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深处的滋味：文治武功的具象容器

一座城与一个人，冥冥中是有相互对应关系的。历史选择了朱棣，让他成为这座城池的缔造者，虽然存在很多偶然的元素，但是帝制中国，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北京，都需要一个巨大的容器来承载天子的欲望与冲动。

这欲望与冲动，换一个说法，就是文治武功。

紫禁城，这座位于北京中轴线中心的建筑物，从它营建那天开始，就是承载明成祖朱棣文治武功的具象容器。用天上的星辰与都城规划相对应，以突出政权的合法性和皇权的至高性，这是紫禁城“天人合一”规划理念的内涵所在。

而《明实录》上说：“癸亥，初营建北京，凡庙社、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至是成。”这个说的是北京紫禁城与帝都南京的比较。“高敞壮丽过之”，把明成祖朱棣渴盼文治武功的心理隐秘地表达出来了。

而大臣们对于迁都北京，营建紫禁城给出的理由同样是充满政治正确——“北京北枕居庸关，西靠太行山，东连山海关，南俯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壮丽，足以控制四方，统治天下，确实是可以绵延万世的帝王之都”。

城与人的关系有时就像人与自身影子的关系一样，总是有着内在的联系，或者说情感。当燕王朱棣战胜建文帝朱允炆，成为龙椅中人时，继续待在帝都南京或许让他对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产生了一丝忧虑。迁都之举不仅从一个侧面曲折地表达了朱棣对权力合法性的追求，同时也表达了他对世界的强烈占有欲。从南京到北京，帝国的都城虽然只是在地理方位上产生了变动，但落到疆域上，却是无与伦比的廓大。因为朱棣的战略视野发生了改变。他不愿像父亲朱元璋那样，以蜗居南京、打造小农社会为人生快事，也不仅仅是以亲率大军五征漠北为能事。北京曾经作为朱棣的藩王府，在永乐朝构成了他重新观察和占有世界的新视点。而北京此前又是元朝的首都，是忽必烈经营天下的一个基点。只有从这里而不是南京辐射出去，才能拥有或者说凝聚一种横跨欧亚的大国情怀与动力。

所以从永乐四年（1406）开始，朱棣就诏建北京宫殿，开始其经营天下的准备和努力，直到十五年后的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初一，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为其永乐王朝的版图定下雄心勃勃的中心点。而永乐王朝的版图，据《地理志》记载，“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南海的“千里长沙，万里石溏，尽入版图”。不可谓不廓大。但其实在朱棣看来，一个固定而没有弹性的国度还不是他理想中的帝国。他的理想一直是天下——“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日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殊方异域，鸟言侏离之使，辐辏阙廷，盖兼汉、唐之盛而有之，百王所莫并也。”这个“东西抵日出日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届”的描述还真有纳全球于怀中的气概，难怪《成祖本纪》后来对朱棣拍马屁说：“（朱棣）雄武之略，同符高祖。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受朝命入贡者殆三十国。幅员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客观地说，紫禁城不是一座宫殿，而是由八十六座殿、四十八座宫、二十三座楼阁、二十二座馆组成，另外还有斋、室、堂、轩等建筑。为了这些数目庞大的宫殿群得以落成，超过十万的技术工匠和上百万的劳工付出了十四年的艰辛劳作。但是再艰辛的劳作，都改变不了紫禁城是一座闭环结构、有主有从、等级森严的建筑群的事实。如果说历史有起承转合内在路径的话，紫禁城事实上也有起承转合的生命线。作为这座城池最初的主人，朱棣规定了它的气质、能量与情感，紫禁城注定要在闭环结构中完成自我循环的过程。而永乐年间与朱棣有关的大大小小政治事件，事实上都与紫禁城一样，缺乏突破性的视野与格局。

紫禁城政治首先塑造了朱棣五次北征的文治武功冲动。有天下最宏伟的帝都，必得有天下最宏伟的文治武功。朱棣想象自己是忽必烈或者成吉思汗，一次次地带领他的军队朝着北方的敌人攻击。这样的攻击在朱棣的想象中应该算建功立业，虽然最后收效甚微甚至毫无必要，但对朱皇帝来说，建立一个伟大的帝国，做一个伟大的君王，必须时刻在路上。不过，与其说朱棣是跟敌人在战斗，倒不如说他跟自己心中的欲念战斗。朱棣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但又的的确确是一个人在战斗。我们接下来就来梳理一下，看看朱棣五次北征的军功究竟有多大。

朱棣的第一次北征是在永乐八年进行的。此前一年，淇国公丘福奉命征剿蒙古大汗本雅失里，结果在胪朐河全军覆没，很失帝国颜面。朱棣一怒之下便率领五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北征，结果如何呢？史书上记载：“遇虏骑进击，得箭一枚，马四匹而还。”而本雅失里也溜得比兔子还快，“明军追击不及而还”。所以朱棣第一次北征的情状只能用“虎头蛇尾”四个字来形容。(www.xing528.com)

朱棣的第二次北征也是“发马步军五十余万”。在经过惊天动地的大阅兵仪式后，这位帝王在永乐十二年（1414）正月初六下诏亲征瓦剌。好在这一次的结果不错：大败瓦剌三部，斩其王子十余人，部众数千级。这也是朱棣五次北征中成绩最好的一次，八月，他凯旋回京，在奉天殿接受群臣朝贺。不过五十万人的大部队只杀敌数千人，怎么说也不是大收获。

朱棣的第三次和第四次北征都没有找到敌人，因为对手阿鲁台不见了，朱棣和他的大军只得无功而返。第五次的情形同样如此，毫无成效，只是朱棣这一次没有回来。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八日，这个多次率领几十万大军却找不到敌人的人在最后一次过了一把“征战瘾”后在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东南）突然去世，享年六十五岁。他的五次北征至此画上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朱棣的另一重大文治武功冲动是“下西洋”。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日，郑和奉命第一次出使西洋。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恩威之旅，这支有着二万七千八百多名船员的船队总共由二百零八艘船组成，浩浩荡荡地在大洋上漂荡，第一次在中国历史上荡漾出帝国的野心与自信，也荡漾出朱棣“威德远被”的治世企图。因为每到一地，郑和都会宣读一封敕书。这封敕书的宣读对象是“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主要内容是永乐大帝朱棣良好的自我感觉：“朕奉天命，君主天下，一体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覆载之内，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处，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业，不至失所。今特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祗顺天道，恪遵朕言，循礼安分，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若有摅诚来朝，咸锡皆赏。故此敕谕，悉使闻知。”应该说朱棣在这封敕书里恩威并施，既体现了“威”也体现了“恩”。在“威”的方面朱棣使用了警告性或者威胁性的语言——“毋得违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并且只有这样做了才能“共享太平之福”。在“恩”的方面朱棣表示“四方海外诸番王及头目”如果带着一颗诚心来朝拜永乐帝国，则全都有赏。事实上朱棣的恩赏不是随口说说的，他是真给。永乐二十二年（1424）三月，来华访问的满剌加国王就亲身感受到了朱棣的大恩大德，他总共得到了“金百两、银五百两、钞三万多锭、锦六段、彩缎五十八表里、纱罗各二十二匹、绫四十六匹、锦五百多匹、绵布三百多匹、织金罗衣一袭、素罗衣十三袭”；还在玄武门与明成祖朱棣共同出席国宴，亲身体验到大明帝国的富足和慷慨。

当然“威德远被”重要的是一个“远”字。关于这一点，郑和做得很到位。因为他每到一地，就立碑以作纪念。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到达左里（今印度科泽科德）时就曾在该地立碑，上书：“其国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皞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永乐五年（1407）冬，郑和奉命第二次出使西洋，又在锡兰立一石碑，史称“郑和锡兰碑”。朱棣的“威德远被”就这样被郑和以立碑的方式具化在天涯海角，成为朱棣试图变身“古今一人”的努力标签——如此作为，他的秉性不可谓不鲜明矣。

与此相反，在15世纪的海面上，哥伦布们也在出游，只是他们发现的东西与朱棣所渴望的东西大相径庭。这实在是视野之别，事实上也是东西方价值观的不同——哥伦布意外“发现”美洲大陆，欧洲文明第一次碰撞了美洲文明，从而世界历史的走向和洲际文明间融合与洗礼的进程大大提速；麦哲伦环行地球为西方人提供了视野学上的贡献，使得资本主义这一人类历史上全新的制度在全球开始传播和发展，他在地理空间和市场空间的拓展上居功至伟；达·伽马的贡献则突出在市场意义上，由于他发现了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的航路，所以葡萄牙开始控制印度洋，为这个国家在新世纪的上位抢占先机，并且达·伽马在航行中运回的香料等货物在欧洲的获利经折算竟然达到他整个远征费用的六十倍！这样的远航实在是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同时也开拓了全球海洋贸易的市场空间。尽管郑和下西洋也带回了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土特产，比如他第六次出使西洋时，船队所采购的物品有：重二钱左右的大块猫眼石，各色雅姑等异宝，大颗珍珠，高二尺的珊瑚树数株，珊瑚枝五柜，金珀、蔷薇露、麒麟、狮子、花福鹿（即斑马）、金钱豹、驼鸡、白鸠等，但这些物品的价值只在于满足朱棣臣服万邦的虚荣心而已，一如非洲东岸的那只长颈鹿，象征意义多于经济价值。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郑和下西洋只是一趟趟虚幻之旅，投入大于产出，政治大于经济。它是保守和自闭的，虽然行至天涯海角，一路风景看遍，却并未看透世界大势。表面上浩浩荡荡，呈现的却只是皇恩浩荡而已。郑和的船队与其说是一支大型船队，倒不如说是永乐帝国的微观世界，近三万人的小社会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以移动的方式免费向沿途各国表演一出出活报剧，以输出永乐王朝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己任。这样的浩浩荡荡貌似不朽，可以传之后世，却很快偃旗息鼓，悄无声息，说起来真是朱棣的悲剧了——历史曾经如此意味深长地给他提供了一个可能，让他睁眼看世界，让他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正在变化的世界，以便突破墨守成规的帝国和他自己，但朱棣却只从政治和权谋出发，对世界做了一次自上而下的俯瞰，而后匆匆归去——东西方文明的发展路径终于走向完全不同的两极——由此，断层的出现变得不可避免。不妨这么说：朱棣的盛世之毁，不仅仅是由于帝国经济基础的坍塌，更是因为其视野的狭窄与萎缩。一切咎由自取。

就这样，一度扬帆远行的华夏海洋文明在朱棣的狭窄视野里悄然搁浅了。西方各国在地理大发现后很快走向工业革命，他们的远洋船上开始使用蒸汽动力，但是明帝国在海禁国策的限制下，舰船的制式越来越小，并限制使用双桅，载重不得超过五百石。“只能就地巡查，不能放洋远出。”毫无疑问，这是华夏海洋文明在遗传基因上的一种萎缩和自戕，帝国海洋意识上的自我封闭以永乐朝为起点，在郑和之后再无远行。一百五十年后，明帝国已经想不起来“地球是圆的”了，想不起来曾经远航时的那份勇气与激情，而此时欧洲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他带来的一张世界地图含义鲜明地拉开了东西方在海洋文明和观世视野上的巨大区别。这样的时刻，曾经威德远播的永乐帝朱棣又在哪里呢？

他被供奉在庙堂之上，仪态威严地成为一个牌位，和传说。而紫禁城就是供奉朱棣的庙堂，也仿佛要永远威严地存在下去。城的气质与城中人的气质互相媾和，共同构成中国式政治哲学与视野的重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