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紫禁城是人的城。没有人，一座空荡荡的城就毫无意义。
人之中最尴尬者是错位者。错位者不是没有自己的位置，而是坐错了位置，由此一错百错，其人生便变得荒诞不经。所谓功业，到底风吹雨打飘零去，零落成泥无人知。
道光二十六年是公元1846年。差不多再过四年，道光王朝就寿终正寝了。这一年，江苏农民在金德润率领下发生暴动，县吏朱正安家被砸。在广州，由于英国商人金顿无故殴打当地的水果摊贩，激出民变，爆发了民众围攻商馆事件。而在紫禁城，由于法国政府的压力，皇帝不得不明降谕旨，弛禁天主教令，并且发还康熙末年以来没收的天主教堂。
同样是在这一年，无数人的命运发生改变。有些人死了。比如画家张培敦和汤绶名。前者师法文徵明，善画山水，后者官居盐城守备，善画墨梅、桃花等，都是一时才俊。但生命戛然而止之时，一切名利都成云烟。另有一些人获得新生。比如在香港马礼逊学校求学的容闳、黄胜、黄宽等第一批中国学生在校长布朗带领下赴美留学。若干年后，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的容闳参加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他开始倾向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个人命运由此发生重大改变。
当然就道光朝来说，这一年个人命运发生重大改变的人儿是奕。他是皇帝的第六子，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十一月二十一日。这一年奕才14岁，是个未成年人。此前他是个四好学生，六岁就进上书房学习。很显然，他的功课要比他的四哥奕
学得好。“少读即成诵”，不仅精通经史，擅长诗文，有《乐道堂诗钞》和《萃锦吟》传世，而且刀枪之技、骑射之术也颇为娴熟，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学生。皇帝似乎也对他另眼相看——给他找的老师是道光六年（1826）的榜眼、山东黄县人贾桢，而奕
的老师杜受田只是道光三年（1823）进士。相比之下，皇帝对奕似乎更看重一些。
一些细节可以看出皇帝的心机。比如说他为这个六子赐名“奕”，“”是高兴的意思。皇帝高兴什么呢？奕降生之时，道光帝前面虽然已有五个皇子，但长子奕纬此前一年病逝，次子奕纲、第三子奕继也早早夭折。五子奕
生下来就是个丑八怪，道光不喜欢他，就将其过嗣给亡弟绵恺为后。唯皇四子奕
，当时才一岁半，道光怕他像次子、三子一样早夭，所以提心吊胆得紧。现在奕降生，对他来说可为承继大统的双保险，所以他才为这个六子赐名“奕”——道光心里高兴的毫无疑问是这个。
正所谓母以子贵。奕诞生后，其生母博尔济吉特氏在宫内地位迅速升迁，从排名第五的妃子一跃为贵妃，地位仅次于皇后——皇四子奕
的生母钮祜禄氏。最微妙的事情还在于奕
10岁之时，钮祜禄氏突然去世，皇帝下旨由奕生母博尔济吉特氏代养奕
。由于皇后缺位，奕又显出比奕
更加聪明的迹象，在以秘密立储制而非嫡长制选拔皇位接班人的时代背景下，奕的人生的确充满了悬念或者说诸多的可能性。
皇帝的言行也在有意无意间强化了某种暗示。奕的老师贾桢某次赴江南主持乡试，道光帝怕因此影响奕的学业，特意写信给他，嘱其早早归来。但是道光二十六年（1846），皇帝主持的一场考试让奕的命运悄然发生了改变。这一年众皇子校猎南苑，奕所射杀的禽兽最多。毫无疑问，这个体现了他的骑射之术，而校猎南苑的目的其实也在于此。令人意外的是奕
未发一箭，以至于一无所获。皇帝问其原因，奕
回答说：“时方春和，鸟兽孳育，不忍伤生命以干天和，且不欲以弓马一日之长，与诸弟相争也。”事实上这个答案是他的老师杜受田早早教他的，目的是让奕
以仁胜出。道光皇帝在当时虽然未予置评，但很显然，他对奕
开始看好了。奕
和奕这两个儿子在他心目中的分量变得不一样了。
两年后，奕
在皇位争夺战中又胜了一招。这一年道光帝召奕与奕
面谈，以便定储。奕对道光所问之事可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显得侃侃而谈、知识面很广的样子；而奕
在闻知道光帝说自己年老多病，将不久于人世时，马上面露忧戚之神态，无心对答，只是伏地哭泣，以表仁孝之意。事实上这是他的老师教他如此这般的。因为杜受田考虑到奕
学识不及奕，便授计于他：“阿哥如条陈时政，知识万不敌六爷。惟有一策：皇上自言老病，将不久于此位，阿哥惟伏泣流涕，以表孺慕之诚而已。”奕
最后果然赢在他的“仁孝”上。因为两年之后的道光三十年（1850），皇帝将他的谜底公开，而奕的个人命运也由此尘埃落定。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公元1850年2月25日）清晨，道光帝的视线停留在总管内务府大臣文庆公的手上。准确地说，是该公手里捧着的立储匣，这个匣，即将透露新王朝新天子诞生的确切消息，因为此时的道光帝已处在弥留之际，说不出话来了。
立储匣打开，出现了一封御书“封皇四子奕
为皇太子”，另外也出现了一份朱谕“封皇六子奕为亲王”。站在一旁的人惊呆了。他们是宗人府宗令载铨，御前大臣载垣、端华、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何汝霖、陈孚恩、季芝昌。这些历史现场的见证人怎么也想不到，立储匣里会出现两个人的名字。虽然一个为皇太子一个为亲王，略有名分之别，但立储匣的功能只为立储，现在太子、亲王双雄并立，共挤一匣之中，毫无疑问会给新王朝留下动荡的线索和树欲静而风不止的操作空间。
现在，那个最哀伤的人儿奕，该怎么办呢？
二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公元1850年3月9日），是奕
的幸福时光。这一天，他在太和殿正式即位，是为咸丰皇帝。这一年，奕发现自己的命运也有所改变，他被封为恭亲王。这个恭亲王的“恭”字大有讲究。咸丰封其他诸弟为郡王，唯封奕为恭亲王，可谓意味深长。是他对奕表示尊重，还是让奕对自己恭恭敬敬？一切尽在不言中。但奕从中感受到的，是这个四哥皇帝对自己的刻意疏离——他虽然被封为恭亲王，可直到三年后的咸丰三年（1853），皇帝才为他举行恭亲王册封仪式。在此期间，奕受命在内廷行走，或做一些礼仪性的工作，比如替亡父道光皇帝上坟等。咸丰三年（1853）三月，在正式受封恭亲王后，奕受命管中正殿、武英殿事。当然这个职位也谈不上有什么实权，奕明白自己仍处于考察期或者说观望期。所以此一阶段他的表现是韬光养晦，低调做人。咸丰赐他恭王府（原和珅邸第）并且亲临贺喜时，奕诚惶诚恐地写诗言谢：
銮舆临莅日晴朗，
常棣恩周念弟兄。
更幸赐诗承渥泽，
勉输愚悃颂升平。
这首诗写得很媚，看不出有半点风骨。或许，这正是奕的处世之道——在逆境中夹着尾巴做人，等待春天的到来。
奕的春天在1853年突然到来了。这一年3月，太平军来势凶猛，直逼南京城下，朝廷里百官大骇，手足无措。奕在这关键时刻站了出来，“赞襄军务，居中调和”胜保与僧格林沁两支大军的矛盾，令他们合力围剿北伐军。奕的指挥才能和战略思想在他这次出场亮相中得到了验证，皇帝开始对他另眼相看。当太平军的北伐被镇压下去之后，奕发现自己已经从一个内廷行走人员转变为叱咤风云的领军人物。他先后出任都统、阅兵大臣等职，皇帝并且高兴地下发嘉奖令：恭亲王奕“着交宗人府从优议叙”。
就个人仕途而言，毫无疑问奕正在步入上升期。他破例入直军机，并很快成为军机处的领班。但偏偏这个时候，封号事件浮出水面，为奕冉冉上升的仕途投下一道浓重的阴影。
这事还得从咸丰元年（1851）说起。该年三月十五日，奕生母被封为“康慈皇贵太妃”。这似乎是个崇高的荣誉，就像咸丰帝此前所宣布的：奕生母在生前侍奉皇考道光帝，淑慎素著，理应加崇称号，以申敬礼。可康慈皇贵太妃看上去却不怎么高兴。因为她想得到的并不是皇贵太妃的封号而是皇太后的封号。当然要细说起来这里面也是大有文章的。就像上文所述，奕和奕
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早在奕
10岁时，因其母去世，只好由奕生母抚养，所以奕生母事实上也是奕
的养母。正是因为这样一层关系的存在，奕及其母亲才对皇太后的封号有所企图，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但咸丰帝却顾虑重重。的确，这里面大有文章好做。对奕生母封后表面上看是亲情伦理问题，实质上却是政治权力问题。所以尽管此后奕曾经多次向咸丰帝表示，其母“宜尊号太后”，但皇帝却始终是“默不应”。奕误解了这种“默不应”，或者说故意误解了咸丰帝的“默不应”。咸丰五年（1855）夏，康慈皇贵太妃病重，咸丰帝前来探视，问奕病情，奕跪地哭泣说：“已笃！意待封号以瞑。”很有不给皇太后封号就死不瞑目的意思。咸丰听罢仓猝之间不置可否地说了两声：“哦！哦！”奕马上抓住时机有所作为。他立即跑到军机处去办理皇太后的尊封事宜，并且让礼部立即准备正式的册封礼。如此箭在弦上，迫使咸丰在七月初一传旨：“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
封号事件到此为止。表面上看是奕占了上风，但咸丰皇帝随后开始发力，以惩戒奕对皇权的侵犯与轻薄。
七月二十一日，咸丰颁布谕旨，称恭亲王奕“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著勿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均著开缺；并勿庸恭理丧仪事务、管理三库事务”。同时警告他“必自知敬慎，勿再犯类似过错，以负朕成全之至意”（见《清实录》）。同时咸丰还下令“减杀太后丧仪”：他不按皇太后礼而以妃礼发丧奕生母；不让其与道光帝合葬于慕陵，而只将康慈皇太后的棺椁安置在慕陵内的妃园寝内。为掩人耳目，咸丰颁旨将慕陵内的妃园寝升格为皇后陵，称为慕东陵，但仅此而已。
最重要的谥号问题咸丰帝也做了手脚。他谥奕生母为“孝静康慈弼天辅圣皇后”，仅十个字，也不系宣宗庙谥，即不加宣宗成皇帝的“成”字，以有别于其他皇后，从而开创了清代历史上皇后不系皇帝谥号的先例。(www.xing528.com)
至此，奕不再得到咸丰帝的信任。他此前的韬光养晦，夹着尾巴做人谋略功亏一篑。咸丰在办完康慈皇太后的葬礼后，以奕“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为由，宣布解除他的全部职务。紧接着，皇帝怒气冲冲地发布上谕称：“中外臣民，但旨奕之封亲王，系朕即位后推恩，未知系皇考遗命，不足以传信后世。著将此旨付史馆，于实录本纪内，将皇考朱谕封奕为亲王，纂入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遗命各条之此，以昭信史。”意思是封奕为亲王是道光帝的遗命，不是他咸丰的本意。要不然的话，他会将其亲王爵也一并撤去。这样一道上谕咸丰皇帝不仅公之于众，而且要“以昭信史”，说是羞辱奕毫不为过。
奕再次跌入谷底。
三
牢落天涯客，伤哉志未伸；
独醒空感世，直道不容身。
忠荩遗骚雅，高风问楚滨；
怀沙数行泪，饮恨汨罗津。
这是跌入谷底的奕写的一首聊以自慰的诗。但是在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七，奕的命运再一次静悄悄地发生了改变。这一天八里桥（今北京通州区）大战爆发。僧格林沁所部在京郊张家湾、八里桥一带惨败，英法联军趁势进抵北京。咸丰吓得从圆明园逃往热河，而当时28岁的奕被他授权为全权大臣负责与联军的议和。
的确，对奕来说，这是他的命运发生改变的开始。不过是变好还是变得更坏，却没有人可以预知。因为议和工作并不好做，议得不好，和平未来，战事再起，他就是不折不扣的替罪羊。而要议妥当了，接受英法联军的城下之盟，又免不了有丧权辱国之嫌。这一点诚如他写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所言：
“臣等自受命以来，与夷酋周旋数日，谨遵圣谕，与夷议和，草签和约，虽暂退夷兵，然危情未解，种种错误，虽由顾全大局，而扪心自问，目前之所失既多，日后之贻害无已，实属办理未臻完善，臣请皇上议处。”
毫无疑问，奕奏折中所表达的心情是战战兢兢的。因为在议和过程中，联军和他草签的和约条件是异常苛刻的，不仅要清廷承认《天津条约》继续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还要对“大沽事件”表示“谢罪”；改赔款数额为800万两（《天津条约》规定为400万两）；最要命的一点还在于，清政府必须割让九龙司半岛南部给英国。
奕没想到，皇帝不但不对他严加处置，反而好言宽慰。他在热河下旨说：“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亦深谅苦衷。自请处分之处，著无庸议。”这似乎是奕命运向好的征兆。那句老话是怎么说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但奕另一个没想到的是，从皇帝逃到热河之后，到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驾崩于热河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他再也没能见到这位哥哥一面，哪怕是最后一面。这里头细说起来原因很复杂。一是奕北京议和成功，实力或者说政治资本大增。身边围了一批留守京师的王公贵族，称其“擅社稷之功，声望压端华、肃顺之上”。与此同时，洋人也认可奕的表现，甚至放出风来，要让他来取代奕
做大清国的皇帝。
洋人不懂中国式政治，奕却吓得要死。他这是功高震主啊，也犯了君臣名分之大忌。为了挽回影响，奕请求到热河请安，皇帝不许。很显然，咸丰这是生气了。奕为补救计，联合在京的王公贵族及诸大臣上奏请求皇帝“择佳期回銮”，咸丰依然不肯。其实，奕把功课做到这里，皇帝虽然这不许那不肯的，心却在慢慢软化。换句话说，他对奕的戒备心理开始解除。不过谁都没想到，奕接下来竟走了步臭棋：建议咸丰皇帝离开热河，定都西安。他给出的理由是西安有四塞之固，曾为千年古都，命脉风水都是上佳的。如果回京有后顾之忧的话，定都西安洋人就鞭长莫及了。
奕在此时犯下的错误可以说是致命的。虽然他给出的迁都理由表面上看冠冕堂皇，找不出漏洞来，但在请求皇帝“择佳期回銮”后不久，就紧接着建议迁都，不能不让皇帝再起疑心。由是咸丰对奕产生防范心理，这一点可以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置上一见端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奕在北京议和期间为方便与洋人打交道提议设立的，目的是专办洋务。但咸丰帝在1861年1月20日颁布实施时将此衙门的功能限定在“通商”上，咸丰甚至给各省有关机构打招呼，称“至各省机密事件……如事关总理衙门者，即由军机处随时录送知照，亦甚便捷，着无庸由各口先行咨报总理衙门，以归划一”。很显然，皇帝是想将总理衙门的权力架空，以便掌控奕。
事实上奕的权力被架空还体现在皇帝的临终交代上。咸丰皇帝在临终前宣布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杜翰、焦祐瀛为顾命大臣，同时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后由慈禧掌管），皇帝规定顾命大臣拟旨后要盖“御赏”和“同道堂”印章。这是一种权力的分配和制衡。但是，在后咸丰时代的权力格局中，奕没有被安排什么角色。换句话说，他是这个权力场的零余者，不再有博弈的资格。
事实果真如此吗？
四
历史的吊诡之处，其实难以一言以蔽之。
公元1861年农历七月十七日，咸丰皇帝去世。但接下来，在权力分配上，八大臣同两宫太后发生了矛盾。两宫太后准备染指最高权力，而八大臣则认为两宫太后看折也是多余之事。双方剑拔弩张，一个王朝的政权交割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化。由此，奕的机会来了。8月1日，他获准赶赴承德避暑山庄去参加咸丰皇帝的追悼会。追悼会后，他又获准同两宫太后会面约两个小时。这是影响历史进程的两个小时，正是在这次会面中，恭亲王奕同两宫太后密商了发动政变的细节与步骤。此时距咸丰皇帝驾崩仅仅过了十三天。8月6日，御史董元醇上奏请太后暂理朝政，并选择亲王一二人加以辅弼，从而为两宫太后未来的垂帘听政打下舆论基础；7日，亲太后派的准兵部侍郎胜保赶到避暑山庄，请旨不许各地统兵大臣赴承德祭奠，随后自己率兵经河间、雄县一带兼程北上，为两宫太后未来的垂帘听政保驾护航；9月23日避暑山庄起灵驾。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只陪了灵驾一天，就从小道赶回北京，于30日发动政变。奕先是暗地里策动其亲信、手握重兵的胜保上《奏请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亲王辅政折》，以为政变成功后皇太后听政与近支亲王辅政做好舆论准备。所谓“另简近亲王辅政”，明眼人一看便知是让恭亲王奕上位。随后赞襄政务八大臣中的载垣、端华在宗人府被迫自杀，肃顺处斩，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被夺职，穆荫被发往军台效力。
1861年农历十月，当一切尘埃落定后，两宫太后诏改“祺祥”年号为“同治”年号。这实在是一次含义丰富的诏改，因为“同治”含义可做四层理解：一是两宫同治，二是两宫与亲贵同治，三是两宫与载淳同治，四是两宫、载淳与亲贵同治。当然对奕来说，他也获得了某种“同治”的可能性。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一日，辛酉政变后第二天，奕发现自己成了议政王、宗人府宗令，并被任命在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这官是地位的象征，虽然只掌管皇族事务，却位居内阁六部之上。但他的恩宠并没有到此结束。第三天，两道上谕下来，奕被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同时管理宗人府银库。在此之前，奕的身份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如今多重显要身份集于一身，奕的人生可谓功德圆满了。
五
奕的人生突然间功德圆满，其实是一种交易，是慈禧对奕在辛酉政变中配合默契给予的回报。不过，它也不仅仅是回报，其中还有安全和平衡的考量。政变后载垣、端华赐自尽，肃顺斩首示众，景寿等五人或革职或遣戍。帝国一时间人心惶惶，不给奕好处，一无以镇服人心，二恐生变数。这是慈禧对权谋手段的一次大胆运用，结果形势稳定了下来。
四年之后的同治四年（1865）三月初七日，恭亲王奕被慈禧革职。大权在握的奕起初不以为然，他甚至和这位女人进行理论，双方发生争执。慈禧随后亲笔诏书，斥责奕“骄盈溺职，召对不检，罢其值军机、议政王的官衔”。奕这才知道，自己的使用价值已经到期了。他在辛酉政变中配合默契并不意味着可以永久享受权力，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慈禧眼里从利益共享者已经转变成战略竞争者，所以动手是迟早的事情。这是权力的巡回，也是慈禧太后的收官。貌似“润物细无声”，却“轻舟已过万重山”。
就在奕准备弃子认输时，世事的无常却出现了。由于王公大臣九卿科道等公奏：“恭亲王咎由自取，尚可录用”，慈禧权衡之后做了一个折中处理——命奕仍在内廷行走，并总管总理衙门。恢复其军机大臣职务，不复议政。这叫打而不死，以观后效。但最后的效果究竟怎样，是峰回路转还是慢慢折磨致死，奕不知道。因为主动权不在他手里。
此后二十年没有动静。就像楼上人家夜半时分脱了一只靴子，奕提心吊胆地等待另一只靴子也脱下来——早脱早解脱，但慈禧偏偏猫玩老鼠，很有耐心地玩了二十年，直玩得奕这只老老鼠万念俱灰，生不如死。二十年后的1884年，最后的谜底揭晓。这一年是光绪十年，法国人兵指越南，帝国在越南战场上被打得落花流水，先后失了山西、北宁、太原等地。三月初八日，左庶子盛昱上奏折弹劾李鸿藻保举非人，建议给予处分；同时盛昱还在奏折中说奕、宝鋆了解内情却不加阻止，也应该负一定的责任。毫无疑问，这是一份慈禧等待了二十年的奏折。因为它给了她脱去另一只靴子的动力。五天之后，慈禧出手，以“委蛇保荣，办事不力”的罪名，将恭亲王奕、大学士宝鋆、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兵部尚书景廉、工部尚书翁同龢一概逐出军机处；同时任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五人为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为领班大臣，组成了新的军机处。这是光绪十年（1884）权力格局的重新组合，也是对奕政治生命的一个交代和了结。奕明白，重点其实还在后者。慈禧以一个女人的耐心足足等了二十年，这样的收官时间可谓绝无仅有。这一回，奕真正弃子认输了。
光绪二十年（1894），由于甲午战败，帝国人才匮乏，63岁的奕重新出山，担任领军机的重臣。但此时的他日薄西山，锐气不再，看见慈禧就像老鼠看见猫一样，再无任何主见与坚持，凡事委蛇因循，成了一个素餐尸位之人。四年后，戊戌变法运动爆发前夕，奕与世长辞。在晚清五十年的历史大变局中，奕本来可以有更大作为的，但由于时运不济，再加上自身性格或操切，或首鼠两端等消极因素的存在，此人最终成为紫禁城权力场的郁郁不得志者，一个流星人物——虽曾春风得意，却到底昙花一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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