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港位于珠江口，濒临南海，“地当要会，俗号殷繁”。自秦汉以来，即为中国南方的重要航海口岸之一。南海丝绸之路开辟与发展，沿海各古港因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有的逐步衰落，有的则乘势而兴，广州在东晋时期逐步取代合浦、徐闻而成为南海丝绸之路的中心大港，南海丝绸之路枢纽中心转移广州。入唐后，随着航海贸易量不断扩大，广州港因其经济腹地辽阔，水陆交通便捷，朝廷统治稳定且重视海外贸易等因素，发展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不但“市舶集于粤东”，而且往返于东亚、西亚及远洋水域之间的中外海舶，也大都以广州港为起讫点。
唐代中期，中亚被大食占领，陆路不畅，唐朝廷对海外贸易则看得更为重视。唐玄宗“册尊”南海神为“广利王”以表示朝廷的“崇极之意”[51]。唐朝开始在广州实行对多种舶货“抽解一分”的税收制度，以“稍利入官”，这说明海外贸易的税收已被中央政府视为财政收入的一个利源。因此，唐朝政府不仅在广州首次设立市舶使，派官员负责管理海外贸易的有关事宜，并委派“岭南帅”加以监督，以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开元二年（714年）十二月，“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52]市舶使初期由岭南地方长官兼任，开元时始由宦官充任，中唐时有岭南帅臣兼任，但也有很多宦官以广州监军兼任市舶使。唐中后期，广州港的航海贸易态势虽因若干原因而有所起落，但总的来说仍十分兴旺发达。其时，“舟航所聚，洪舸巨舰，千舳万艘，交货往还”[53]，出入广州港的远洋船只难以胜数。750年，据鉴真和尚从海南岛至广州时所见，在珠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兼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54]。中外海舶“每岁至广州”，“至则本道辐辏，都邑为之喧寘”。[55]
756年安史之乱爆发，763年广州市舶使吕太一举兵叛行，一度导致广州港航海贸易量锐减。大历四年（769年）到十年（775年）李勉出任广州刺史岭南节度观察使时，“前后西域舶泛海至者，岁才四五，勉性廉洁，舶来都不检阅，故末年至者四十余。在官累年，器用车服无增饰。及代归，至石门停舟，悉搜家人所贮南货犀象诸物，投之江中”。[56]经过李勉整饬，广州港不但恢复了旧观，而且有了新的起色。到李勉于775年回长安任工部尚书时，一年抵达广州的海船达“四千余”。如以西南季风期间到广州为计，则每天进港者将有40余艘，其航海业之活跃，由此可见一斑。(www.xing528.com)
然而到8世纪末的贞元年间，因广州市舶官吏巧取豪夺甚烈，中外海舶避至交州港，广州港再度受到影响。贞元十一年（795年）到十七年（801年），王锷任广州刺史：“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贷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57]；长庆元年（821年），郑权任广州刺史，“初权出镇，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货，权颇积聚以遗之，大为朝士所嗤”[58]；宝历二年（826年）胡证任广州刺史，“广州有海舶之利，货贝狎至。证善蓄积，务华侈，厚自奉养，童奴数百，于京城修行里起第，连亘闾巷。岭表奇货，道途不绝，京邑推为富家……禁军利其财……乃破其家。一日之内，家财并尽”[59]；开成元年（836年），卢钧任广州刺史，“南海有蛮舶之利，珍货辐凑。旧帅作法兴利以致富，凡为南海者，靡不捆载而还。钧性仁恕，为政魔洁，请监军领市舶使，己一不干预……先是土人与蛮獠杂居，婚娶相通，吏或挠之，相诱为乱，钧至，立法，俾华蛮异处，婚娶不通，蛮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肃清而不相犯”。[60]
直到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发布保护海外贸易的“病愈德音”，诏令“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61]后，广州港才重新振兴起来。大中二年（848年），韦正贯出任岭南节度使，“先是海外蕃贾籯象犀贝珠而至者，帅与监舶使必搂其伟异，而以比弊抑偿之，至者见欺，来者殆绝。公悉变故态，一无取求，问其所安，交易其物，海客大至”。[62]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到达广州时，看到的已是舟樯林立、商货云集的繁华港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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