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婴养生思想：贵气的慎养观

《孟子·公孙丑上》有“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论断^[22]，虽然孟子本意是指向道德修养的层面，但随着人们认识的发展，逐渐发现这一命题在养生方面同样存在有效性，之后“养气”便成为一个贯穿中国养生思想史始终的命题。在同一章中，孟子还提出“气，体之充也”的命题^[23]，与“养气”说相似，这一哲学命题也慢慢跨界进入养生领域，并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清代中期著名内丹功大师黄元吉有一段常常被后世称引的话：

气者，体之充也，人所受之以生者也。而气亦有先后天之分。先天之气，元气也。先天者何？盖此气为太极之气，先乎天地而有者也，故曰先天。人得气于天地，实得此先乎天地之气也。有此气则生，无此气则死。是气也即人之命也。人欲固命，不可不固此气。（《养生静功心法》卷五《炼气》）^[24]

非常明显，黄氏上文首句便是直接援用了孟子的表述，后文则紧紧围绕首句展开论述，彻底将孟子的立论带进养生领域，并进行了周全的论述。这一转换过程，已经暗示出孟子关于“气”的种种说法，的确存在养生学的要素。但黄氏这段论述有一句十分要紧的话，也是围绕“气”而生发：“有此气则生，无此气则死。是气也即人之命也。”这是孟子不曾发展出的想法，却恰好可以在《韩诗外传》中找到其立论的依据：

人之所以好富贵安荣，为人所称誉者，为身也。恶贫贱危辱，为人所谤毁者，亦为身也。然身何贵也？莫贵于气。人得气则生，失气则死。其气，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于人也，非缯布五谷也，不可籴买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25]。

“人得气则生，失气则死”与黄元吉的“有此气则生，无此气则死”之论别无二致。由此可见，孟子为黄元吉提供了立论的起点，而《韩诗外传》的“气”论才是黄氏立论的终点。《韩诗外传》本为解读《诗经》之作，却能得到内丹功大师的青睐，这已经彰显出《韩诗外传》“气”论的理论价值。正因如此，我们必须对这一理论进行更加具体的论述。

从上引《韩诗外传》的“莫贵于气”和养气“不可不慎”之语来讲，我们可以将韩婴这一养生思想概括为“贵‘气’的慎养观”。在韩婴看来，命之所存，唯系于“气”，因此常人养生最当贵“气”。“气”不可向外求索，只能通过自身的谨慎保养才能获得。只有获得“气”，才可以保全“身”，这里显现出韩婴的贵“气”观实际上是以气为手段，而以养身为目的。这与孟子以“浩然之气”为终极归宿有所不同。《韩诗外传》论“气”之处甚多，可见其对于“气”的看重是一以贯之的。例如书中卷一第六章就说道：“治气养性，则身后彭祖。”^[26]“性”是“生”的假借字，而“后彭祖”之意，则以陶鸿庆之说最为清晰：“后彭祖，乃极言修养之效，犹言寿过彭祖耳，非不及彭祖之谓也。”^[27]这两句话意在说明如果养生时重视“治气”，将会获得比彭祖还要长久的寿命。卷二第三十一章又专门讨论了“治气养心之术”^[28]，虽然最后落在了治国之道的层面，但讲到“气”的地方，也提供了某些具体的方法，例如“血气刚强，则务之以调和”，落实到养生的层面，当然是理解为阳气过盛的话，则需要通过滋阴来加以中和。再如卷三第三十九章说道：“夫处饥渴，苦血气，困寒暑，动肌肤。此四者，民之大害也。”^[29]将“苦血气”列入“民之大害”的行列，当然也暗含着贵“气”的养生思想。

贵“气”的思想在《韩诗外传》中得到了无比精炼的表达——“人得气则生，失气则死”。而追溯这一思想的源头，则至迟已出现在扁鹊写成《难经》的春秋时代，因为《难经》中已经存在着明显的贵“气”倾向。在《难经》第二篇《第二十四难》中，扁鹊从脉象的层面解读了“气”在养生学中的核心地位：

足少阴气绝，即骨枯。……足太阴气绝，则脉不营其口唇。……足厥阴气绝，即筋缩引卵与舌卷。……手太阴气绝，即皮毛焦。……手少阴气绝，则脉不通。……三阴气俱绝者，则目眩转目瞑。……六阳气俱绝者，则阴与阳相离。因阳相离，以腠理泄，绝汗乃出，大如贯珠，转出不流，即气先死。旦占夕死，夕占旦死^[30]。

从扁鹊上述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任何一条经脉出现“气绝”的现象，都会使人体发生病变。当三阴和六阳“气俱绝”之时，则踏进病入膏肓的境地，以至于“旦占夕死，夕占旦死”，生命甚至连一天一夜都难以维持。由此可见，从脉象层面来观察，“气”是生命得以维持下去的唯一要素。

如果说《难经》是从脉象层面来论述“气”的重要性，《黄帝内经·灵枢》则从五脏的角度解读了“气”的核心地位。兹略举二例，以证成此论。《灵枢·本藏》有言曰：“人之血气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31]这里强调的便是“气”对于“奉生而周于性命”所起的作用，这一作用不可谓不大。《灵枢·天年》则分阶段讲述了人体五脏之气的消散过程：(www.xing528.com)

五十岁，肝气始衰，肝叶始薄，胆汁始减，目始不明；六十岁，心气始衰，若忧悲，血气懈惰，故好卧；七十岁，脾气虚，皮肤枯；八十岁，肺气衰，魄离，故言善误；九十岁，肾气焦，四脏经脉空虚；百岁，五脏皆虚，神气皆去，形骸独居而终矣^[32]。

在这里，《灵枢》的作者借助当时的经验，向我们介绍了肝、心、脾、肺、肾这五脏之气递相衰灭的过程。“五脏皆虚，神气皆去”说明当五脏之气散尽之时，则仅留遗体而故去。这里再次证明了“气”对于生命的重要性：“气”在则命存，“气”灭则人亡。更加值得注意的是，《灵枢·天年》还有“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之语^[33]，这里的“神”指的正是“气”，因为《灵枢·小针解》早已明确提到：“神者，正气也。”^[34]这样一来，《灵枢·天年》的这一说法也可以理解为“失气者死，得气者生”，这大概是秦汉古医书中，与《韩诗外传》“人得气则生，失气则死”最接近的论断了。《天年》的这一观点，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特为标出，以广其传。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难经》与《灵枢》虽然论证的角度有别，却得到了殊途同归的答案，即“气”的确与生命保持着最紧要的联系，可见贵“气”的理论畅行于当时的养生思想界。现在我们回到《韩诗外传》所在的汉代，可以发现原来贵“气”同样也是汉代养生之学的重要论点。《韩诗外传》的贵“气”观之所以在西汉时代提出，的确存在着思想史层面的学术背景。换言之，正是由于西汉初期的学术界一直流淌着重“气”的思潮，才使得韩婴在《韩诗外传》中拈出“贵气”之说，以回应当时的主流学术圈。我们判断汉初社会普遍流行重“气”说的依据，是1984年出土于湖北张家山汉墓群M247的一部久佚的医书——《引书》。这部成书于吕后或稍晚的以讲授导引术为核心的著作，有一节直接与“气”相关的论断：

人生于情，不知爱其气，故多病而易死。人之所以善蹶，早衰于阴，以其不能节其气也。能善结其气而实其阴，则利其身矣^[35]。

不知爱“气”，所以导致多病易死，这是《引书》上述说法的中心观点。但《引书》的个案何以足够代表西汉初期普遍流行的重“气”观呢？这必须从《引书》的属性入手，才能获得合理的解释。黄展岳在《张家山汉墓不会是张苍墓》中以《引书》随葬的墓主只是一个底层的“秩二百石”的“县狱吏”^[36]，所以当时仅通行于社会高层的数量极少的正规“医经”和“经方”不可能进入他随葬器物的行列。这样即可初步断定，出土于该低级官吏之墓的《引书》是当时仅流行于民间的健身读物。葛兆光重新撰作《中国思想史》，提出“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延续并直接起作用的，常常不是那些高明的思想，而是一般性的普遍性的知识与思想”“思想史的真正背景在普通的知识土壤之中”^[37]。在这一观念的统摄下，我们应该相信《引书》的代表性，它既然属于流行于汉初民间社会的通俗读物，那么书中内容自然是当时民间养生思想最直接纯粹的表达，所以也最能代表那个时代的普通平民对于“气”的认识。此外，另一部出土于汉初墓群的医学书籍《十问·黄帝问于容成》也有专论“翕气之道”的部分，颇可同《引书》相发明：

上下皆精，寒温安生？息必深而久，新气易守。宿气为老，新气为寿。善治气者，使宿气夜散，新气朝最，以彻九窍，而实六腑。食气有禁，春避浊阳，夏避汤风，秋避霜雾，冬避凌阴。必去四咎，乃深息以为寿^[38]。

这再次证明了汉初确有不少医书强调了与“气”相关的知识，汉初的养生学界确乎充溢着尚“气”的气息。澄清了这一事实，我们对于围绕《诗经》撰作的《韩诗外传》竟能提出养生方面的贵“气”说，便丝毫不感到意外了。

从宏观的养生思想史来看，“气”也的确是最为核心的要素，在某些语境之下，“气”甚至可以用来描述整个中国医学。国医大师陆广莘曾经引用过毛泽东20岁（1913）所做的一条笔记：“中西医道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失之于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39]在这段材料中，“气”便是中医的代名词。韩婴能够发现“气”的重要性，并在《韩诗外传》中特辟一章加以专论，的确表现出超越一般经师的学术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