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表演与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关键词

性别表演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酷儿理论家朱迪斯·巴特勒提出的一个在性别研究领域具有重要意义的命题。在1990和1993年，巴特勒相继发表了两本堪称性别研究经典的理论著作：《性别烦扰：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及其续篇《至关重要的身体：论对“性”的话语限定》。此二著一出，即奠定了巴特勒在酷儿理论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巴特勒称自己的工作是“性别本体论的批判性系谱学”，即揭示性别的建构性质及其机制，指出主体的性别身份——无论是生理性别还是社会性别——并不是制度、话语、实践的原因，而是它们的结果，也就是说，不是主体创造了制度、话语、实践，而是它们通过决定主体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倾向而创造了主体。因此，主体的性别身份不是既定的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不确定和不稳定的，用她的话来说，是表演性的。性别乃至一切身份都是表演性的，这无疑是巴特勒理论中最核心的观念。然而，不同寻常的是，“表演性”（performativity）这一在巴特勒的理论中如此关键的概念，她却并没有加以明确界定，而是让其处在意义的模糊地带，使其保持开放的语义张力，在不同的语境中进行语义的“表演”。于是，在巴特勒的著作中，“表演性”这一概念至少是在两个界线模糊的“舞台”上进行“表演”。一个似乎是通常意义的“戏剧舞台”，所谓“性别表演”就是“我”在扮演或模仿某种性别，通过这种不断重复的扮演或模仿，“我”把自己构建为一个具有这一性别的主体。这显然是对波伏娃的著名洞见——“一个人不是天生为女人，而毋宁说是变成女人的”——的重写。可见，巴特勒亦像波伏娃那样认为，性别不是固定的形式，而是一个无始无终的过程，所以，它不是我们所“是”，而是我们所“做”的东西。不过，正如巴特勒指出的，对波伏娃来说，性别是“建构的”，但在她的表述中却隐含着一个行动者、一个“我思”，这个行动者以某种方式具有那种性别。这样，建构变成了一种选择的形式。那么，与波伏娃的存在主义式观点不同的是，巴特勒否认在性别身份背后有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主体，决定着性别是什么。在她看来，并不存在先于性别表演的“我”，因为那个“我”是不断重复的产物，也就是说，那个“我”仅仅是通过某种对自身的重复而获得的身份的外表，因此，“我”总是要不断地被维持这种重复本身的实践所取代。这就意味着，主体是一个表演性的建构，是通过反复重复的表演行为建构起来的“过程中的主体”。为避免误解，巴特勒有时将“表演性”（perfor-mativity）与“表演”（performance）区分开来，表演总是预设了一个表演者，一个作为行动者的主体，而表演性则没有。这样，“表演性”就是一个“表演”的悖论，表演先在于表演者，表演者只是表演产生的效果。经由这个悖论，巴特勒的“表演性”概念过渡到由语言学和哲学搭建的“话语舞台”。在这里，不仅主体的社会性别，甚至生理性别（身体），亦是话语的表演性建构的产物。在这里，“表演性”具有不同的面目：阿尔都塞的“询唤”、福柯的“建构”、奥斯汀的“行事”、德里达的“引用”。

从福柯的观点来看，身体的表演性表现为话语对身体的建构。福柯在《性史》中认为，性或身体并不是一个生物学事实，而是权力话语实践建构的产物，这样一种“建构主义”的立场无疑是巴特勒的“性别表演”论的基础。通过引用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论，巴特勒进而指出，话语对性别（sex /gender）的建构是通过“询唤”（interpellation）达成的。她写道：“考虑一下医学询唤的情形，这种询唤（尽管最近出现了超声波扫描）把一个婴儿从‘它’转变为‘她’或‘他’。在此命名中，通过对性别的询唤，女孩被‘女孩化’（girled），被带入语言和亲属关系的领域。但这种对女孩的‘女孩化’却不会就此完结；相反，这一基本的询唤被不同的权威反复重复，并不时地强化或质疑这种自然化的结果。命名既是设立界线，也是对规范的反复灌输。”也就是说，无论是在出生之前通过超声波检查，还是在出生之时，婴儿的性征（sex）一旦被宣布——“这是一个女孩/男孩”——对性别的询唤就发生了。婴儿成为一个性别的主体。巴特勒当然是在阿尔都塞的意义上使用“询唤”这一概念的，用以描述主体获得的位置或身份是通过某种“召唤”的行动而被赋予的。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指出，“询唤”乃是意识形态“表演”或“起作用”的方式，即通过某个权威人物，把个体“召唤”进其社会或意识形态的位置，也就是说，把个体“转换”成为主体。为说明这一点，阿尔都塞举出警察在大街上向某个人喊“喂，你别动！”的例子。通过呼喊，警察把那个人询唤为一个主体，而通过转身，那个人接受了他的如此位置。阿尔都塞写道：“仅仅通过这一百八十度的转身，他成为了一个主体。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到那召唤‘确实’是对他发出的，‘被召唤的确实是他’（而不是别人）……意识形态的存在和把个体召唤或询唤为主体是一致的，而且就是一回事。”警察在大街上把某个人询唤为主体，就像医生或护士在产房里宣布婴儿为女孩/男孩。因此，在巴特勒看来，性别是询唤的结果。也就是说，当医生或护士宣布“这是女孩/男孩”时，他们不仅是在报道他们所看到的情况，他们实际上是在赋予一个身体某种性别，而这种性别在话语之外是不可能存在的。换言之，“这是一个女孩/男孩”这一陈述是表演性的，它不是一种对事实的陈述，而是一种询唤，正是这一询唤开始了主体的性别化过程。这样，波伏娃的那句名言就可以改为“一个人不是天生为女人，而毋宁说是被叫作女人的”。

无论是福柯式的权力话语对“性”的“建构”，还是阿尔都塞式的意识形态对“性”的“询唤”，在巴特勒看来，都与J . L.奥斯汀所论述的语言的“表演性”或“行事性”（per-formativity）有关。可以说，奥斯汀讨论“如何以言行事”的言语行为理论，为巴特勒的“表演性”概念提供了语言学基础。根据巴特勒的观点，行事性言语是这样一种话语实践，它“展现或创造它所命名的东西”。因此，宣布“这是一个女孩”就不是一种中性的描述行为，而是一种把婴儿询唤为“女孩”的表演性/行事性陈述。从此，这一句话就会迫使“女孩”去“引用”性和性别规范，以便在那个“召唤”她的异性恋范型（matrix）中成为合格的主体。巴特勒说：“‘这是一个女孩’这一最初的行事性陈述，预期了‘我宣布你们为夫妻’这一认可的最终来临。”

不过，在巴特勒看来，言语行为理论的行事性言语——例如《圣经》中的例子：“要有光！”——似乎表明，正是通过某个主体的权力或其意志，一种现象被命名而成为存在。但巴特勒援引德里达指出，这种权力并不是某种起源意志的功能，而总是衍生的，是对规范、权威的“引用”。于是，从德里达那里，巴特勒引用了“引用性”（citationality）这一概念，用以扩展“表演性”的语义张力。她甚至声称，通过“引用性”来重新思考“表演性”，对于一种激进民主理论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引用性”瓦解了一切权威起源的神话。如果说“表演性”还会给人造成是对某个原型的模仿的误解，那么“引用性”总是处在一条引用链中，没有起源，也没有终结。(www.xing528.com)

从“表演性”到“引用性”，或者把“表演性”看作“引用性”，巴特勒似乎更强化了她的“性别表演”论的颠覆潜力。在她看来，性别身份的建立总是一个对性别规范的引用、失败、再引用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这样，不仅主体不可能建立起任何稳固的性别身份，就连性别规范本身也在以种种方式进行的、反复不断的“引用”——“再引用”中松动、瓦解而丧失统治的效力。因此，巴特勒强调，“引用”应该成为酷儿政治的基本的颠覆性策略。“引用”不是试图从权力话语的外部反对它，取消它（这种在权力外部的抵抗已被福柯证明为不可能），而是尝试潜入权力话语的内部，在各个层面侵蚀它，改变它。这也许就是在“后革命”时代，抵抗政治所能采取的唯一有效的运作形式。

（严泽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