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者：木匠皇帝朱由校-历史深处的滋味

一

人生而自由。

但生得自由不等于活得自由。即便贵为天子，也不是每个人都欢喜坐上那龙椅。龙椅中人的困惑、无奈与反抗，在某种层面上构成了紫禁城的隐秘风景。

比如“木匠皇帝”朱由校，比如他的1620年。

公元1620年发生了多少事啊……

这一年是17世纪20年代的第一年，是中国农历庚申猴年，明万历四十八年。是一个混乱的年头，也是新旧世界交替的拐点时刻，有无数的欲望和情感在其间流淌。一些人出生了，比如普鲁士国奠基人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比如英国经济学家、人口统计学的创始人之一格兰特。一些人去世了，比如日本战国后期的名将直江兼续，还比如明神宗皇帝朱翊钧以及明光宗皇帝朱常洛。在1620这个年头，明帝国的年号显得有些混乱和急切。它既是万历四十八年，也是泰昌元年。准确地说，1620年8月份以前是万历四十八年，8月份以后为泰昌元年。在世界范围之内，当一艘叫“五月花号”的商船，载着一百零二名破产者、流浪者等在旧世界的游戏规则中郁郁不得志的人儿从英国的普利茅斯港出发，横渡大西洋，驶向遥远陌生的新大陆——北美洲去寻找美国梦时，明帝国开始显得波谲云诡，疑案频发。“红丸案”“移宫案”接踵而至，权力背后的阴谋或者说阴谋背后的权力强暴了这个外强中干的帝国，秩序的崩溃在1620年初露端倪。

站在朱由校的立场上看1620年，这个万历三十三年（1605）十一月十四日出生的15岁少年感觉颇为无助。七月二十一日，祖父死。九月初一日，年仅39岁的父亲明光宗朱常洛在乾清宫去世，在位时间才一个月。父亲的去世是与一大堆泻药以及成分不明的“红丸”联系在一起的，先是卧床不起，司礼监秉笔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进泻药，父亲吃了，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然后是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两天后父亲就猝然离世了。随后，御史王安舜、郑宗周、郭如楚、冯三元、焦原溥，给事中魏应嘉、惠世扬，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人先后上疏请求处理崔、李二人。在帝国一度发生过的争国本背景下，真是每一个人都可疑，每一剂药丸都可能是毒药。朱由校如履薄冰地上台，在父亲尸骨未寒的时刻即皇帝位，成为只有七年执政生涯的过渡皇帝——毫无疑问，1620年绝对是一个疑窦丛生却又含义丰富的年头。

这一年接下来的时间，朱由校开始为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处理问题而纠结。由于光宗突然病逝，朱由校上位，选侍李氏也就是朱由校的母亲按祖制必须搬出乾清宫，以为居住在慈庆宫的新皇帝朱由校腾位。但李氏拒绝这样做，她的身后，晃动着宦官魏忠贤的身影。在最高权力的取舍上，此二人似乎结成了战略同盟，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隐秘奋斗。九月初二日，明光宗朱常洛死后第二天，都给事中杨涟上疏反对李氏继续居于乾清宫；同时这位声名显赫的官员还弹劾李选侍对皇长子朱由校无礼，声称不可将皇长子托付给她。御史左光斗同时上疏，表明了李选侍不能继续住在乾清宫的理由。他说：“内廷的乾清宫，如同外廷皇极殿，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居住于此，其余嫔妃都不可于此居住。请李选侍移居宫妃养老的地方仁寿宫内的哕鸾宫……”1620年由此变得剑拔弩张，紫禁城权力的基点在乾清宫内外游离，杨涟、左光斗等士大夫阶层开始为一种秩序的重新归位与李选侍还有魏忠贤进行着较量。三天之后，形势明朗，李选侍移居哕鸾宫，朱由校搬进乾清宫。1620年的秩序得到了维护。但是没有人知道，这只是开始，不是结束。因为在接下来的时间段，魏忠贤继续发力，让杨涟、左光斗等士大夫付出沉重代价。当然，这是后话了。

1620年，巡按直隶御史易应昌上疏发表“盛世”危言，说：今日国势，最危险的有以下三件：一、天下之兵未可恃。征兵征不上来，应征的却又逃走；调兵调不到位，勉强到位却又逃走。“兵饷甚缺。”二、天下之食未足恃。帝国之大，没一年不发生旱涝，没一地不发生旱涝。淮南有粮三十万石苦于无船可运；山东需要征粮六十万石，却既无粮也无船。三、天下民心不可恃。各地士兵逃亡、哗变事件接连不断；饥民蜂起，百姓起义，此伏彼起……易应昌感叹——帝国国势，真正堪忧了。

1620年，杭州城突发大火，有六千一百余家房屋着火，大火燃烧了整整一昼夜。这是三月初五日的事情。过了五个月杭州城再发大火，这次竟有一万余家房屋着火，居民死伤惨重，似乎是老天爷为一个王朝的危局在发布预警……

从1620年出发，在接下来的七年时间里，帝国且战且退，天启年代没有亮起启明星。天启元年（1621），后金攻克沈阳和辽阳，明经略袁应泰自杀身亡；天启二年（1622），广宁失守。与此同时，河套蒙古入侵延安、黄花峪等处，深入帝国境内六百里地，杀掳数万人；天启三年（1623），黄河决口。睢阳、徐州、邳州一带方圆一百五十里以内悉成平地；同年七月三日，工科给事中方有度向皇帝报告：辽东战事起来后，每年加派新饷四百八十五万余两，今已五年，共达二千余万两。“百姓敲骨剔髓，鬻子卖妻，以供诛求”。方有度警告：兵饷问题不解决，帝国将有倾覆之忧。十一月二十一日，吏科都给事中程注奏陈天下急务称：“天下最急，莫如辽左，而蓟门为其咽喉。”熹宗一筹莫展。天启四年（1624），黄河在徐州决口，城中水深达一丈三尺；刑科给事中解学龙疏陈边将贪腐情状：“两辽东三帅各领银一万二千两为治宅第之资令人骇愕。营房每间领造价钱六两，而镇将睹自侵克，每间实际用银不过五六钱。马料刍豆，十扣其半。”天启五年（1625）正月，后金军攻取旅顺。六月，各地饥荒严重。延安持续三月时间出现大风雪。济南飞蝗铺天盖地，庄稼绝收。这一年帝国出现“人相食”的情形。天启六年（1626），京师王恭厂大爆炸，城内东自顺城门（今宣武门）大街，北至刑部街，“长三四里，周十三里，尽为齑粉”。皇宫里的龙椅在大爆炸中倒塌，熹宗大惊失色，急逃交泰殿躲避。据统计，在王恭厂大爆炸中共有一万九百三十一间房屋倒塌，而爆炸后四个月，后金皇太极即汗位，对明帝国的攻势更加凌厉。天启七年（1627）五月十一日，后金兵围锦州。二十八日，分兵再攻宁远城。熹宗皇帝在历史的大困局中首鼠两端，茫茫然不知所之。这一年，距离明帝国的覆灭还有17年时间，但这17年不属于朱由校，而是属于他的兄弟朱由检——崇祯皇帝。因为差不多三个月后，23岁的朱由校就在懋德殿与世长辞了。

二

万历十七年（1589），当河间府肃宁县的一个市井无赖李进忠被选入宫中，成为司礼秉笔太监孙暹手下一个打杂的小伙计时，他不知道，在此后的岁月里，自己竟然有能力深刻地影响帝国朝局。熹宗皇帝成为他的铁杆玩伴。这个后来更名为魏忠贤的人引导皇帝极尽声色犬马之好，自己却包揽政事，成为帝国的一个符号人物——他们两人的关系，那才叫纠结和缠绵啊。

从万历十七年（1589）算起，差不多三十年之后，熹宗赐魏忠贤世荫的荣耀，荫封他的兄弟魏钊为锦衣卫千户。这是魏忠贤发达的开始。不过很多人看不透这一点，比如周宗建。天启三年（1623）二月二十八日，御史周宗建上疏弹劾魏忠贤结党营私，准备将其一网打尽，没想到皇帝站在魏忠贤一边，诏夺周宗建俸禄三月——扣发了他三个月的薪水，以示惩戒。

看不透魏忠贤分量的人除了周宗建还有杨涟。天启四年（1624）六月初一日，左副都御史杨涟向皇帝揭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称“大小臣工，皆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乞正法以快神人之愤”；皇帝当然不可能将魏忠贤正法，他严厉批评杨涟的“虚妄”之语，以为对魏忠贤的慰藉和支持。杨涟受批评后，帝国官场掀起了反魏风。有七十多名高级官员上疏弹劾魏忠贤不法。但是很遗憾，这些上疏弹劾的人统统受到熹宗的严词切责。魏忠贤在皇帝心目中的分量，那叫一个沉甸甸。(www.xing528.com)

天启六年（1626），魏忠贤在帝国的威望到达顶点。这一年，他的生祠遍天下。这一发端于浙江杭州的兴建魏忠贤生祠运动得到皇帝的支持。熹宗皇帝赐名建于西湖的魏忠贤生祠为“普德”，还令杭州卫百户守祠。由此，花费数万到数十万的生祠在全国各地出现。都城内外，祠宇一时相望。监生陆万龄甚至提议在国子监建造魏忠贤生祠，给出的理由是：“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这是把魏忠贤抬到孔子的地位上了，而楚王包括袁崇焕在内也先后为魏忠贤建生祠，成为帝国信仰迷失时代的新鲜注脚。由此可见，熹宗皇帝对魏忠贤的关爱到了何种程度！

我们再来看看魏忠贤的职位。魏是司礼太监和提督东厂太监，但显然皇帝认为还不够，不仅进其上公，加恩三等，还赐魏忠贤“顾命元臣”的印鉴，准其享有九千岁的称呼，并默许百官对魏忠贤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礼。这是皇帝在礼仪层面上的突破——在帝国的秩序体系中，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突破；甚至皇帝还放弃他的最高权力，在忙于木匠活的时候让魏忠贤自由裁量政务。由此，在万历年间神宗怠政的基础上，天启年代熹宗皇帝又有意无意地加了乱政的方子。杨涟等重臣纷纷去职，东林党人惨遭杀戮——紫禁城里朝局的正邪之争全面失衡，帝国的崩溃呈现了不可遏止的姿态。这其中，熹宗皇帝未能处理好他与魏忠贤的关系是重要原因，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他作为问题皇帝的一个报应。

甚至在去世之前，熹宗还交待继任者崇祯皇帝要善待魏忠贤。虽然崇祯杀伐决断，未让魏忠贤继续苟活人间，但一切为时已晚。魏忠贤遗留下的所有破坏性效应在帝国最后十七年一览无遗并得以总爆发，究其原因，实在是天启年间熹宗皇帝犯下的错。这是两个男人破坏性关系所导致的延后反应，熹宗漠视权力与秩序的后果在他与魏忠贤的关系处理上清晰而全面地显现出来，这是他呈现给世人的第一张脸谱。

问题皇帝熹宗留给世人的第二张脸则是温情或者说仁慈。天启二年（1622）五月，熹宗复张居正原官。他赞同户部左侍郎陈大道等为原任大学士张居正所列的二十项功绩，认为张居正在治理帝国方面的确“功不可泯”，所以为其平反昭雪，官复原职，并给予祭葬——这是熹宗对祖父万历皇帝的一次反动，也是对历史真相的一次探究与致敬。甚至他的脚步不止于此，还走得更远，走到了建文时代。同样是在天启二年（1622），六月二日，皇帝下旨，称：“方孝孺忠节持著，既有遗胤，准与练子宁一体恤录。”此前方孝孺的十世孙方忠奕来京为延续一线血脉“伏阙上书”，熹宗一切从实际出发，抚恤方孝孺遗嗣，为历史留下一个温情的注脚，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漠视权力与秩序的独特个性。在他与魏忠贤的关系处理上，这样的个性为帝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在处理历史遗留问题上，熹宗这样的个性则为其带来生前身后的美誉——皇帝的形象开始变得丰满起来。

问题皇帝熹宗留给世人的第三张脸是寂寞。他是著名的“木匠皇帝”，在斧头与木头之间，竭尽所能地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这实际上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漠视权力与秩序的个性。从正德到万历再到熹宗，游历皇帝、练丹皇帝、木匠皇帝的身份转变似乎说明了帝国最后几个皇帝都是蛮有个性的，但最寂寞的主儿无疑是熹宗。国事不可为，不是他不愿意为，而是历史的因果关系重重叠叠，留给他操作或者说突围的空间几乎等于零了。后金在辽东攻势凌厉，帝国为辽饷问题饮鸩止渴，种种作为可以说是自掘坟墓。王恭厂的大爆炸像极了王朝唱晚时的警钟，而龙椅在大爆炸中倒塌，作为皇帝的他急逃交泰殿躲避，这份狼狈，不是末世的征兆是什么？或许这一切，熹宗早已经心知肚明。所以让争权的人去争权，让魏忠贤和杨涟们在困局中去有所作为吧，他是明知不可为而不为之，或者说在另一个领域有所作为，比如干木匠活。这份聪明似乎是皇帝难得糊涂的真切写照，却是无人懂他。若干年后，当他的弟弟崇祯皇帝在最后的历史困局中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徒呼奈何时，或许熹宗那张寂寞的脸才反衬得格外清晰，令人印象深刻吧。

问题皇帝熹宗留给世人的第四张脸是天真。这位年轻的皇帝相信风水学，相信一切都是因果轮回，而人定可以胜天。天启二年（1622），皇帝干了一件事，把位于北京西南大房山系九龙山附近的努尔哈赤祖坟给挖了，金国帝王陵寝毁于一旦。熹宗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泄“王气”，断龙脉，阻止后金上位。天真的皇帝在堪舆师引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仅挖了努尔哈赤祖坟，还将其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睿陵也给破坏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皋塔”，“皋塔”是纪念南宋抗金名将牛皋的，它之所以建在睿陵原址是取“气死金兀术，笑死牛皋”之意——皇帝天真到了迷信的程度，迷信到了意淫的程度，也算是千古奇观了。

熹宗留给世人的这几张脸展示了他不同的性格层面，也展示了其对这个世道的应对态度与能力。很显然，这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因为一切都在如火如荼，帝国漏洞多多，补丁打不胜打。要不是天启六年（1626）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阻击了努尔哈赤的十三万精兵，熹宗的天启年代很可能守不住原本就不固若金汤的山海关——那是帝国最具象征性的篱笆了，熹宗实在是很幸运，未将最后的决战留给自己，而是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时也？命也？人间再无天启帝。

三

帝国的崩溃说到底是人事的崩溃、人才的崩溃。天启年代和万历年代一样，配角比主角更有戏，杨涟们的倒下也比皇帝的倒下更加动人心魄。那才是一场悲剧，真正的悲剧。当士大夫精神的缺失成为时代的主旋律时，说实话，皇帝的作用便显得可有可无了——他退化成一个符号，风干在末世王朝的晚风中，于事无补也于世无补。

事实上东林党人在天启年间的集体凋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它是正邪之争的必然结果。皇帝既然是非典型皇帝，以避世、不争为人生趣味，朝局自然邪气盛行，正气不存。魏忠贤的追随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说。其中“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等五人；“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等五人。而“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也是各有其人。他们反映了一个王朝的阿附气味和彷徨品质。天启五年（1625）十二月，御史卢承钦为了取悦魏忠贤，仿《点将录》构制东林党人关系图，称“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由此一轮新的打击呼之欲出。

这样的打击不仅仅体现在器物层面，也体现在精神层面上。左都御史邹元标与左副都御史冯从吾在京创建的首善书院被毁，紧接着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等地书院俱毁。邹元标、冯从吾、孙慎行、余懋衡、周宗建、张慎言、黄尊素、邹维琏、卢化鳌、熊明遇等东林党人被先后削籍——帝国在精神层面上集体走向沉沦，终致万劫不复。

天启六年（1626）正月，书生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发炮击伤努尔哈赤，此举意外改变了帝国垂直向下的走向，病入膏肓的帝国这才获得一次场外休息的苟且机会。紧接着是第二年夏天，皇帝在西苑乘船游玩时意外落水，虽然没有马上致命，却仿佛证明帝国底气到底虚弱得可以，随时可能自己打败自己——死亡只是时间问题罢了。而熹宗也果然不争气，竟挺不过天启七年的夏天。八月二十二日，熹宗辞世。死前，他对三个人做出评价。评价弟弟朱由检为“尧舜”，暗示其可以继位。评价太监王体乾“勤练”，评价魏忠贤“忠诚”，这样的评价，可谓出人意料。而《明史》在若干年后则对当事人熹宗做出评价，称他“在位七年，妇寺窃权，滥赏淫刑，忠良惨祸，亿兆离心，虽欲不亡，何可得哉？”（见《明史卷二十二·天启帝本纪》）

如此，在相互评价当中，历史不动声色地完成了它的演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