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琦与利生体育用品厂的故事

齐守愚

孙玉琦字润生，1885年生于河北省献县。幼年家道贫寒，又因连年水灾，无以为生，遂随父亲移居天津。因其父笃信基督教，故得以进入教会所办北京通州协和书院学习，毕业后留校作助教，后应张伯苓校长之约，去天津南开中学教书。此时足球、篮球运动在中国已渐普及，但球及其他体育用品均为舶来品，孙玉琦认为这种用品可以自己生产，何必从国外进口？于是在张伯苓校长的鼓励下，孙玉琦利用业余时间研究缝制球的技术。他将外国的球拆开，仔细研究其用料及构造后，便用天津华北制革厂所生产的皮革，将之铲平，使之符合球类的重量与弹性，然后缝制足篮球。经过一段摸索，孙玉琦终于摸到了门路，于是辞去教职，约亲戚孙庆有办起家庭工厂，专门缝制足篮球，自制自销。这是利生体育用品厂的最初阶段。开始，产品不甚合格，推销困难，入不敷出，孙玉琦不得不将太太的首饰当卖，以维持开支。经过一段惨淡经营后，业务渐渐好转起来，逐步增设了木工部、制革部、制弦部及营业部，使利生体育用品厂初具规模，这是中国第一家制造体育用品的工厂。

西洋体育最早传入中国的有足球和网球。篮球发明于1892年，1896年1月11日天津第一次在青年会的广告栏上出现了组织篮球队的消息。自1907年后，足、篮、网、棒四球大兴，其中以篮、足球为最盛。到利生的产品上市时，球类已有供不应求之势。此时保定的步云、北京的时昌、天津的春合体育用品厂亦相继出现，出现了竞争局面。为改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加强竞争，孙玉琦决定扩建利生，并于1932年聘齐守愚任利生制革厂厂长，后又擢升为经理。

齐守愚1901年生于河北武清县，自幼在教会学校读书，大学预科毕业后，一面在北京育英中学教书，一面在燕京大学制革专科听课。齐在育英中学除教课外，也负责体育和音乐活动；在燕京大学则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同时又是北京青年会老母鸡队的队员。1927年经董守义介绍来到天津南开中学任体育教员兼篮球队教练，1929年秋齐守愚赴美国深造化学，归国后便被孙玉琦约到利生厂工作。

新扩建的利生厂在锦衣卫桥附近，它包括制革部、木工部、制球部、制鞋部、制弦部、制网部、金工部，另外还附设体育馆、体育场、儿童游戏场、网球场、游泳池等，这时利生厂的设备已具备近代化水平。(www.xing528.com)

利生厂扩建后，孙玉琦将独资企业改为股份公司，总公司设在天津东马路。公司大小职工均可入股，孙玉琦自任董事长，但因年事渐高，身体欠佳，很少过问公司的事。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利生厂在北京设立了分厂，在顺德设立了制革车间；另外在天津法租界天增里设立了分公司，在大胡同设荣生商店，在北京八面槽设同来商店，在汉口五族街设分公司，专门经销利生厂的产品。此外在上海、济南、烟台、哈尔滨、西安等地还有代理店。在南洋新加坡也设有分公司。为解决生产网球拍、冰球棍、棒球棒所需要的木材原料，利生公司还在北京海淀建了林场，种植硬质树木。为改进产品，总公司内设立了研究室。另外还设立了同仁进修会，发展同仁福利；设立体育班，翻译各种英文体育运动规章和体育消息；设立进出口部，直接向国外推销产品和采购设备；设立服装部，承作各种运动服、便服、奖章、奖旗。

正当利生事业蒸蒸日上时，1937年爆发了卢沟桥事变，天津沦陷后，生皮概由日军统制起来，利生制革厂能分得的配额不及以前的百分之一，致使制革生产陷入停顿，因而也影响了体育用品的生产。加之战乱引起的交通阻塞，货运迟滞，使营业大为不振。这时日本最大的体育用品制造厂商美津浓派人访华，并参观了早已慕名的利生体育用品厂。参观后，日方提出要与利生合营。这在当时来说，如果单从利益上考虑，对利生是很有利的，但董事长孙玉琦出于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与全体同仁商讨后，严辞拒绝了日方的要求。以后日本宪兵经常来厂刁难，又以铁路局建职工宿舍为名，强买利生厂的房产，几经周折，最后利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忍痛出让。工厂卖掉后，职工情绪低落。每天都要应付各种难题，至珍珠港事件发生后，孙玉琦约体育界知名人士李清安来利生公司工作。不久孙玉琦又派齐守愚去重庆，由利生出资，在那里组织了中美联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准备搞制革、润滑油等为抗战使用。但公司组织起来不久，日本就投降了，于是齐守愚将中美公司迁至天津，并着手办理恢复利生的各种事务。这时的利生公司，主要由孙玉琦和李清安二人负责。

1948年中美公司派齐守愚赴美国开办分公司及调查业务，并签定购买毛织厂合同，同时顺便为利生开拓出口生意。董事会原决定派齐守愚出国一年半后回国复职，但由于时局的变化，齐守愚未能回国，此后便留在美国定居。

（1980年忆撰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