政治”，用“女性观点阅读”披露了父权制关系中的权力与政治运作；肖瓦尔特（Showalter）、玛丽·艾尔曼（Mary Elmann）、爱伦·莫尔斯（Ellen Moers）、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 M. Gilbert）和苏珊·古芭（Susan Gubar）则重新挖掘湮没的女作家，为女性创作正名并肯定了女性文学传统的独特性，为从意识形态上颠覆父权制、争取妇女话语权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最终，反父权制构成了激进女权主义最主要的理论建树，包括格里尔（Germaine Greer）、摩根（Robin Morgan）、米利特、戴利等人的理论，这些理论把对妇女的压迫视为统治的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不仅限于政治和有报酬的工作这类公众领域，而且存在于私人生活领域，例如家庭和性这两者都是父权制统治的工具。格里尔在《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中宣称，女人原本是积极主动的，但她们被男人“阉割”了。女性形成了一个最受压迫的阶级，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使女人从婴儿期起便寻求一种不真实的存在，做一个没有性器具的玩偶；且女性受“阉割”的不仅是性，其各方面的生活也受到压抑。因此广大妇女必须团结起来反抗，摧毁父权家庭结构。戴利在《超越父神》（Beyond God the Father）以及后来的《妇科/生态学》（Gyn/Ecolo-gy：The Metaesthics of Radical Feminism）等论著里激进地批判父权制度，强调女性对包括文学在内的一切文化传统的摧毁与重建。此外，激进女权主义还提出了整个女性群体“殖民化”的问题，这一理论的主要假设是：妇女普遍地被殖民化，即普遍屈从于父权制的压迫。女性受到父权制社会制度的压迫，这是最基本的压迫机制；其他形式的压迫，如种族主义，膂力主义（able-bodiedism），异性恋霸权主义以及阶级压迫，全都与性别的压迫有关。由此，女权主义对父权制展开了全面围攻。
（金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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