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说：有人要架空毛主席
◎毛远新的汇报引发毛泽东对全面整顿的不满
◎清华大学成为触发点
◎毛泽东对刘冰等的上书反应强烈：矛头是对准我的
◎风云突变，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批示
◎打招呼会议“反击右倾翻案风”
◎“走资派还在走”
◎江青擅自召集12省负责人会议，制造接班舆论
◎新的政治理论公式：“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
◎张铁生：“要一个个收拾他们，采取铁的手腕”
◎“四人帮”帮派分子大肆活动
◎到处出现新的动荡和混乱
邓小平的重新工作和执掌主要权力，这是“四人帮”集团极不愿意看到的。从一开始，“四人帮”集团就同邓小平进行纠缠和斗争，但是，如前所述，在党内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局面下，毛泽东个人执掌着最后评判的巨大权力，而毛泽东出于稳定和团结的考虑，并不支持“四人帮”集团和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
然而，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支持是有限度的。这就是要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前提下，维持安定团结局面，发展国民经济。一旦觉得这个前提受到威胁，毛泽东的政治态度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邓小平的全面整顿，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政策，但是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无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左”的理论和政策的有力挑战。全面整顿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同样折射出“左”的政策的失败。因此，整顿的深入发展，必然要更大地动摇“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这也正是这个问题的要害。在党和国家的最终权力掌握在毛泽东一人手中的局面下，全面整顿在政治上的风险是极大的。
毛泽东对邓小平态度的转变，使政治力量的较量态势完全改变，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全面整顿遭受严重的挫折。
林彪事件之后党内围绕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一要害问题发生的分歧和矛盾越来越明朗化和激烈化。相继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不断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力图使党和国家的发展走上正轨，这反映了全党、全国人民中日益发展的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而以江青等人为代表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左”倾政治势力，则力图坚持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为其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直至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扫清道路。因此，围绕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和斗争，又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由谁继承这一敏感的和要害的问题紧密相关。
在关于如何对待“文化大革命”的矛盾和斗争中，毛泽东在一段时期内态度是复杂的。他在全局上始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一再制止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为此，他发动了数次政治运动，试图解决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同时，毛泽东看到，要坚持“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还必须在具体做法上有所调整，实现国家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取得明显的成效。毛泽东有保留地支持周恩来工作、支持邓小平复出和主持工作，都是出于这个考虑。但是，调整是有限度的，这就是不能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针，一旦他认为越过了这个界限，便毫不犹豫地予以制止，1973年年底的批评周恩来便是一例。对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毛泽东在政治上是信任的，但是对于他们的政治能力、在党内的影响力仍不放心。因此，毛泽东在坚持“文化大革命”方针政策的前提下，一方面通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在党内的影响力和实际工作经验，实现党和国家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掌握意识形态，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连续性。这两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既想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又希望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调整来使之合理化、固定化的考虑。毛泽东发动的几次政治运动，虽然是针对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的，但对周恩来、邓小平只是作政治上的“纠偏”和“警告”，不主张打倒他们；他支持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等人，在理论上和政治上肯定“四人帮”，但是对于他们企图乘机打倒周恩来、邓小平的阴谋，也明确地表示不赞成。
1975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芦荻谈话时，谈到关于《水浒》的看法，并且作了发挥。他说：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毛泽东的谈话，再一次反映了他对于以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能否被坚持的深切忧虑，他担心继承人改变其政策，“投降”，“让人招安”。
姚文元看到谈话记录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信：(认为毛泽东的谈话)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中国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和一切革命群众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应当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
姚文元提议将毛泽东的指示印发给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增发出版局、《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以及北京大批判组谢静宜和上海市委写作组，并将自己给毛泽东的信附上；由《红旗》杂志发表鲁迅论《水浒》的文字，组织或转载评论文章。毛泽东批示同意，从而批准发动了评《水浒》的运动。
毛泽东发动评《水浒》的运动，目的还是解决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四人帮”则利用这个机会，将毛泽东的忧虑变成为他们所用的政治运动，攻击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革命家。
评《水浒》运动的主题是“投降派”。1975年8月28日，《红旗》杂志第9期发表短评：《重视对<水浒>的评论》，揭开了评《水浒》运动的序幕。这个评论阐述和发挥了毛泽东的观点，强调认清“宋江投降后的地主阶级本质，对于我们识破修正主义的欺骗性和危害性是很有意义的”。短评提出，要“充分开展对《水浒》这部书的批判，充分发挥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使人民群众都知道投降派的真面目”。[16]同期刊登了一组评《水浒》的文章，如署名方岩梁的文章《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评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评<水浒>》，等等。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连续发表评《水浒》的文章，一场评《水浒》运动热热闹闹地开展起来了。
8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竺方明的文章《评<水浒>》，文章提出：“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批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9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一文说：评《水浒》“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又一次重大斗争，是贯彻毛主席关于学习理论、反修防修重要指示的组成部分”。
对一部在中国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有着广泛影响的历史小说《水浒》进行评论，当然是可以而且是应当的，毛泽东对《水浒》的评论，也有其精辟之处。问题在于通过评论一部小说达到意识形态的宏大目标和指导现实的斗争，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江青等人在政治上又活跃起来。他们利用报章杂志散布其“左”倾观点，将评《水浒》大加发挥，影射攻击周恩来、邓小平等老干部，指责周恩来、邓小平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架空毛泽东。8月下旬，江青召集于会泳等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她还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人要架空毛主席。”9月12日，江青在大寨讲话：“不要以为评《水浒》只是一个文艺评论。”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也不单纯是历史评论，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因为我们党内有十次路线错误，今后还会有的，敌人会改头换面藏在我们党内。”“所以这部书要好好地读，看看这个叛徒的嘴脸，对照一下咱们党内的十次路线斗争的一些叛徒嘴脸。”江青还大谈所谓“架空”的问题，说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9月17日，江青在大寨又说：“评《水浒》就是有所指的。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毛主席呀？我看是有。”“党内有温和派，左派领袖就是鄙人。”姚文元在修改尹铭的文章《论<水浒>的现实意义》时，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
从政治斗争的意义来看评《水浒》运动，不过是想借一个名义搞政治，《水浒》一书中对现实斗争有利的，均可利用，没有关系的就通过类比、附会来拉上关系，原来的历史事实或者小说情节依目的要求来取舍和随意改变。如江青说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呢？他把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的，千方百计弄了去”。而《水浒》的情节中，卢俊义上山与晁盖并无关系，晁盖死后多时，宋江才开始考虑策划卢俊义上山的问题。但对江青等人来说，原著如何写不要紧，要紧的是她说的意思，宋江拉卢俊义上山架空晁盖，联系到现实政治便是周恩来拉邓小平出山架空毛泽东。
1975年9月以后，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更大的变化，他认为“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由于健康情况的变化和体力、精力的衰退，1975年9月，毛远新担任了毛泽东的联络员，成为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沟通的中介。
从9月底到11月初，毛远新就政治形势问题对毛泽东作了几次汇报，核心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说：
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一)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二)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三)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年中各条路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七二年批极左还凶些……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毛远新还说：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了。我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远新汇报中谈的“文化大革命”评价问题，是毛泽东晚年最为关心和最为忧虑的问题，所以立即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感到，邓小平的整顿，已经导致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引起党内思想的“动荡”，这是他不能容忍的。毛泽东肯定了毛远新的看法，批评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问题的另一个触发点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宣传、文化和教育是“四人帮”集团控制较强的领域，而清华大学是毛泽东“斗、批、改”的典型，也是“四人帮”集团的一个重要基地，学校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都是“四人帮”集团的核心人物。在清华大学的领导成员中，也还有坚持正确路线的干部，他们与迟群、谢静宜存在尖锐的矛盾。
1975年8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积极向学校传达邓小平关于全面整顿的几次讲话，同企图封锁邓小平讲话的迟群、谢静宜发生冲突。长期对迟群、谢静宜不满的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的惠宪钧、柳一安和党委常委吕方正等人支持刘冰，并决定写信向毛泽东反映迟群的问题。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认为，信中“不要涉及教育问题，以免牵涉主席的教育路线。在某些问题上我们虽有看法，如基础理论教学被削弱等，但信上很难说清楚”，信上主要反映迟群的问题，“他的政治野心；他毫无党的观念；他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任人唯亲，违反党的干部政策；他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17]刘冰上书的过程均见该文。从这个过程也可以看出，即使是清华大学这样一个学校的问题，仅仅因为涉及“文化大革命”，要想解决，也非直接惊动毛泽东本人不可。即使像刘冰这样的高级干部，要“上达天听”也极为困难。为使信件能够到达毛泽东手中，刘冰找到胡耀邦，请他通过邓小平转交毛泽东。胡耀邦表示支持刘冰，但认为由他转信不符合组织原则，建议刘冰直接送交邓小平。刘冰同惠宪钧等商议，通过邓小平住宅的警卫部队，将信送交邓小平的秘书。
信送出后第九天，刘冰和惠宪钧到北京市向科教组负责人作了口头汇报，并请其转交了给北京市委书记吴德的信。
一直到10月，刘冰等的信仍然没有回音，刘冰等人商议，再次写信揭发迟群和谢静宜。刘冰于是找到教育部副部长李琦，李琦通过胡乔木将信送邓小平。刘冰等人上书毛泽东的背景是邓小平全面整顿的政治形势。可惜，他们对毛泽东的政治态度估计不足。毛泽东已经断定邓小平的整顿是试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这是他绝对不能允许的。毛泽东将邓小平转来刘冰等人揭露迟群、谢静宜的信同自己的政治判断联系起来，立即作出了强烈的反应，他作出批示：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将一封批评清华大学领导的信同对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和对自己的批评联系起来，反映了毛泽东对于这些问题的深深忧虑。
11月3日，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清华大学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精神。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清华大学开展了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对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进行批斗和围攻，刘冰等人被扣上了“反毛主席”“正在走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反党反革命”的帽子，被连续批斗。[18] “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由此首先在教育界展开。
毛泽东将清华大学刘冰的信当作重大的政治信号，也将此事的处理当作重大的政治行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和刘冰列席了会议。李昌回忆说：
会上先念了主席对刘冰控告谢静宜和迟群的信的批示，说刘冰的信(由邓小平同志转交)矛头是指向他的。江青也张牙舞爪，大肆咆哮，指责科教方面的所谓“逆风”、翻案风。接着胡乔木检讨了一番。我说，迫于科学院实验员都没有合格人干，我们办高等技术专科学校，从高中毕业生招考，违反了保送制度，犯了错误。列席会议的其他同志都没有说话，就散会了。这时，清华、北大两校“造反派”就出大字报批邓小平唯生产力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同志又被撵下了台，我们也被停职反省。[19]
刘冰的回忆更详细一些，从中可以了解当时政治局会议这个中国最高决策层会议的程序和政治斗争的情况：
差五分8点时，陆续进来了一些人，先是政治局委员们，接着，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同志来了。大家都在摆成圆圈形的两排沙发入座，政治局委员在前排，其他人坐第二排。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坐在一起。我看到这种情况，肯定这是政治局会议了，也顾不得多想，就走到第二排挨着胡耀邦同志坐下。我的前面是纪登奎同志，他转过身子同我握手，我向他问好。8时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邓副主席又传达了主席的其他一些指示后，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然后把记的两片纸放在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张春桥狂妄地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邓副主席刚回到座位上，姚文元插话说：“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副主席没有理睬他，他又指着我们问：“你们听到过没有？”我说：“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吴德立刻申明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邓副主席说：“那好吧！请毛远新给传达一下。”毛远新慢腾腾地翻开笔记本念了毛主席的批示……我已不能分辨他讲的内容。但我必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只听到邓副主席说：“讨论吧！”王洪文说话了。他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他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张春桥插话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姚文元跟着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你一言，我一语，讲个不停，时间几乎全被他们占了。江青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走动，嘴里嘟囔着，有时猛然提高嗓门，阴阳怪气说几句什么，我听不清楚，但可以看出她是给王、张、姚打气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说话。叶剑英副主席除了偶尔喝点水或用毛巾擦擦脸，一直在默默地记笔记，什么话都没有说。大约11点左右，邓副主席说：“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政治局委员陆续退席，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走在后面，步伐缓慢而坚定。从两位老人布有愁云而又严肃的面容上，我似乎感觉到他们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忧虑。[20]
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局已经明显地分为两个阵营，双方在政治上的对立无法调和。而这一次，“四人帮”集团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政治上显然处于上风。
政治局会议后，清华大学对刘冰的批判进一步升级。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召开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吴德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批示的全文，而后对刘冰等人的两封信进行批判。迟群称对刘冰等人的批判为“大辩论”，并在12月10日给中央的《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报告》中说：“我们在辩论中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我们给以充分的发言机会”；“对刘冰等人，虽然他们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我们还是坚持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但是事实上根本不允许辩论。[21]
毛泽东指示在政治局讨论“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政治局连续开会讨论，并且对邓小平进行了批评。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但邓小平婉言拒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的态度，导致对他批判的不断升级。
11月下旬，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打招呼会议”，参加会议的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人。会上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传达了毛泽东对刘冰等人信件的批示，提出：“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翻案。”对此开展辩论“是完全必要的”。
“打招呼会议”正式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四人帮”的推动下，运动从教育部门很快向其他方面推开。教育部长周荣鑫被张春桥责令检查，清华大学出现大批“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提出：
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也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22]
1976年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大辩论带来大变化》，将“打招呼会议”的精神转达到社会。1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梁效的文章《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和辽宁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不许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各重要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和转载“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使运动不断升温。
2月5日，中央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全国展开。
2月14日，中央开始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就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打招呼”。会上传达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即经过毛远新整理的毛泽东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所作的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这些谈话再次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晚年的政治思想及其错误。
毛泽东再一次重复了他对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资产阶级权利、商品经济、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错误看法。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党内的所谓“阶级斗争”问题，毛泽东说：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毛泽东重申了党内存在资产阶级的观点，并将这个资产阶级同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老干部联系起来，将资产阶级与特权现象完全混同。(www.xing528.com)
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作了评价。他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打倒一切，二是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
毛泽东批评邓小平说：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又说：邓小平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批是要批的，但不应一棍子打死。[23]毛泽东的谈话，继续坚持了其晚年“左”的错误，同时表明，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政策是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根本原因。
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认真学习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和中央文件，在此基础上“深入揭发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华国锋还说，要掌握斗争大方向，“毛主席说，错了的，中央负责。政治局认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负责。中央认为，应该划一个界限，以这次打招呼会议为界，这次会议前的问题，中央负责，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地方，应该转好弯子。这次会议后，还转不过来就不好了。这个精神同样适用于省以下各级领导。注意不要层层揪邓小平在各地的代理人。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批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在这个总目标下把广大干部、群众团结起来。在有问题的单位，注意不要算历史旧账。不要纠缠枝节问题。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但点名的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广播、登报”，对犯有错误的同志，不要揪住不放，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不搞串联，不搞战斗队。
“四人帮”集团再次利用毛泽东的错误，煽风点火、大肆活动，企图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整倒邓小平和党内一些老干部，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
张春桥多次与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谈话，提出“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并且指名攻击邓小平是“垄断资产阶级”“买办阶级”，“对内搞修正主义，对外搞投降主义”。张春桥说：“邓小平这批人，就是买办资产阶级，把中国工人的劳动成果送给人家，再把石油垄断起来，把猪肉垄断起来，完全是垄断资产阶级，比蒋介石还厉害，蒋介石垄断不了全国。邓小平路线，有些人执行得可舒服呐，思想太一致了。”毛远新也攻击邓小平“崇洋媚外，出卖主权”，“代表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江青更是到处活动。2月20日晚，江青在京西宾馆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丁盛等谈话，说：“你们都是‘上海帮’啊，你们知道吧，他们把我也说成‘上海帮’啦！”借机大搞宗派活动，并且叫嚷：“要集中火力揭批邓小平，去年他斗了我几个月。我是关在笼子里的人，现在出来了，能讲话了，我要控诉他！”
1976年3月2日，江青擅自召集12省、区负责人会议，发表了三个多小时的长篇讲话，大谈同邓小平斗争的过程，攻击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他是个大汉奸”，“邓小平完全是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我说他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
江青还说：“在捍卫主席革命路线上，我是一个过了河的卒子，我很光荣。我这个过了河的卒子，能够吃掉他那个反革命老帅，所以他首先打我。”“邓小平干我，是有政治阴谋的，是对主席。别人造谣我是武则天。”“有人写信给林彪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她是执行法家路线的。”“武则天，一个女的，在封建社会当皇帝啊，同志们，不简单啊，不简单。她那丈夫也是很厉害的，就是有病，她协助她丈夫办理国事，这样锻炼了才干的。”“诽谤吕后，诽谤武则天，诽谤我，就是诽谤主席嘛。”江青借古喻今，就是要制造由她来继承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合法性的舆论。
3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转发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同日，中央还转发了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
“四人帮”企图利用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的机会，达到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政治权力的目的。可是，毛泽东在1月下旬亲自提议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就打破了由张春桥继任总理和“四人帮”主持中央工作的美梦。“四人帮”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计划再一次受到挫折，于是继续利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政治运动，以图达到其目的。“四人帮”利用他们掌握的理论宣传工具，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主要目标是打击邓小平，在各个方面全面清算邓小平主持的整顿工作，攻击老干部，同时影射周恩来、华国锋等人，大力宣扬和散布极左理论。
教育战线是“四人帮”最初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领域，“四人帮”继续大做文章，提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学校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学校”，教育是“旧教育制度”，攻击在教育战线的整顿，提出要“粉碎这股复辟17年旧教育的右倾翻案风，彻底摧毁旧学校”。[24]
在科技战线，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回击科技战线的右倾翻案风》一文，被“四人帮”认为是又一颗“重型炮弹”。这篇文章大批所谓“专家治所”，攻击邓小平主张提拔著名科学家到领导岗位是“否定党的领导的投降主义言论”，主张在科技界也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在文艺战线，有3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的初澜的文章《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
在卫生战线，有4月1日发表于《红旗》杂志的《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等。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主要打击目标是邓小平和以周恩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干部。1976年2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一文，该文攻击说：“他们提现代化是假，复辟资本主义是真，卫星上天是幌子，红旗落地才是真意。”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并用“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作邓小平的代名词。文章还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翻案复辟的政治纲领。此后，批“三项指示为纲”的声浪甚嚣尘上。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四人帮”集团制造了“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所谓“理论”。1975年11月和1976年1月，据1977年6月5日徐景贤的交代，张春桥与上海市委常委黄涛作了两次谈话，黄涛回上海后对马天水、徐景贤等作了传达。张春桥说：“对民主革命懂得的人，革命战争结束后，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对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行了。”“民主革命能跟着干的……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他们就站到对立面去了。”“现在的阶级关系，对走资派要很好议一议，这一条不解决，要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就谈不上。”“我们党搞革命，28年，等认识统一了就结束了；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快28年了，付出了多大代价，许多人认识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
1976年2月，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期间，张春桥在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谈话时，多次提出“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观点，据徐景贤交代：“张春桥把大批老干部都说成是比老资产阶级还厉害的走资派。2月23日下午，张春桥又进一步把大批老干部都说成是‘敌人’，他提醒我们要团结对‘敌’。还特意引了柳宗元的话‘敌存灭祸，敌去招过’来启发我们，这就是要我们把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老干部都当成‘敌人’加以打倒。”
张春桥还亲自部署上海召开理论工作座谈会，讨论“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理论”。上海市委从1976年2月底到3月初召开了有几百人参加的大型理论工作座谈会，大造舆论。
江青也说：“老干部百分之七十五都是民主派，民主派发展到走资派是客观的必然规律。”
经过严密的准备，1976年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姚文元审定的池恒的文章：《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是系统论述“四人帮”集团“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代表性文章。文章说：
他们是带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来参加无产阶级革命队伍的，他们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他们在程度不同地接受党的最低纲领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时，并没有把它同党的最高纲领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纲领联系起来，他们不懂得也不准备去实现党的最高纲领，也就是说，他们的世界观并不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一个资产阶级的王国。这种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又没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得到改造；当革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向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转变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并没有随着革命的转变而转变。相反，他们的身子虽然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思想还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产生抵触，甚至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代表资产阶级，就是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老干部)如果思想还停留在旧阶段，用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和世界观来认识和对待社会主义革命，那就会代表资产阶级，就会变成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同路人到社会主义时期的反对派、复辟派，从思想停止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到搞修正主义，这不正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走过的道路吗？[25]
“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所谓“理论”，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的错误理论的又一发展。毛泽东在分析党内存在资产阶级这个问题时，曾经先后提出旧社会的残余、官僚阶级、思想上的资产阶级、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概念，而“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理论”则更进一步提出了经过民主革命阶段的党的干部“代表资产阶级”“就会变成走资派”的所谓“规律”，这是完全不顾党的历史发展和现状的政治臆说，是歪曲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的极其错误和荒谬的观点。
“四人帮”集团不顾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不顾中国革命的基本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基本事实，制造和宣扬这种“理论”，完全出于其政治斗争的需要。
尽管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部门中，老干部仍然占有相当的比例，并且掌握着主要的政治权力。这些老干部既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又有辉煌的革命历史，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这些都有助于加强老干部的政治影响力。在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中，“四人帮”集团并没有政治上的优势。为改变这种状况，“四人帮”集团既需要增大组织上的力量，也需要在意识形态上提供新的依据。张铁生在1976年1月28日来到北京大学，在讲话中提出，老干部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民主派，因而要彻底地改造领导班子，“要一个个收拾他们，采取铁的手腕”。“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的“理论”，就是有着直接的权力斗争功能的政治工具。
“四人帮”集团帮派成员的讲话直率地表明，他们的目的在于打倒党内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老干部，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展起来的极左的政治势力取而代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天安门事件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进一步升级，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发表后，在全国范围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为了给批邓制造有力的合法性依据，“四人帮”利用党报党刊发表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的言论。《人民日报》在4月10日社论《伟大的胜利》中，刊载了毛泽东的话：“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红旗》杂志第4期、第5期均在“毛主席语录”栏内登载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语录。“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批判邓小平的重头文章，如程越：《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人民日报》4月5日)、梁效：《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人民日报》4月28日)、池恒：《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红旗》杂志第5期)、梁效：《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人民日报》5月18日)、方刚：《走资派就是党内资产阶级》(《红旗》杂志第6期)，等等，造成“轰轰烈烈”的批判声势。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大肆宣扬“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错误理论，这个“理论”与“老干部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密切相关，认为社会主义革命使得阶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党内一些经过民主革命阶段的干部，思想停留在旧阶段，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变成了走资派。同时，社会主义革命削弱了党外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力量，他们不能聚集力量直接与无产阶级对抗，因此，他们认为，当社会上地主资本家名声已经很臭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和一切阶级敌人都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这样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身上。邓小平这样的人，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成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就是邓小平所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对抗无产阶级，对抗社会主义，对抗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激烈的阶级大搏斗。[26]
“四人帮”集团还对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进行清算。他们批《论全党全国工作的总纲》是“大肆兜售‘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鼓吹唯生产力论，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邓小平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批《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是“一个名为‘加快工业发展’，实为加快资本主义复辟的工业管理条例”；攻击《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是在科技战线推行‘三项指示为纲’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邓小平妄图从科技阵地‘打开一个大缺口’，否定毛主席的科研路线，篡改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反对无产阶级在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以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各地的“四人帮”帮派分子乘机大肆活动，将斗争矛头再一次指向各级党的领导干部，给党的各级干部扣上“走资派”“复辟派”“还乡团”“唯生产力论”等帽子，层层揪“邓小平的代理人”，企图制造新的夺权运动。如铁道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后，1975年整顿时受到批评的一些人乘机起来“揭发”“批判”，一些铁路单位的人从外地来京上访，冲击铁道部机关。在铁道部办公楼门口，贴出了大幅对联和标语：“横眉冷对革命派，俯首甘为复辟狂”；“打倒万里”；“揪出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万里”，“万里镇压造反派，罪该万死”等。来京上访的人高峰日竟达400多人，他们冲击机关，甚至强占部长万里、副部长刘建章的办公室，建立“联络站”，还对刘建章等进行围攻批斗。据1976年3月10日的一份内部报道说：
据了解，这些上访人员，大部分是铁道部领导去年在批派性过程中受到批判或调离的一些干部和职工。他们来部后普遍要求见部领导人，提出的主要要求：一是部领导要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并且明确表态铁道部领导在他们单位是不是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刮了右倾翻案风；二是被“刮走了”或“刮下去”的干部要恢复原职，“刮上来”的干部要重新审查；三是要见工作组负责人，有的要工作组回去听取群众的批判；四是要承认他们上访是合法的，并在食宿、交通和文具方面提供方便。
……经过十几天的工作，收到了一些效果，少部分人返回原单位，大部分人还没有走。其中的少数人，还制造事端，搞进驻，甚至围攻部工作组和部领导，使铁道部的运输和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比较突出的是兰州第一设计院和西北所(共12人)的一些上访人员闹得最凶。他们来部后，要求见部领导，刘建章副部长多次接见了他们，听取了意见和批评。他们坚持要求立即把去年在批派性中调走的吴德宏、穆文卿、吴桂荣、徐德隆、王祖让等五名干部立即调回复职。没有得到他们认为满意的答复，他们就围攻刘建章副部长两天两夜，不让刘回家，也不准去开会。后来他们又到万里部长办公室“进驻”。3月4日下午，铁道部召开在京直属机关领导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指示精神时，他们看到原西北研究所工作组组长李雨生(铁道科学院负责人)，散会时，他们就要把李揪走，在场的一些人劝解，他们不听，硬抢，便发生了推搡，他们贴出“机关干部打人”的紧急呼吁大字报，并立即给兰州设计院打长途电话，说他们挨打了，叫火速派人来支援。兰州设计院党委书记竟然完全听信，并且要组织七八十人乘飞机、火车来京“支援”，后经铁道部领导解释劝说，才没有来。但是，一连三天占据了万里部长和刘建章副部长的办公室。[27]
《毛主席重要指示》下达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大规模掀起，铁道部内部一些原来等待观望的人认为时机已到，积极参加运动，并且同外地来京上访人员串通一气，使铁道部的局势发生很大变化。运动以“批邓连万(里)”的方式，在揭发批判邓小平“右倾翻案风”的同时，联系铁道部实际，揭发批判万里的所谓错误，到处贴满大字报。天安门事件后，所谓邓小平问题性质被认定为已经变成对抗性的矛盾，运动进一步发展到铁道部领导权的争夺上。铁道部一些人借追查万里与邓小平的所谓“黑关系”，要打倒万里。6月，万里被停止了工作，铁道部的领导权被篡夺。至此，整顿给铁路部门带来的新气象被破坏殆尽，重新出现的政治动荡使得铁路的生产急剧下降。[28]
铁道部的事例，只是全国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缩影。这场运动断送了全面整顿的成果，到处出现了新的动荡和混乱。
【注释】
[1]《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北京大学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见《人民日报》1976年2月17日。
[2]见张玉凤1980年7月18日的证词，引自纪希晨等：《长沙诬告前后》，《历史在这里沉思》第二卷，华夏出版社1986年版，第199～200页。
[3]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2页。
[4]见《解放日报》1975年4月7日。
[5]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356页。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7]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第369～370页。
[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9]于光远：《“文革”中的我》，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
[10]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91页。
[1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71页。
[12]李昌：《在邓小平领导下整顿科学院》，《我经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3]李昌：《在邓小平领导下整顿科学院》，《我经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4]于光远：《“文革”中的我》，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11页。
[15]李昌：《在邓小平领导下整顿科学院》，《我经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18页。
[16]《重视对<水浒>的评论》，载《红旗》1975年第9期。
[17]刘冰：《冒险上书揭发迟群》，《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0～371页。
[18]刘冰：《我竟成了“右倾翻案急先锋”》，《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9]李昌：《在邓小平领导下整顿科学院》，《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 418页。
[20]刘冰：《我竟成了“右倾翻案急先锋”》，《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92～393页。
[21]刘冰：《我竟成了“右倾翻案急先锋”》，《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页。
[22]《红旗》1975年第12期。
[23]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9～561页。
[24]梁效：《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见《人民日报》1976年1月15日。
[25]《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见《人民日报》1976年3月2日。
[26]梁效：《邓小平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见《人民日报》1976年4月28日。
[27]新华社1976年3月10日讯：《许多铁路职工到铁道部上访影响部里运动》，引自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4～85页。
[28]张广友：《改革风云中的万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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