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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器文化因素分析:秦汉研究第十三辑

时间:2023-08-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通过以上对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的梳理,我们可以将出土青铜器分为三类:一类属于中原青铜文化传统器类,一类属于秦文化出土器类,第三类属于戎人文化传统改造后的器类。路国权将这式鼎统一划归在附耳子母口鼎下的Ab型环钮盖鼎,并划分了六式。此类型铜敦在战国楚国或受楚文化影响的山东、河南地区有发现,数量不多,形制较特殊。这件云纹敦在马家塬墓地青铜器最为特别,纹饰尤其精美,推测应是中原地区流传过去的。

铜器文化因素分析:秦汉研究第十三辑

马家塬战国墓地的年代在战国晚期。这个时期,中国的青铜时代业即结束,铁器时代宣告来临。这个时期也是青铜礼制文化在逐渐走向消亡,逐渐走下祭坛,墓葬礼制发生转变的时代。马家塬墓地出土大量的金银器、装饰品、车马装饰物,均作为实用器随葬在墓主人的身边。青铜器作为礼器,出土虽不多,但均出土在带阶梯墓道的竖穴偏洞室墓葬中,这些带阶梯墓道的墓葬,在马家塬墓地中等级较高,又依据阶梯数量的不同(有九级、八级、七级、五级之分)来体现墓主人身份等级的不同。也就是说,这一支居住在陇东之地戎人中的上层贵族接受了来自中原青铜文化礼制的熏陶,在墓葬礼制内用一定数量的青铜器来体现其身份和等级,这是秦戎文化互动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戎人接受了来自中原青铜文化的同时,也改造了即将衰落的中原青铜文化,从出土青铜器上我们可以窥知一二。

通过以上对马家塬墓地出土的青铜器的梳理,我们可以将出土青铜器分为三类:一类属于中原青铜文化传统器类,一类属于秦文化出土器类,第三类属于戎人文化传统改造后的器类。且一一分析之:

第一类:中原青铜文化传统器类。这部分器物包括中原传统典型的A、B型鼎、A型壶、B型甗、云纹敦、盆、匜。

A型鼎是战国时期东周洛阳地区及三晋地区普遍流行的式样,附耳、有盖,腹部随时代变化呈现不同曲率的球状。形制相近的铜鼎有:太原金胜村M251:589(图9:2)[10]、山西长子牛家坡M7:89(图9:3)[11]长治分水岭M25:37(图9:4)[12]、洛阳针织厂C1M5269:1[13]。朱凤瀚在其著作中将这种形制的鼎定为Ba①型,这些墓葬年代定在战国东周、三晋青铜器一、二期,即战国早、中期[14]。路国权将这式鼎统一划归在附耳子母口鼎下的Ab型环钮盖鼎,并划分了六式。从形制看,上述类似的出土铜鼎属于Ab型的Ⅳ、Ⅴ、Ⅵ鼎[15],可知这种鼎主要流行于中原、三晋地区的战国早、中、晚期,发展演变的特点在蹄足跟与腹部衔接的高低。一般来说,时代愈晚,衔接处越高。战国时期的秦国也出土形制相近器物:凤翔八旗屯西沟道M26:19(图9:5)、甘肃平凉苗庄M7:2(图9:6)、凤翔高庄野狐沟M1:7(图9:7)、大荔朝邑M203:2(图9:8)。春秋时期,秦国青铜器风格独特,进入战国后,秦国青铜礼制已向中原靠近。从马家塬出土的A型鼎看,蹄足与腹部衔接处大致在腹部中间,球状腹较圆,时代上更接近战国中、晚期的鼎。

B型铜鼎:形制相近的有山西长子县牛家坡M7:10(图10:2)、1996年洛阳西工区C1M5269:53(图10:3),区别在于马家塬M15:1腹部要浅于金胜村M251:616和西工区1996C1M5269:53,纹饰均不及金胜村M251和西工区M5269精美。此类型铜鼎也是流行于战国中晚期中原地区的式样。B型连裆甗(M18MS:3):形制相近的有战国早、中期陕县后川的M2040:34(图10:4),区别在于M2040:34甑口沿有两附耳,鬲上有铺首衔环耳,而M18MS:3则甑腹上设铺首衔环耳,鬲肩部上立两环形耳。

A型壶也是战国时期中原地区流行式样,中原、三晋地区的有邯郸百家村M57:8[16]、长子牛家坡M7:8[17]、洛阳王城广场M7:2[18]、长治分水岭M25:26[19]。秦国类似器物有野狐沟M1:9、甘肃平凉苗庄M6:3(壶)等。从以上中原、三晋、秦国出土的铺首衔环铜壶看,这些地区的铜壶,颈部也有长短之别,圈足有高矮之分。马家塬出土A型铜壶,与中原地区无太大差别。路国权先生将这部分铜壶划归在Cbb型提链铺首衔环耳壶下的Cbba型和Cbbb型[20]。裴书研先生在其文章中将Aa型、Ab型铜壶划归在其铺首衔环壶下的Aa型和Ac型,即短颈低圈足和长颈高圈足[21],流行的年代从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

图9

注:1,马家塬M19MS:3;2,太原金胜村M251:589;3,长子牛家坡M7:89;4,长治分水岭M25:37;
5,凤翔八旗屯西沟道M26:19;6,平凉苗庄M7:2;7,高庄野狐沟M1:7;8,大荔朝邑M203:2。

图10

注:1,马家塬M15:1;2,长子县牛家坡M7:10;3,洛阳西工区C1M5269:53;4.陕县后川M2040:34。

图11

注:1,野狐沟M1:9;2,平凉苗庄M6:3;3,邯郸百家村M57:8;4,长子牛家坡M7:8。(www.xing528.com)

云纹墩(M18MS:8),与长治分水岭1954M2:6-2、1952年河北唐山出土的变形蟠龙纹敦(铜全·东周3.108)[22]、1957年河北赤城县龙关镇南瓦窑出土的右遟尹敦(铜全·东周3.110)、1982年北京通县中赵甫出土的变形蟠龙纹敦(铜全·东周3.109)、上海博物馆藏的镶嵌几何纹敦(铜全·东周4.28)、1974年湖北秭归斑鸠窝出土的镶嵌云纹敦(铜全·东周4.27)形制相近。其中,与上海博物馆藏的镶嵌几何纹敦(铜全·东周4.28)纹饰都相似。此类型铜敦在战国楚国或受楚文化影响的山东、河南地区有发现,数量不多,形制较特殊。路国权将马家塬出土云纹敦划归为Dca型Ⅲ式,即球形敦下的盖、腹不对称,子母口敦[23]。谷朝旭将这类铜敦划分为乙类Ac型Ⅳ式,并指出此类铜敦数量较少,主要流行于战国中期到晚期[24]。这件云纹敦在马家塬墓地青铜器最为特别,纹饰尤其精美,推测应是中原地区流传过去的。

盆(M18MS:8),形制纹饰都不复杂。张懋镕考证,“青铜盆是从西周中期开始出现,到西周晚期成熟”,是周人重食文化的体现,并认为青铜盆的“真正的变化要到春秋中期,然而那时已不是盆的天下,在与盆关系密切的敦出现后,盆就匆匆消失了”[25]。形制相近的盆有战国中晚期的洛阳西工区1982C1M395:88[26],区别在于腹部光素无纹,底径大于马家塬M18MS:8的底径。年代应在战国晚期。

匜(M18MS:1-3),形制与1979年凤翔高庄野狐沟M1:13相同。凤翔高庄墓地是典型的秦文化墓地,M1出土了一套六件,发掘简报将之定名为套杯[27],朱凤瀚在其《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中也将之归为套杯,时代定在战国时期秦国青铜器三期[28],即战国晚期至秦。路国权将之命名为匜,划归在B型纵长口匜下的Baa型Ⅱ式第七期(战国晚期)中[29]

第二类:非中原青铜文化的器类,这部分器物包括蛇纹鬲、秦式茧形壶、盘、三足壶、耳杯、环耳杯。

鬲,马家塬墓地共出土3件,形制一致,形制相同的铜鬲还在甘肃庆阳征集到1件[30],在马家塬墓地发现的分裆甗下部的鬲部也做此形制和花纹,因使用功能不同,口部略有不同。同时期的中原地区,铜鬲业已走向消亡,此类型铜鬲还做分裆袋足,形制接近当地姜戎民族的高领铲足鬲,而装饰纹样则来自北方的“蛇纹”[31],极具地方特色。在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中M20出土了一件陶鬲M20MS:2,与铜鬲式样十分接近(见图11)[32]。王辉认为,这种铜鬲是模仿蛇纹陶铲足鬲的产物,是结合中国北方系青铜文化和甘青地区传统文化的因素而产生的[33]

图12 M20MS:2

图13 美集录A288

B型茧形壶(M3:8),茧形壶是模仿自陶器器型,陶质茧形壶是战国秦汉时期流行的器型十分独特的器物,北京大学杨哲峰教授推断茧形壶最早就来源于关中地区,被认为是“秦式器物”,并且经历了从日用生活器皿到陶礼器组合的发展历程[34]。马家塬出土铜制茧形壶,是戎人将秦人代表性器皿上升到了青铜礼制范畴

盘(M23MS:1),马家塬铜盘光素无纹,作浅盘状,平底,无耳,无足,不见于中原地区,形制相近的有安徽舒城河口M1:7[35]、襄樊余岗团山M1:2[36]、江苏淮阴高庄1978M1:1[37]。区别在于襄樊余岗团山M1:2口沿外有环形套环耳,江苏淮阴高庄M1:1不仅口沿外有环形套环耳,腹部中间还有铺首衔环。而春秋早期的舒城河口M1:7与马家塬铜盘最为接近,仅腹部有很小的附加短竖条。以上几件铜盘年代在春秋早期到战国中期之间,且都不出自中原,应是铜盘在各地本土化变异后的表现。马家塬铜盘应不是学自江淮地区,一来距离较远,二来隔着秦文化和中原周文化,不易实现。我们推测应是自创,与其日常生活器用相关,但尚未见陶器,竹木质也未可知。

瓦棱纹三足壶,迄今发现的商周铜壶里未见此形制的,形制相对接近的器物见于李学勤、艾兰编著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收集的A288瓦纹敦[38](图13),这件铜墩盖部要大于马家塬M18MS:5,即下半器身口径要大于M18MS:5,敦为盛食器,用于盛放粟稷稻粱等粮食作物,口部不能太小,否则不利于盛放;盖鼎较平,不似M18MS:5盖顶较尖;口沿设环形耳,不若M18MS:5的铺首衔环耳;器体也较M18MS:5饱满,呈椭圆形。李学勤将A288年代定在战国早、中期,可做参考。而马家塬的M18MS:5这件器物口部明显很小,不利于盛放米粮,盛放酒可能比较适宜,器型来源尚不明确,应该不是马家塬戎人的东西。

耳杯(M62MS:1),耳杯这种器型在东周出现,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但是并未见做成铜质的,多是漆、木器类,主要用于饮酒器。马家塬墓地的铜质耳杯形制与漆器耳杯一致,同时期的战国楚墓中多有出土,应是受到楚文化的影响。

环耳杯,共3件,这种形制的铜杯也是东周青铜文化中所不见的,春秋早期中原地出现,流行于整个东周时期,器型有单耳、双耳之别,但均作圜腹,未见如马家塬出的曲腹或直腹类,也应是本地特色。

第三类:兼具中原文化特色和姜戎文化的器物。

铜甗,马家塬墓地出土的4件铜甗,其中3件分裆甗,其鬲部为形制和花纹均为戎人所特有,前文已有论述,但是铜甗这类器则是中原青铜文化从商代晚期开始就出现的器型,随时代的变化,经历了联体甗到分体甗再到平底甗的转变,战国中晚期,甗足部逐渐萎缩,底部近平,有着自己的发展过程和演变序列。在马家塬墓地中,这三件分裆甗应是中原文化和本地文化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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